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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透视:品牌化、神化及其异化


5046 人阅读  日期:2009-4-23 18:21:16  作者/来源:陈小雅 熊剑


导论:当代“毛泽东热”,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一股文化热潮。这股热潮有什么特点?它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方?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又行使着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功能?本文将从已有的资料出发,通过对毛泽东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再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进而还原为其本人的历史脉络的分析,对当代毛热的性质与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陈小雅。笔者转载于此,供参考之:

上篇:历史上的真假“毛泽东崇拜”

在中国大陆,由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编撰的文献中,关于最近发生的“毛热”及其历史,曾有过这样一个描述: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毛泽东热’,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热’、动乱时代的‘毛泽东热’和拨乱反正岁月的‘毛泽东热’。而最近一次出现的‘毛泽东热’则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这次‘毛泽东热’同以前几次有所不同,它是自发出现的,并且很快风糜全国,波及社会各阶层……”大体来说,这个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不同时期毛热的内容、形式和内在驱动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概括起来,这些差别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1、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

2、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

3、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究其内在发动原因来说,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

4、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

一、延安整风的“人谋”与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风中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而这个“人谋”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毛泽东个人谋求夺取党内理论霸权,建立自己的“主义”,趁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伺机自立门户,与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为夺取国家政权,赢得未来国共内战的军事胜利,整合党军势力,使毛泽东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这次所谓的“毛热”,主要以党内思想理论界为运力场所,其结局,则是毛的各个时期的“政敌”向毛输诚。

众所周知,毛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身份,是中共党的“创始人”。这个身份,是由于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事实所奠定的。只不过由于这些“创始人”后来都弃党、脱党和叛党,或被党打成各色“机会主义”分子,毛成了硕果仅存的人物。

在中共权力的阶梯上,毛跻身“领导人”的行列,始于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因赞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取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当选”为中央五委员之一,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和组织部长。这是毛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此时的毛,仅以“文名”达于国共两党之间。

在1927年的中国统一战争中,这位“国共合作”战略的支持者,因领导权争夺失败,拥工农武装之力,割据一方,成为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创始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周旋中,因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谋略,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内的军事领导权。此时的毛,除“文名”之外,也具有了一定的“武名”。

中共移都延安后,毛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在党内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展开了一场争夺思想“制空权”的斗争,其间一度萌发了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梦想。

细究毛泽东的这一愿望,自然和其青年时代对“圣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但他性格中“逆我者亡”的魔鬼,使他不可能通过正常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早在1928年,那位共产国际的宠儿王明,就针对毛泽东的实践说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之后,周恩来又当面向毛泽东谈到,张闻天是党的头号“理论家”,据称,毛终于沉不住气,反唇相讥道:“什么理论家,不过是从苏联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但是,当时毛知道,如果真刀真枪地比拼,就凭自己那点家底,要问鼎这第一把交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和欲望,直到军事、政治大权到手以后,才开始借权势在这个领域大举反攻。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他终于一泄这口在胸中憋闷了多年的鸟气,对那些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教条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连狗屎都不如。人屎可以给狗吃,狗屎可以肥田,而教条既不可以给狗吃,也不能够肥田……这种充满流氓气的生动语言,使那些被长篇大论的理论报告催得昏昏欲睡的流氓无产者军人心花怒放!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说:毛泽东经营“理论家”的名号,多得力于一帮文人密友,其中几位,如陈伯达、和培源甚至就是他的秘书。从1940年始,这帮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

据王明说,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与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创立“主义”,王明是否可出让“统一战线”思想的发明权?而他在此期间大批量出笼的着作表明,他不仅收入了王明的专利,而且把由谢和庚提出的“持久战”思想,陶铸、曾志总结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周文、胡绩伟等实践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思想,统统据为己有。后因苏德战场形势逆转,中共在国际战略地位中对苏联依赖的重新加强,他不得不暂时卷起了“毛主义”的旗号。但通过“整风学习”之精神折磨,外加“抢救运动”的皮肉拷问之威慑,他确定无疑地夺得了在党内思想指导的地位。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人,被塑造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而通过这个“政教合一”的“极权化”过程,在这个微型小朝廷中,毛泽东第一次实现了早年向往的“君师一体”夙愿。

