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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蒋介石府假和谈:拖住日本侵略脚步


1168 人阅读  日期:2009-01-21 17:57:30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不能自拔,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于是开启了旨在诱降(说“诱降”,只是沿用一贯说法。笔者认为,所谓“桐工作”,是倭人坚持或部分坚持既得利益的求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重庆方面出于多方面考虑,回应了日方的这一政策,与之进行了会谈。会谈进行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而告终结。

该次谈判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底,历时近一年,日方取代号为“桐工作”。对这一事件,史界多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行为,或至少体现了其投降动向,因之而多加非议。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亦就此问题发表一下浅见。

一,日本开启“桐工作”之缘由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军方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就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1】。陆军省则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2】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日军的速决论破产,日本国力大部被消耗于中国战场而无暇他顾。战争的拖延使日本内外危机加重,因而急于结束侵华战争。开启“桐工作”,实施与中国的停战谈判,是日本面临国内国际严峻局势的一个无奈选择。

(一)战争的拖延使日本陷入多方困境

抗战进行到相持阶段后,日本国力的穷困日益表面化。1939年10月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一筹莫展:“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3】并且,陆相畑俊六也和泽田看法一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上进退维谷,疲于应付。全面侵华初期,日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日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进攻势头猛减,军队士气日衰。中国军队虽也伤亡惨重,并一度锐减到90万人,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未屈服,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落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日军“却落得100万陆军陷在大陆动弹不得的困境”【4】。在国民党军1939年11月发动冬季攻势作战后,日军参谋本部更感到“依靠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 【5】。因此,改变对华政策,由战求和,成了日本的当务之急。

2,经济上危机重重。表现在:(1),七.七事变后,日本从英美等国购进大量战略物资用于对华战争,至1939年底,已用去黄金388吨,使日本的黄金储备锐减,影响了金融的稳定,造成日元大幅贬值。

(2),由于战争的扩大和延续,日本扩大了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引起电力供应不足,这使1939年原定的军工生产计划仅完成80%,造成前方武器弹药的缺乏。限制用电及民用工厂转军用,使民用品供应紧张,部分资源被统制,社会上数十种商品被限制购买,影响了国民生活。

(3),更为严重的是1939年日本国内和华北占领区发生的旱灾,引起了粮荒,日本进入了缺粮时期。在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粮荒表现的尤为严重,市民每次的购买量被限制在二升以下。粮食问题造成民心极度不安,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任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1940年5月,每次内阁的阁议仍“总是议论米的问题”【6】。

(4),1939年7月底,美国对日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对日本也是一大打击,因当时从美国进口量占其海外总进口量的近半,其大宗战略物资是从美国进口。

3,政治上动荡不安,短短一年内,内阁四易其主。从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倒台,到1940年1月16日,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正相继组阁。这使日本难以维护政令的统一和延续性,也加剧了派系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这些情况,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普遍不满,使国民反战情绪滋长,“国内对解决事变的焦虑和国民生活上的不安弥漫着全国”【7】,加重了日军统帅部的压力。

注释:

【1】(日)矢部员治:《近卫文麼》东方1976年版,P606。

【2】(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P97。

【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6,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载于《抗日战争研究》 2000年第3期。

【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7,中华书局1981年版。

【6】同上,卷三第一分册P96。

【7】同上,P121。

(二)战争的拖延与日本的战略部署不符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制定了北进(针对苏俄)或南进(针对英美)的战略部署。“本来(日本)陆军假想的主要敌人是苏俄,海军是美国,历来是这样进行全面准备的。”对中国则“并没有作多的考虑,即使万一事态发生时,以陆海军的一部分即足可应付。”【8】

日本始终把苏俄当成其最大威胁,至明治维新以来,“一贯把防卫俄国当作自己的使命”【9】,其陆军的战略战备也主要是针对苏俄展开的。为了称霸东亚并进而称霸世界,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致书陆相建议“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俄)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到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注:此处指1920年,日本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但未得逞)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10】为此,在1932年8月,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年度计划,只是由于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其占领区统治很不稳固,才没敢对苏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 ----整体对苏战略体制根本忘了。”【11】1936年6月,日本《帝国国策大纲》把苏联列为第一敌对国,拟定国防方针“首先应倾注全力使苏联屈服” 【12】,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

之所以先从中国下手,原因有二:一是迫使中国屈服,解除侵犯苏俄时的后方威胁;再是利用中国的资源集中对付苏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指出日本的战略野心:“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13】

但是,侵华战争并非如日军方想像的“一击”即行解决,而是变成不断消耗日本国力的持久战,这严重影响了其对苏战备。到1939年底,中日开战两年多来,日本几乎倾其国力,亦未结束原定“三个月结束”的“中国事变”。对日本而言,情况还在恶化,日本若想“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14】,而军费的窘况又让陆军省计划缩减在华原本就不够用的“有限兵力”。

