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强：中国人为什么不高兴？
1895 人阅读 日期：2009-03-31 18:19:21 作者/来源：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3月25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政论新书《中国不高兴》，在两岸三地引起极大关注。书中提出中国要打破西方围堵，做超强国家领导世界，触发民族主义大讨论。作者之一的宋强，也是12年前撰写轰动海内外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独家作客《听风录》，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信强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对话，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新解读。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
《中国不高兴》是两会期间出版的一本书，据说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各地热卖之中。该书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同时书的封面上，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可以说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字句。
有人说这本书是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是新世纪的续集，因为5名作者之一的宋强，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几名作者之一。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解说：宋强，1964年生于大连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广告经理和电台主任。曾经出版过政论书《中国可以说不》，也是北京电视台大型专题片《电视往事》和《北京记忆》的总撰稿人。现在是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撰稿人。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解说：宋强与多名作者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曾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见证。如今宋强再连同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和刘仰，推出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在两会期间出版，再度引起海外内的关注。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和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书中严厉批评西方国家的围堵政策，主张中国要推行强硬外交，持剑经商，做超级大国，呼唤英雄集团。
这些重磅观点，在两岸三地思想界造成很大震撼，也引起很多争议。
邱震海：好，同时跨越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到今天21世纪，回到2009年，《中国不高兴》，两书的作者，宋强先生，现在就在我们的北京巷。您好，宋先生。
宋强（《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您好。
邱震海：非常感谢上我们的节目。我首先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本书，从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到今天《中国不高兴》，从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说，您试图解决，或者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宋强：这本书，副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书的名字是《中国不高兴》，不高兴是一个通俗、易懂的表达方法。
然后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我们通俗的，把这个书做一个通俗的解读。不高兴，有对内的不高兴和对外的不高兴。对内的不高兴，在书里面已经传达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内政外交均面临挑战
宋强：对内不高兴就是说，2008年的很多的悲剧性的事件，包括一些足以瓦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这样一些事情，促使我们喊出“内修人权”这样的一个口号。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对外事务走到临界点
宋强：对外的不高兴，大家知道，这几年，特别是去年的国际局势，以及经济局势，促使中国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什么样的一个临界点？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中后期形成的，一个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走向一个比较强大的主权经济体，这样一个过程中，用一句大俗话说，中国似乎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混下去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发展呼唤大目标？
宋强：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李登辉说的，分成7个国家，可能对大家来说，是太平无事。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书里主张的，中国要建立大目标，要成为一流大国，民族集团。
邱震海：从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您可以说是主要的撰稿者。到今年《中国不高兴》您也是主要的撰稿者之一。你觉得这两本书的异同点在哪里？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可以说不》折射时代背景
宋强：这两本书的异同点，我觉得第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它的主要的价值呢，就是说不在书的本身，而在这个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我们唤起了民意？还是我们被民意所鼓舞？这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互相影响的（齐正）的关系，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客观意义，因为发出了这么一个声音，让西方也了解了，这本书不是中国政府操纵的，而是一种真实、实在的，一个强大的声音，一种信息传递。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破中有立？
宋强：应该说第二本书，有宋晓军、黄纪苏、王小东、刘仰的介入。它是在破的过程中，也尝试了去立一些东西。比如说中国的主张，中国要建立大目标，要在自己变成一个强大的主权经济体的同时，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个书里面提出了，持剑经商的这样一些观点。
邱震海：90年代这本《中国可以说不》，我们知道，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也可以说引起的巨大的争议。有的人把它称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和里程碑。这本《中国不高兴》，就您作为作者来说，您愿意看到人们也把它定义为，在新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里程碑和象征吗？
宋强：关于这个民族主义，这种定位和投射，我们一直是有所保留的。不过呢，我想就像王小东说的一句话一样，好像没有别的帽子可以戴在这个头上，我们就姑且认之。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民族主义？
宋强：我还说的第二点，就是当人们探讨民族主义的积极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时候，可能他们通常是想重点说出它的负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需要做一定的厘清。
邱震海：好，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我们换一个角度。切到上海，听听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信强先生的观点。
信先生您好。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邱先生您好。