1942年2月8日,延安举行了“毛泽东日”活动,有一千多群众倾听了毛新民学会时代的战友所作“毛泽东生平”的报告。随着整风运动的所向披靡和抗战形势逆转的时不我待,历史上与毛曾有过矛盾的朱德、陈毅、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王明均先后表态输诚。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说,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

2、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

3、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

4、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

5、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

6、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

7、开始了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就连被毛泽东当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张闻天,也为自己参与塑造的这个“品牌”所折服,他宣称:“毛泽东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 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

在多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为假想敌,行将打倒之时,张闻天坦白了当时的原因:“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gcd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催生下,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中共“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被毛称为“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对毛本人“歌颂的大会”和毛的政敌们的“检讨的大会”。依靠与毛的结盟窜升到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在新党章修改报告中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言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此后,这类言论不仅在中共党内司空见惯,还为林彪接过去,作为“造神运动”和文革击败刘少奇的凭据。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致柳亚子一信,送上自己手书的《沁园春》咏雪旧作一阕,词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刊出毛泽东这首词和柳亚子步原韵所填的答词。柳词曰:念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醉,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士,绝代妖烧。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不久,重庆《大公报》也转载了两首词。同时,发表了王芸生的抨击性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对毛泽东的历史观进行批驳。随即,在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首先刊出了署名易君左的一阕步毛泽东《雪》原韵的《沁园春》和作: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益高?神明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储阿娇,住冶态妖容学折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该词将毛泽东比作杀吏的黄巢,坑兵的白起,谴责其因“一念之差”断送了国家的统一,将大好河山付断叶飘蓬。同时,讥讽毛借乱世窃国,学曹操金屋藏娇;感叹国家不幸,诗人乃兴;更痛心中国,在好不容易迎来抗战胜利之际,又要面临自相残杀的内战!——由此,将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下的道义之争,引入了文学领域。此后,以《沁园春》为表达形式,各地文人不论左中右派,围绕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民主与专制、正统与邪门等焦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单是重庆一地,就有十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据称,这场《雪》热,甚至越出了文化圈,引起了服务行业的注意。成都某酒店老板,适时挂出了“沁园春”的招牌,并在店壁上书写《沁园春》百阕,一时传为佳话。

随着国民党政府由陪都归朝,这股“《雪》热”也顺流而下,扩展到南京、上海。其中,著名文豪郭沫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一连步毛的原韵发表两首《沁园春》词。其一曰: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鸣,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在词中,词人公开指责美国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装扮成善意的和平使者,实际上以飞机大炮支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摧残民生的恶政。在第二首词中,他进一步驳斥了正统历史的观点,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是“朽木不可雕”的境遇: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嗟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1946年2月9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更是在 “《雪》热”中引进了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话题。中共从延安派往重庆慰问受伤人士的黄齐生,在沈钧儒住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出示了一首自己步毛《雪》原韵《沁园春》词,传供众览。黄词云: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兮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只解妖娆。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狗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分嬗父,走马来朝。

词人将蒋介石比作黄袍加身的宋太祖,隐射其从孙中山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国民党权柄,挂民主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实行特务政治,并诅咒其必遭天谴……