让日本感到紧张不安,促使其尽早结束侵华战争的,还有1939年发生的两件事:

1,诺门坎事件。1939年5-9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无疑使日本对来自苏俄的威胁倍感现实。事件发生后,日军从华北等地抽调部分兵力增强关东军,以加强对苏防备。

2,欧战的爆发。1939年4月1日,日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估计欧战的爆发“当在昭和16、17(1941-1942)年前后”,并预料“昭和17年前后将是世界性的大转折时期”【15】,期间,日本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处理“中国事变”。然而,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国际形势的转变比日方预料的提前了三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和适应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作好战争准备完全没有做到”【16】。在此情况下,阿部内阁声明对欧战不予介入,而只一心迅速解决侵华战争。

(三)对汪精卫集团不抱太大希望

日军占领南京后,1938年1月,近卫内阁声明“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对手”,以分化国民党,达到拉拢诱降亲日派之目的。该声明确也达到一定效果,使立场不坚定如汪精卫之流公开叛降。不过,更多的事实证明,近卫声明不过是一典型的日本式笑话:你不承认蒋政权,国民政府就不存在?它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就消失啦?

汪精卫投降,并未达到日本希望的结束战争、实行“全面和平”目的。先是因龙云等反对,使汪打算“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17】的愿望落空;后是“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堂等不敢赞同汪的主张”【18】。汪派方面缺乏武力和财力,这使日本疑虑:如汪再建新政府是否还“能使日华和平前进一步”【19】?并进而认识到建立汪政权“远远不能解决事变”【20】。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侵华战争,“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21】,于是日本便转而以“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22】。

鉴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形势的恶化、国力的衰退,才是日本迫切希望停战谈判的主因。因为,形势的恶化,“给战争指导当局增加了难以形容的沉重压力” 【23】;国力的衰退,“使(日本)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24】。这种情况下,“桐工作”掀开了序幕。

注释:

【8】同上,卷一第一分册P90。

【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07,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版P35。转引自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P27。

【1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601。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一第一分册P72。

【13】《毛选》合订本P476。

【14】(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P136。

【1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

【16】同上,P2。

【17】《今井武夫回忆录》,P98。

【18】同上,P108。

【19】《今井武夫回忆录》,P139。

【2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21。

【21】同上,P116。

【22】《今井武夫回忆录》,P139。

【2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册,P121。

【24】同上,P97。

二,国民政府应对“桐工作”之缘由

对日本主动发出的和谈信号,国民政府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作出了回应。结合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日方要求“和谈”作出回应,主要出于以下目的或原因的考虑。

(一)拖住日军,延缓其攻势,以期实现“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早在抗战初期,蒋即根据中日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制定了长期抗战方针,“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的胜利。”【25】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持久战几乎成了国内各阶层的共识。在此情况下,面对日本发出“和平”信号,蒋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从而拖住日军,赢得时间。对于回应日本的桐工作,蒋介石曾感慨:“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26】

(二)打击汪精卫集团,阻挠并延迟汪伪政权建立的步伐。汪叛逃后,便开始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的旗帜下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1939年间, 不但向日本提出了“计划要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作为解决时局的方策”【27】,而且又与各地伪首脑多次会晤,决定了建立伪政权的大纲。因此,蒋回应日本的“ 和谈”目的之一是借日本人之手打击汪伪势力。

(三)赢取国际支援,改变孤军作战的局面。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欧战爆发后, 美英等国更是企图加速实现“远东慕尼黑”,对日态度更加软弱,致使国民政府在1940年间面临了“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28】。为了改变此局势,争取美英等国援助,蒋需要时间促成美英对日态度的转变,以待国际局势的改善。

(四)国府内部危机严重。1940年的国统区出现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因长期对峙消耗,身心疲惫,抗战意志消沉,“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29】;经济上,通胀严重,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农村剥削的严重,使农民生活更加穷困,这“阻止了抗战物力的生产,直接损失了抗战的力量 ”,工业统制经济的实行, 也使“发展生产开发西南”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30】。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蒋没有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

三,辨析

(一)国民政府才是桐工作谈判的赢家

通过对日“和谈”,国府可说达到或部分达到了上述目的。

1,中日双方多次接触后,日本便计划“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31】。而后为了推进所谓的三巨头会谈,日本又拟在蒲圻、萍乡、监利、湘乡等地局部停战,这些无疑减轻了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压力,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持久战之目的。