邱震海：您怎么看刚才宋强先生的观点？就是从内政的愤懑到外交的郁闷，中国人不高兴了。那么现在中国在破的同时，要树立一个大目标，需要一个大的目标，需要出一个英雄集团，等等这些观点？
信强：这本书我是认真的读了一下，其中有些观点，应该说针砭时弊，提出的观点，相当的有力度，也是有一定深度的。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有立论无支撑
信强：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本人不敢苟同。
一是，有些观点，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于偏激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书中提出的观点，有立论，但是没有提出能够令人信服，符合逻辑的论据的支撑。还有一个感觉，也是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里面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是似是而非。有些东西乍听上去，觉得似乎有理。但是如果一深究的话，好像又感觉有一些不对头的地方。
邱震海：书上有一个小的观点，它说到中国年轻人，现在已经不高兴了。2008年整体的中国奥运，中国整体的，跟西方在奥运和西藏问题上，产生的风波是中国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现在非常的不高兴。我相信您也是70后的，也可以说在年轻人的范围之内，你怎么看中国年轻人，跟西方一种整体的关系？一种整体的情绪？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具矛盾心态
信强：应该说现在其实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西方抱持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中国过去的一些年，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在进行剧烈的一个转型期。那么我们面临一个精神上，或者说价值观上的一种失范，或者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是一种混乱。
西方本身在政治、经济上的这种强势地位，导致它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有时也是一种，非常能够强势的，处于一种高端的位置。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对西方：中国从仰视到平视
信强：那么我们过去，从民国开始，应该说对西方是一种仰视的态度。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试图平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受害者情结，或者说是一种自信，但同时又带有一种自卑的一定成分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容易对西方产生一种非常偏激，或者说不是很理性的，就体现在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历史悲情：自信与自卑兼有
信强：包括现在2008年，我看到西方抵制圣火，这些行为，我也是非常愤怒。但是并不能以此彻底的否认西方，我觉得无法得出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持剑经商也好，甚至要走向战争，或者强硬的外交政策。我觉得这应该说，是一种不是很理性的应对方法。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听听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先生的观点，您好，杜平。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您好，震海。
邱震海：从新加坡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本书，以及它的观点？
杜平：这本书，我本身没有看到。但是网上查了很多内容，基本上能够知道它大致的意思。刚才宋强先生今天也讲到了，书上一些主要的观点，我基本上清楚他想要讲什么。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新书反映部分民众情绪
杜平：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整体的，它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能够代表当下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普通的民众，或者部分青年的一些感想，它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说他们几个人，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中外交往当中，他刚才也说到，对内也不高兴。其实尤其是在内部的建设当中，值得中国人高兴的事情，确实要比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多的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应该只是把眼睛盯在令人不高兴的事情上面，而应该看到更多的，令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上面。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从作者之一宋强先生的表述，以及从信强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先生的观点来看，其实大家对中间，还是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到底如何跨越这个表层，进入问题的深层？进入梳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刚才第一步我们看到，围绕《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无论是作者宋强，还是在上海的信强先生，和新加坡的杜平先生，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意见来表达。有关所有的这些，不管是相同，还是不同的意见，我们重新请出三位，三位好。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宋强先生，作为作者之一，您听了刚才上海的信强，以及新加坡杜平先生的观点，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宋强：听到两位先生的观点，我想继续接着我刚刚阐述到的，人们认为民族主义的负面的东西，我想再多说两句。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认识民族主义正面因素？
宋强：就是说在一般的评价当中，没有什么积极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侧重于阐述它消极的一面。我在想，也不叫为民族主义申辩。我就想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容易在一种思维逻辑上，就像《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阐述到，容易陷入一种80年代的惯性，或者是我们说9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种惯性。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文艺腔：以过去思维评判当今？
宋强：这里面有一个不太起眼的章节，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章节，叫“文艺腔”。就是按照过去的惯性来评判现在的问题。比如讲到2008年，出现的火炬一代，还是抵制这种行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在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公众人物，或者是媒体的职业明星，他评判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些现象，同过去的一些不祥的历史，相勾连。我觉得就是说，显得比较简单了一点，和轻率了一点，这是第一。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界定“新爱国主义”？
宋强：第二个就是关于新爱国主义的一个阐述。新爱国主义的阐述，现在还是一些少数人私下的话题。我觉得新爱国主义的阐述，应该这么界定这个内容。
特征一：百姓自发的爱国本能
第一，它是有区别于官方立场的，是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自发、自动的一个国族认同的，这么一个本能。
特征二：以80后年轻人为主体
宋强：第二，新爱国主义，它的很重要的主体是年轻一代，80后一代，这些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现代意识的积极的贯彻者。
邱震海：对，说到年轻人，请允许我引用一下你们在书中所说的一些观点。您当时曾经说过，你说现在忧国忧民大概成为很多“明白人”，拿来嘲弄的古旧的价值，所以你要追究一种永恒的价值。而这个永恒的价值，你说在去年2008年4月份，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当中，你看到了，而且你认为，如果把这些新爱国主义运动，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我觉得并不高估。