自1927年国共反目以来,双方一直在军事领域较量。要不是国家内战,日寇入侵,中共早已命断山野。对此,毛泽东亦不讳言,是日本人救了自己的命。但到了1945年,国共双方的战争,已经不限于军事领域,或者说,更重要的战场已经不在军事领域,而在政治领域,这时,文化战线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场。文人出身的毛泽东深知,所谓的政治战争,除了权术与技巧的争斗外,实际上是一个道义之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谁就将在政治的战场上操赢家之左券。而所谓道义,其实就掌握在文人的手里。而在这个领域,拥有大知识份子支持的国民党,一直是轻视小知识份子为领袖的gcd的。所以,在此之前,国统区民众接触的,都是种种红军与毛泽东与“匪”相连的印象,如:说毛是一个“无知的农民”,一个半死的“痨病鬼”,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有谣传甚至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曾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在老乡的腌菜坛子里拉屎……而毛泽东《沁园春.雪》的问世,不啻是中共在文化战线的一支奇兵。经过这场“《雪》热”,国统区的人们在对毛的文才发出惊叹之时,更倾倒于其“博大的胸襟和宏伟的气魄”。于是,有人从这场风雅论战的高下,断言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的胜败,认为,就个人魅力而言,毛远胜于蒋。在儒道情结严重者看来,毛已经具备了“圣王一体”的“理想人格”!

据称,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出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

二、倾心与赎买:“红太阳”高处不胜寒

1949年中共建国。久经战乱、渴望和平的中国人,忘记了毛对1927年以来中国内战和日寇深入中华内地的首要责任,〔13〕把和平的到来归功于毛泽东;在国民党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文化人,尚没有机会了解毛泽东的统治手段,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翻身的工农不了解毛泽东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底牌,期待许诺中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早日降临……总之,天真的中国人误以为,通过“恶”,最终可以达到“善”,而毛,就是这个“善”的代表。于是,他们用毛的象征物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表面;陕北民歌《东方红》成了第二国歌;毛泽东的——经过“品牌化”处理的——故事,被写进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于是,从那个时候出生的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文化思想专政条件下——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系列的品牌……

在五湖四海的山呼万岁声中,毛象所有喜欢在胜利面前玩弄“宿命论”的矫情的帝王一样,用一位算命先生的预言命名了中南海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他还像家中游戏似的,用自己的年龄规定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礼炮声为“二十八双响”。据说,他还在这次会议的口号清单上,亲自写下了“毛主席万岁!”

然而,那些与他厮混打磨了二十八个春秋的党的高层人士,对这个有着“极权”倾向的“巨灵”并没有放松警惕。早在进入北京之前,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至迟在1953年,随着毛泽东的精神病症的日益显露,一个“虚君共和”的不成文设想,已经在高层领导中形成。作为一种舆论准备,关于毛退休的问题,甚至被安排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1956年4月,借助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形势,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

“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影响的时候,就反转过来而影响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作为对毛权力的一种赎买手段,八大通过的党章特地为他的退休增加了一个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作为一种赎买手段,还包括默许毛——当然是在警卫部队的严密监控下——搞女人。而作为一种约束,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强迫毛泽东穿上了一套公众道德楷模的“紧身衣”:他成了一个热爱劳动的孝子,一个仗义疏财的侠客,一个对妻子怀有深情的模范丈夫,一个虚怀若谷的君子,一个礼贤下士的圣王,一个百战百胜的天才,一个人民的儿子,一个民主的斗士,一个民族的英雄,……总之,是一个中华民族美德的化身!

此后,中国人所接触到的毛泽东形象,均是接受过“品牌化”处理的毛像。

对此,毛泽东也曾有暗示:

“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戴着个假面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着假面跳。由于人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建立家庭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要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

三、文革,把毛泽东送上“神坛”

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毛热,是毛亲自部署的党内斗争新战略催生的结果。其借重资源,则是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凭藉两次“反右”斗争——形成的极左青年知识份子队伍;其战略确定,则始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