2,阻挠并延迟了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日汪关系。“承认昭和15年3月30日成立的汪兆铭的新中央政府,本是日本政府的诺言,但是这项承诺由于桐工作而被拖延了”【32】,这使汪伪集团顿感“前途颇为悲观”,并“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33】,也让日汪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3,“和谈”为蒋介石赢得了国际局势好转,改变了孤军作战局面。随着德军1940年在欧洲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日本的扩张胃口被极大地刺激了,在与国民政府 “和谈”的同时,又在策划南进,以“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亚洲,驱逐欧美势力”【34】,这就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挑战,并使美国意识到如中日战争得以解决,日本将会更快实行南进。因此,自1940年起美国便开始对日实行抑制政策,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对日实行禁运,同时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这无疑于经济上的对日宣战,改善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扭转了中国军民孤军作战的局面。

注释:

【25】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P266。

【26】(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55。

【27】《今井武夫回忆录》,P114。

【28】《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的开幕词》,转引自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P664。

【29】《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779。

【30】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P279、320。

【31】《今井武夫回忆录》,P370。

【3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二册,P83-84。

【33】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P255、1940年3月2日,P265、1940年3月19日。

【34】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P144。

(二)国府回应桐工作能否说明蒋有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

1,经过数年侵华战争的消耗,日本国力已成不堪之势,这一点,连国民党中下层也认识到了。“今年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无论在财政经济、社会兵员、内政外交,都到了严重关头。...据雨农(戴笠)说,敌方铃木、今井、和知,天天在香港寻找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可以亲来重庆。我看这不足以信其为真。...陈(布雷)主任亦以为然。”【35】很难想像蒋会认识不到日本国内国际面临的严峻局势。既如此,何以在抗战初期日军占据绝对优势时蒋没有妥协,却反而在日本面临严重困境时去妥协?这与常理相悖。

2,多种资料表明,和谈工作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蒋应对“和谈”,不过权宜之计,并非诚心。当时日方部分人员即已认识到“桐工作是陆军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庆方面则是在蓝衣社首领戴笠的领导下进行的谋略工作。”【36】,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也认为:“重庆的真正意图是进行威力侦察” 【37】。

对蒋颇为熟悉的汪伪集团的周佛海则始终认为在“和谈”一事上,“日方为渝方所戏弄,恐难成功也。”【38】而周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因为“重庆主日本撤兵再讲和”【39】,且周通过询问陈果夫之弟陈肖赐获知“蒋仍坚持抗战”,并推测:“重庆目前恐尚无和意也”【40】。

应该说,蒋对日“和谈”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对日战场的考虑,他曾强调:“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41】。因此,蒋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不应是“和谈”的主要原因。

(三)“桐工作”因何终止?

1,国府回应日方的桐工作本就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敷衍手段,这从犹如儿戏般的谈判经过即可看出:

(1),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 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偷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请周佛海等审查真伪,周在日记中记载“余观所模仿蒋之签名,实不甚像”【42】。

(2),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如宋子良与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都是冒牌货。其中,假冒宋子良的是军统特务曾政忠(化名曾广),假冒章友三的是特务叶遇霖。

对此情况,周佛海说:“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并哭笑不得地说:“数月对手之真伪尚莫辨,实一笑话也。”【43】

2,蒋断定日美冲突必不可免,且已近在眼前,提高了对日“和谈”要求。

3,由于国府的敷衍,到1940年9月底,日方认为“谈判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44】而放弃“和谈”,“桐工作”宣告结束。

至于桐工作的停止是因为共军发动了“百团大战”一说,未免牵强,根本就站不住脚。蒋一直视共军为心腹大患,当中共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时,蒋认为“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党作崇为可恨也”【45】。如果说蒋真的想求和,则百团大战更使他感到共党的威胁,会增加对日和谈的积极性才是,怎么反而让他止步?持此说者可能不知道,在桐工作结束后,日外相松冈洋佑又主导了对国民政府和谈的“松冈工作”,并谋求通过德国政府进行斡旋,劝告国民政府实现和平,但重庆方面的回答仍以日方撤兵为和平前提。松冈工作于同年11底也以失败告终。

结语: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斗勇,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就“桐工作”会谈而言,国府始终在与日方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以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所谓日方的诱降,实属其一厢情愿,说成是日方坚持或部分坚持既得利益的求和,似更为客观。

附: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天石先生的《“桐工作”辨析》一文(《历史研究》2005第2期)及李维东、冯春萍《国民政府应对“桐工作”始末》一文(《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月)。

关于“桐工作”的具体经过,本文从略。

注释:

【35】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115、1940年3月2日。

【3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二分册,P83。

【37】同上,卷三第一分册,P119。

【38】《周佛海日记》,P348、1940年9月10日。

【39】同上,P348、9月11日。

【40】同上,P350、9月15日,P353、9月20日。

【41】《蒋介石秘录》,P109。

【42】《周佛海日记》,P327、7月26日。

【43】同上,P347、9月9日,P338、年8月20日。

【44】《今井武夫回忆录》,P178。

【45】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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