然后王小东先生说了，他说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西方人跟中国年轻一代搞坏了关系。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还没有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凭什么要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取得我们的好感吧，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要取得你们的好感的时代了。
而且您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要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您说要讲利益就不能回避斗争，有条件决定历史再简单不过了，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何和平不能成为可能，那么我就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这是您所说的新爱国主义的范畴吗？
如何理解“有条件决裂”？
宋强：这个也包括在新爱国主义这个范畴里面，我说的有条件决裂，它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它是未来的一种可能的选项之一；其次它是前面有一个规定词，叫“有条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事实上的一些日常状态中的中西方的一些磨合，或者我们叫“日常状态下的战争”，事实上一直在发生着，然后中西方的摊牌是一直都在显现中的。
邱震海：有关这个想法，我们来听听其他两位嘉宾的意见，信强和杜平，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新爱国主义同时在这个条件下，中国有条件的，如果要跟西方发生冲突的话，可以是有条件的决裂，二位的观点怎么样的？信强。
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全面决裂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先爱国我肯定是支持，我想肯定所有人都会支持，但是对于有些观点，就是所谓的新爱国主义在书中提出来的观点，引申出来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或者说是这种判断，我个人还不是很赞同，包括像刚才宋先生讲到的，有条件的决裂。
在现代中西方的这种关系处理的过程之中，包括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已经进入这种紧密的相互依赖的互动，这么一个全球社会的阶段之中。中国跟世界的互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能再以过去那种，包括冷战，或者冷战前，那种弱肉强食，或者是你死我活的临河博弈的心态来衡量、来判断，并且以此来作为决策依据，这样的话，只能会伤人害己。
中西冲突：双方均存在问题
信强：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现在对于西方，我们是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这点我也承认，西方同样对我们也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原因一部分因为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另外一部分也是我们本身存在问题。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双方都能够比较理性的、平和的，以一种中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
宋强：信强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想讲一点，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我们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内政的愤懑在瓦解、消解我们国族认同的底线。
冷战后：丛林法则依然存在
宋强：第二，怎么去理解“有条件决裂”这个意思？是针对现在的一种，我认为是比较严峻的一个局面，确实不是说冷战的思维，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冷战的现实你说没有了就化解了，或者说丛林法则，你要从道义上去批驳它，它就自然的去消解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如果说用现实主义的目光来看待这些状况，就是说中西方撕掉温情脉脉的这种面纱，我们进行博弈的一种状况，我觉得有条件决裂，它是有它的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前提的。
邱震海：好，到底如何来看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今天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不是还等同于过去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前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当西方用傲慢对待中国的时候，到底是西方本身产生了盲点？还是在中西方沟通过程当中产生了问题？有关这个情况，我们继续请听杜平先生的意见。杜平。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震海，你好。
邱震海：你的理解怎么样？
“新爱国主义”语焉不详？
杜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宋强先生，他书上讲的那些新的名词，我觉得也不太了解，什么叫“新爱国主义”？如果说用新爱国主义来否定过去的爱国主义，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
中国外交须有现实主义思维
杜平：但如果说从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来讲，我觉得首先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应该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在外交上，也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好好正确去面对。
中国民众应降低对西方期待
杜平：那么中国民众好像对其他国家的期待，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期待，好像比较多一点，其实应该是把这个期待降低到最现实的低水平，或者是用“性本恶”这三个字来提醒自己，不能指望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更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言行，都会自动的配合中国崛起的目标，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的不现实的。所以要记住，我觉得在面对各种非议、挑衅、干扰、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民众的反应应该不是徒自伤悲。
邱震海：宋强先生，他们的书《中国不高兴》中，其实不光是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意思，同时更多的表达了一种要亮剑的这么一种精神。当中国不高兴的时候，就必须要持剑经商，要亮出自己的底线，同时要有条件的决裂。所以从宋强先生他们的观点来说，其实这正是中国用新爱国主义应该展示的某种方面。您的观点怎么样？
“持剑经商”不能成为国策
杜平：这是一种想法，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我刚才就讲到，如果你自己想强硬的话，你硬得起来吗？凭什么呢？主观上不敢，不是说主观上不敢，而是在客观上，有时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国际的现实的利益关系，考虑到自己的实力，也更要考虑到你做出“持剑经商”这样的行动，对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我觉得从基本的情绪来讲，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可能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可是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来执行外交政策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理解。
宋强：可能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
情绪化反应容易产生误导
杜平：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对于西方国家这些错误的言行感到愤怒，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本能的情绪性的反应，情绪化的反应反而也很容易被别人瞧不起，或者是被认为是一个弱者。