首先,在1958年夏,是康生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说法。1959年12月,他又说:“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口号是不确切的。它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60年,康生又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列主义的“最高最后的标准”。林彪主政军委以后,也开始按照康生的口径,以大学毛著运动抵制军队“正规化”的呼声。在1962年中*共*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吹捧毛的论调,还治刘少奇之身,宣示在政治上倒向毛的一边。1964年,他又在军内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了发挥毛思想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继林彪在部队大学毛著的运动之后,贺龙把这个运动引进了体育界,从此,“学习毛泽东”的热潮进一步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林彪“518” 讲话,以及周恩来、陈伯达等一系列讲话的煽动下,全国刮起了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除毛泽东本人和“黑七类”外,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佩戴毛像章,连外国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换糖纸、剪纸、邮票、钱币为乐事的人们,此时以交换、收藏、赠送毛像章为乐事。其中,以叶群收藏的,由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一万枚像章为最。各地还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这股“像章热”,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期间演为高潮。在这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各地各单位制作出的各类毛像章约达一万种。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胶六千吨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二十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胶、有机玻璃、陶瓷、萤光,,夜光,,等二十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一亿枚。

在当时的风气下,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同时,《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像基督徒必备的《圣经》一样,几乎人手一册。出门在外,人手必执“语录牌”;开口唱歌,必是“语录歌”和称颂毛的歌曲;作为男女老少咸宜的日常文体活动,人们到处跳起了“忠字舞”;毛的石膏塑像遍布各地,或供上神龛,或矗立街头,风餐露宿,据说连毛自己看了都觉辛酸……同样是模仿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一段时间内,人们每日必须对毛像作“早请示、晚汇报”;受到批评的人,都必须向毛“请罪”;“向毛主席保证”变成了宣示信用的誓言;深情怀念毛的歌曲,代替了女青年的情歌……

在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也是人们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因为错呼一句口号,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者打碎一尊石膏像,扔掉带有毛头像的报纸,写错一个字,或被发现在污染字纸的地方,,甚至背面,,有毛的名字,就有可能遭到审查、批斗、逮捕、监禁,甚至“七斤半”落地……

毛泽东被千遍万遍地祝福“万寿无疆”过后,终于在1976年他行将满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全中国如丧考妣。在我所在的单位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当台上的发言人说到要继承毛的遗志,做党的优秀女儿时,会场上先后有两名女士“嘣咚”倒地,被抬将出去……

从那时开始,我便怀疑:这种“热爱”和“痛苦”,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四、“毛泽东崇拜”的五种类型

毋庸否认的是,在中国,毛泽东无论作为帝王,还是作为解放者,他一直是工农大众阶级的代表。其中原因,我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已经谈到。同时,他也是部分中小知识份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毛泽东的身上,确实有着浓重的“克利斯马气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的诗词中。诗品专家章立凡发现,毛泽东喜用夸张笔法,大规模数量的“人口”,经常被他的笔尖随意点来,成为呼风唤雨、抒发豪情的油彩。毛泽东的游戏,也颇不“俗气”,他喜欢玩弄政治,玩弄权术,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欢直接面对人民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维护“小人物”的“权利”,到“鼓六亿人的劲”;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中大受欢迎。

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

毛泽东的这些充满“牛仔”气概的讲话,使当时代多少“60分万岁”的青年人心花怒放!毛泽东,简直是“自由之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反智主义——提供了依据。……

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在把那各级干部整得五痨七伤之后,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浅显:

“我只要求你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却以革命的名义掩蔽了更残酷的暴行,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义”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这样一部分人民群众: 

1、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  

2、在智识上,处于中、小知识份子程度;

3、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社群;

4、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

这一部分人群的特点是:  

1、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绝非“被统治”、“被团结”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

2、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

3、他们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

4、他们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

5、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大救星”;是赠送“奇迹”的“圣诞老人”,是他们的宗教偶像……一句话,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鸦片”!

