我见到厉有为，是《交锋》一书出版两年之后。

2000年春天，厉有为来京出席“两会”，住在京西大观园酒店。我去看望他，谈起1997年那场风波，他还是义形于色，愤慨不已。谈话间，他也披露了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幕。

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厉有为从百忙中脱身出来，有了这样一个静下心学习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他哪儿也不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两点一线，集中精力阅读、思考和写作。

厉有为阅读与写作，与实际工作结合很紧。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他想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在3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写了4篇文章。11月20日完成的第4篇文章，就是引起争议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厉有为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临毕业，党校老师建议用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班主任还决定让厉有为做论文交流。厉有为在两个学员班上宣读了论文，引起热烈反响。老师和同学都向他要这篇文章，他在送给大家的文章上加了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却激起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大风波。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北京各界广为散发。大批判文章后面，附上了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并说此文是一篇“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批判厉有为的话十分吓人: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做坚决的斗争。”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发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这个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不知为什么，《通讯》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所有发言者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既然上纲这么高，《通讯》图穷匕现了: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厉有为看到这些大批判，一下子懵了。京城的水如此之深，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不留神，就要把他这个“封疆大吏”淹没了顶。

为什么这些“理论界人士”下手如此之重？我和凌志军写的《交锋》曾经对批判者的动机做过如下分析:

一是这些人选择厉有为作为突破口，经过缜密的考虑。厉有为的官不大不小。官不大，批起来风险小；官不小，批起来能震动。这些人要的就是震动，要吸引各界眼球。二是厉有为的看法在当时有代表性，狠批厉有为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三是十五大即将召开，批判者力图通过这些舆论给中央施加压力，影响十五大决策，使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倒退。

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什么？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概要:

一、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人猛醒。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人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容。实践证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全民所有制是理想化的，不是实际占有形式。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的所有权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

四、有第三种所有制，介于公有与私有之间。它是若干私人财产的集合，组成集体财产，但不剥夺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与经营权相分离，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它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把国有企业无偿或以有价证券形式分给职工或居民个人，可称之为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通过市场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我认为私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是:第一，私有经济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律制约；第二是补充公有制不足；第三，它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问题；第五，先富起来起示范作用，可以帮后富；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七、在初级阶段，我国有以下几种生产资料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社团所有制，技术资本和经营资本入股的股份制，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以后，混合所有制会越来越多。

八、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大平台。这样，我们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不适应的地方要做适当修改。

九、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很明显，厉有为的这篇文章驳斥了风行一时的万言书的观点。这样一篇文章出自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之手，对于万言书的作者们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厉有为告诉我，当时觉得安慰的是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声援他。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召开专门会议支持他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的客厅里与厉有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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