邱震海：好，我想讨论到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渐渐有点清楚了。当中西方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如何与西方进行沟通？双方到底如何以各自的精神面貌，各自展现在各自的面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整体的国民，中国未来的整个一个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中国国民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邱震海：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在中国崛起，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显然无论是中国内部，还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都出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于是有了《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关键问题在中国不高兴之后，我们到底如何处理跟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未来从自己国家发展来说，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么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出宋强、信强和新加坡的杜平三位先生。
三位好，宋强先生他们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上，里面明确的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大目标，而且要实现一个大目标，是要至少在民间出一些英雄集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上市的某种的大目标，我们目前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这么一种时代。
那么有关这个想法，我想先听听信强和杜平他们的观点，然后我想请宋强先生回应一下。信强，您的观点怎么样？中国未来的目标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中国需要大目标无可非议
信强：书中提出了中国需要一个大目标，这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每个国家在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战略性的目标，然后再动用各方面的资源去努力实现。但关键是书中，我感觉也并没有写出这个大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也没有提出一个真正理性可行的这种实现的方式。
中国大目标：富国强兵？
信强：中国的目标现在应该说，如果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富国强兵。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赶超西方，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的优势，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真正的跻身世界一流民族之中，应该说还是一个漫长的路程要走。
邱震海：您说的富国强兵，跟《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提出的中国需要英雄时代，您觉得有本质的差别吗？从我现在听出来，好像没有本质的差别。
富国强兵之后如何运用力量？
信强：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富国是我们追求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强兵是富国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但是你富国强兵之后，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力量，这是我觉得跟宋强先生可能有这种区别。
富国强兵不等于穷兵黩武
信强：我认为你必须要合理、理性的用一种现实的态度，去运用自己可能掌握的力量，而不是动不动就是要有条件的决裂，或者说动不动就不高兴，甚至是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这只能说是伤人害己。
邱震海：杜平，您的观点呢？宋强提出中国要有大目标。
当今中国是否需要英雄集团？
杜平：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嘛，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的大目标呢？另外一个就是英雄集团，我觉得“英雄集团”这个含义也是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英雄？谁把这些人组成一个集团呢？
信强：我也有同感。
杜平：我个人认为，中国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集体，不能一部分少数人是英雄，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英雄，不能够这么讲，当然这个新鲜的名词是很有意思的。
邱震海：好，宋强。
呼唤精英高尚停止自我矮化
宋强：这个英雄集团有很强烈的一个针对性，我想可能是中国各色人等，包括刚才信强先生也谈到了，道德沦丧、道德涣散，杜平先生也提到这个东西。我想不管是持何种立场，我们说中国现在形成一些思想格局，都认识这一点。英雄集团主要的核心意思就是呼唤一个伟大社会，希望精英高尚，也希望我们不要再以一种自我消解的文化、自我矮化的文化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国家须让百姓看到大目标
宋强：另外大目标，我觉得不是句空话，虽然书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是大线条的。但是因为一个国家，我们说我们以前有四个现代化，有翻两番，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大目标。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大目标，老百姓觉得今天这样子，或者精英集团也觉得这样子过下去很好，这个大目标老百姓感觉不到。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动员你感觉不到这种大目标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大目标的提出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它是有现实意义的。
邱震海：好，我想中国未来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中国跟西方的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定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可以说不》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不高兴》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折射了中国崛起过程当中，一部分国人的真实情绪，也可以说是思想轨迹。
这本书是否将与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一样，引起西方国家的密切关注？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似乎也并非是问题的重点。这里真正的重点在于崛起中的中国人，我们到底如何看世界，我们到底如何以一种既自信又理性的方式，审视自己、审视别人，并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希望我们今天虽然是非常简短的讨论，但是能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一些思索。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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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31 18:35:05  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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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跟什么呀！关注一下民生比什么都实在，整天整那些没用的。现在房子没着落，教育不公平，生病不敢看，我这些问题还解决不了，那有时间去爱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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