6、在这种“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他们习惯了“依赖”别人的思考,依赖“大锅饭”的保障,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别人洗脑。

因此,细究文革中的“毛泽东崇拜”,当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简括而言,至少有五大种类:

其一,被迷惑、被欺骗。这其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芸芸众生,包括工农大众、军人、国家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在内的大部分人,他们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产品——“品牌毛”的直接、定点和基本受众。他们之沦为被迷惑和被欺骗的原理,大体在于单纯、天真和愚昧,有的甚至是对于权势的恐惧的转换。另一类是与毛有亲自接触者,他们可称作被毛泽东“魅力”击倒的人。心理学研究显示,一个人的所谓“魅力”,主要是由这个人的行为的“格式塔”造成的错觉。比如,一条圆弧和一条抛物线有什么不同?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力的结构与样式”不同。来自圆形的弧线显得僵硬;来自抛物线的曲线显得柔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圆形具有不变的曲率,它的圆形轨迹上的所有点,离中心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而抛物线的曲率是变化的。具有不同“格式塔”的人,就如同具有不同“曲率”的线条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简洁完美的“格式塔”给人舒服的感受,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很透明,容易相处,容易赢得周围的信任感,但这类人也很可能因为缺乏丰富性和刺激力,令人感到乏味。而具有复杂曲率的“格式塔”的人,令人不安、紧张和不愉快;但也会因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诱发人的进取心、探索欲和追求的内在张力。其中蕴含的自然状态、丰富的情感与强大的生命冲击力,即世人所称“魅力”。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人格,是藏在闪烁的目标,曲折的战略,圆滑的托词,跳宕的语言,奇诡的想像背后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干什么,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且喜怒哀乐无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便使很多人,在初次接触后,便被其迷惑或征服。

其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毛偶像的利用。这种利用,不一定是出于真心热爱和崇拜,而是理性地知道,它是当时最有效、最权威、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在自身面临危险时,它是一种“护身符”;在派性的斗争中,它是战略上的“制高点”……在各种利害关系驱动下,对偶像的忠心表白,或表白的攀比——如最后将毛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均带有“六经注我”的性质。

其三,集体无意识。在研究公众的毛崇拜现象中的“非理性”成分时,与一位心理学家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她的话,可以解释我们周遭的许多同类而不同质的社会现象:

在民主社会,人们的感觉也同样被媒体和好莱坞所操控。当你看到越是难看的女人,就越是爱显露自己的肉体时;你不应嘲笑她们没有头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人们的意识、感觉都是后天从社会上学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受潜意识和无意识操控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下面的现象: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时,年轻人狂热的景象。网上有一段录像,是美国歌星麦当娜在演唱时突然“性奋”,一把撕下自己的乳罩,对着她的歌迷们摇啊摇。那些男性歌迷们也激动地一把扯下自已的短裤,对着麦当娜摇啊摇!这二个景象是专制式“集体性高潮”,受集体无意识操控,与民主式“集体性高潮”的经典代表。

她认为,崔建的歌曲,最好地表达了大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块红布》,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的感觉是如何被人操控的。人类的制度可以转变,文明可以进步,但人类的“集体性高潮”的表达方式虽然改变,但却不能被消灭。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的被操控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不断地变化。

作为一种思考练习,我认为,这大概与青春期的性压抑和性苦闷的变态反映有关,举凡中世纪的火烧“女巫”,纳粹的“排犹风潮”,以及文革中的集体暴行,均属此类。在物理学中,大概还可以用“场”和“共振”的原理来解释。

其四,确有极少数,一般是自命不凡者,真诚地崇拜过,或崇拜着,毛泽东,但不是“品牌毛”,而是那个有着毛的活生生灵魂的“牛仔”。他们崇拜毛的“狂气”——是那种蔑视自然、藐视上帝、君临天下,动辄以大地为棋盘,以“一万年”为视野,自视有资格“为民立极”的狂气;他们崇拜毛的“傲气”——是那种三千年文明一言以蔽之,敢以数亿人的生命为赌博筹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被披了逆鳞,就要“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傲气;他们还崇拜毛的“痞气”——是那种“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在游泳池光着身子敢接见世界超级大国元首,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气……总之,他们为毛的野心、气概、思维方式、帝王权术所倾倒,为芸芸众生向他的“折腰”所倾倒,为他的不惧神灵、不信来世、不怕被后人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的、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倾倒。但却对毛的“政绩”,忽略不计!

——这后一种人,是真正的毛泽东崇拜者。

下篇:当代“毛泽东热”透视

在当代“毛泽东热”发生之前,中国曾经历过一个“非毛化”过程。而所谓的“非毛化”,其实就是毛泽东“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过程。

一、中国的“非毛化”时代  

毛泽东的“去神化”过程,是从1971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缝的逃跑——开始的。经此一役,毛泽东九死一生,已经神光蜕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毛泽东“去品牌化”的开始。经此一役,他身上的那件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多年制作和维护的“紧身衣”脱落。在皮肉乍现之际,毛的灵魂已先于肉体飞升而去。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次年1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以及同时在社会上发生的“民主墙”、民刊运动,开始了在党内及全国肃清毛的影响的进程。

作为该时代“捣毁圣像运动”的象征性行为,诗人黄翔一行在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刷下了一百多页的大字报,在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火神交响诗》后,领呼了“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应该!”“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撤除?”“应该!”的口号。自知“闯下大祸”以后,四条汉子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来到天安门广场,朝着毛像撒了泡尿。11月24日中午,他们又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刷下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无可逆转的推进,“品牌毛”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败北,而且几乎被事实所摧垮。当时,杭州的一家大学生刊物上的一句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潮状况:“偶像纷落中,纷落也成了偶像”……

1981年,文革中提升至厅局级的韶山特区被撤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乡;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挂起了“长沙市博物馆”的招牌;各地红彤彤的标语牌,被五花八门的广告所取代。

1982年,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被改为“革命领袖纪念堂”,除毛泽东遗体和展室外,那里增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生平展室。到1988年毛泽东95岁诞辰之际,这里第一次举行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展览。到场参观的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和几名不在位老人,及毛身边工作人员。在毛的亲属中,李敏全家没有前往,李讷全家与瞻仰的观众一同进入……这些活动及有关宣传,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谨慎低调的水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 

1989年5月23日中午,湖南浏阳三名青年用颜料涂污了天安门上的毛像,并在天安门洞内贴出大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到此为止,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论建构社会的地盘,仅剩下一个只有三万二千人口的南街村。人们清楚地感觉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众的社会生活。“品牌毛”的利用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品牌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复:

其一,权力到手的邓小平无心恋战。1979年的邓小平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党内集中在华国锋、汪东兴旗下的“毛派余党+非邓同盟”的压力;其二,是来自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压力。前者的压力不仅表现在当时由周恩来旧部熊复掌管的《红旗》杂志拒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还表现在邓积极促成的“理论务虚会”期间发生的一桩“恶攻”案。后者集中表现为魏京生公开写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尖锐批判了毛的独裁统治,并向邓敲响了警钟。为此,邓采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议,一方面赎买了党内“非邓同盟”,另一方面“杀鸡儆猴”,镇压了民主墙和全国的民刊运动。对此,1981年10月,邓小平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中曾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明: 

意见不同的,主要是关于毛的功过,毛泽东思想如何估价,很重要。警卫师说了一下,读了意大利人谈话,干部战士都同意。部队各组接受估价。决议如军队不赞成,是个问题。如估价不当,老工人、贫下中农通不过,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旗子丢不得,如丢了,实际否定党的历史。我党还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解放后工作中犯了很大错误、文革,……讨论中反复强调写毛的个人品质,值得慎重考虑。绝对不能把毛本人写过头了。写过了,也就是为党和国家抹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要坚持。去年所说西单墙,有一些人写大字报,只在提出四个坚持后,得到多数干部群众拥护,才把局势稳定。如决议搞得不妥,对稳定不利。

讨论中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大跃进、文革不但比斯大林严重,而且比任何剥削国家严重。如这样说,就会说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蒋介石。这个问题很大。对毛评价,不是个人问题,与党和国家分不开。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们考虑。已经讲过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外国朋友说要“非常恰当”。……

为了自圆其说,邓给毛思想作出了新的注解:毛思想不是属于毛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党的集体的,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思想。这就一方面修补了已经脱落的“品牌毛”形象,赢得了“非邓同盟”的谅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释权从“毛派余党”手中拿了过来。这就是后人所说,邓与这个党,与“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依据。但从这些内容看来,邓对毛品牌的去留考虑,主要不是出于对于这个品牌的倾心,而是担心自己的权力不稳,统治基础不牢,以及对其在有生之年实现改革事业的干扰。因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于现实政治的利害权衡,所作出的策略性考虑。 

对于这种状况,当年曾因此被推入监狱,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一个评价:

亚衣:在文章中您对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批评非常直接和尖锐,提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前提下推行社会变革,这就远远超过了文革后官方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

魏京生: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时期,只是与苏联不一样。邓小平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不砍倒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路线。他之所以不放弃毛泽东旗帜的原因,是为了继续维持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对人民的政治压迫。邓小平很精明,两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国也有“非毛时代”,这就是邓小平时代。

其二,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国内研究机构、媒体的被垄断,思想文化界将“品牌毛”还原为“真人毛”的基础工作进展缓慢。在此期间,虽然有许多出版物已经按捺不住内在的冲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著作、官方毛传和年谱、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但这种愿望受到了来自审稿制度的明显压抑,我们——企图寻找真相的人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发掘其破绽。而大部分“看热闹”的人群,只能加深对“品牌毛”的印象。

这些,就是当代“毛泽东热”得以发生的大背景。

二、当代“毛泽东热”概述  

当代“毛泽东热”,与历史上的毛热的不同之点在于,它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作为改革开放年代许多类似热潮的一个,在它的前面,有“邓丽君热”、“留学热”、“文化热”、“经商热”;与之同步或稍后的,有“琼瑶热”、“金庸热”、“气功热”、“武侠热”、“帝王戏热”、“炒股热”、“香港回归热”“奥运热”……直至最近以前发生的“超女热”和当前的“韩国片热”。就笔者个人的观察体验而言,与上述各种热潮相比,毛热干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广,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关于当代“毛热”的发生的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1988年下半年。但据笔者的接触,它的萌发却早在这年的年初——在率先偿到改革甜头的中国南海之滨的羊城,公共汽车司机们的驾驶室里,悬挂吉祥物的地方出现了毛泽东像牌。也有人发现,这次“毛热”的另一个来源,表现在出版界。在当年热卖的毛泽东画像中,至少有一种版本是出自1987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也许是这些风吹草动,使出版界人士预感到当年毛诞将出现的市场,从1988年开始,就不断有以毛为话题的新书上市,到当年底,已推出四十种以上品种。其内容广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传记、轶闻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斗争艺术、人生艺术、毛的书信、诗词、墨迹、毛的诗词颂歌专辑盒带等,发行量总计超过450万册,盒。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热也重新回潮,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导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90年代初的报导,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在中国大陆的四川、贵州、上海、陕西、北京、广东、江苏、江西,都出现了毛像章的收藏家。据上海市毛像章研究会主办的《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一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像章系列,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亲密化,大陆的这股毛热,甚至刮到了台湾。2005年9月香港《成报》一篇题为《台版,毛主席语录,卖断市》的报导称:最近在台湾的书店中,出现一本300多页的繁体字版新书《毛泽东语录》,吸引不少读者买来一看究竟。由于隔年是毛逝世30周年,这本书正掀起台湾另一波阅读话题。香港《明报》另一篇报导称:《毛主席语录》繁体字版首次在台湾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热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应热烈,出版商东观国际文化有限公司为因应市场需求已加印两次。据读者说,他们学习毛著,着眼点在于“知己知彼”——为了应付与大陆的商战。

在整个社会的“毛热”推动下。学术界的“毛热”也不断升温。除撰写专著外,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创办了研究毛思想的专业刊物在四种以上,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全国范围的毛思想研究会。到了胡温时代,随着民间“博客热”的兴起,还出现了不少纪念毛泽东的网站。有人再次提出了设立“毛泽东日”的倡议。

在普通民众中,“毛热”表现并未达到成瘾、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们的“热”表现为一种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如购买与阅读有关毛生平的书刊、毛画像及佩戴毛的纪念像章;或者到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遗迹、遗物,或者到专题网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1989年的《海南纪实》,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近距离观察,作者张京明记说: 当毛主席的老邻居汤瑞仁西装革履、当上“毛家饭店”老板的时候,她没有料到,毛主席竟又会悄悄“潜返人间”。

湖南省隆回县城,“群乐服装门市部”新添的白色横幅上写着八个红色的大字:“毛爷爷像章大展销”,再下面是两串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磁质的、钢质的、铝合金的,规格不一,品种齐全。低的每枚卖价2元,高的竟达25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渐渐“传染”了中小学生,也有极少数老年人不甘寂寞,赶此时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几十年来收集了13876枚毛泽东像章,几乎囊括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所制的产品,据说这当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时不要工钱而索取的“报酬”。经有关单位批准,今年初〔39〕他在家中举办了一个家庭“小展览”,有人参观后愿出6万元购买展品,被断然拒绝。王安廷还收集了大量古钱币和邮票,他常常用来与别人交换毛泽东像章,而像章却决不舍得换出来。

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种种迹象就出现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农民们习惯将毛主席的标准像放在神龛内,每逢节日总要奉上供品。结婚、建房时要贴毛主席像,据说是可以消灾、填堂、冲喜。有的地方甚至还建起了毛泽东庙。

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则剔除了农村的那一层传统文化的色彩。

在邵阳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蓝色的西服上缀着一枚小巧的白底浅灰色像章。我购票时笑着问道:“戴这个干吗?”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来,社会上曾流行过戴十字架、戴胸花、戴体育纪念章等等,时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人生乐趣,并无政治色彩。以戴像章为时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只是听大人说过,电视里看过。他们天真烂漫,满脸稚气,不仅不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反而认为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免费旅游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见到别人戴像章, 自己也就千方百计去搞一个戴上,甚至还进行像章比赛,看谁的像章大,色彩艳丽,从中得到莫大乐趣。

然而,仅仅用时髦二字是难以概括这股潜流的。

阵阵哀乐从副食品公司内飘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华的姑娘抛却了尘世烦恼后永远地微笑着,她曾经历了许多她这个年龄本不该经历的事情,学财会专业的她被分配到商店当了售货员,好不容易有一天经理当众答应调她到公司当会计,不料,到了最后,接到调令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们敢!”在她的灵柩前,有人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气愤地说。

令人惊奇的是,在邵阳市委招待所服务台,一幅毛主席像覆盖了原来的迎客松。旁边的对联上端正地写着:“旭日东升山河秀,光辉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画像是河南中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我请教服务员个中奥秘,她以嫣然一笑作为回答,最后还是一位干部吐露了真情:“这是一位老干部要求悬挂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唉,也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怀念五十年代,那时生活虽然艰苦点,但大家都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社会风气也好,只要是毛主席说的,不管对不对,谁敢不听?!哪象现在啊,一盘散沙,一切朝钱看。”他主张重建权威。 

在大学校园里,“毛泽东热”则表现为阅读有关毛的书籍、张贴毛的画像,业余以毛为谈论话题。一些大学生还成立了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研究小组或毛著读书会……

对于社会自发兴起的这股毛热,至少在头一个十年里,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和政工部门,是对之保留看法、并给与了高度关注的。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些人“寻找毛泽东”,有欣赏毛的“造反意识”的倾向;有些人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散布对官倒横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及造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的现状的不满情绪;有些人通过“寻找毛泽东”来否定毛泽东,否定gcd,造成与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1993年毛诞一百周年时,大概因为邓的在世,“jiang核心”依然需要用“deng思想”巩固和宣示自己的“道统”,这个重要纪念日也并未出现高规格的官方活动。到2003年毛诞110周年时,继登大宝的胡、温为聚集社会资源,在“三个代表”以外,加重对“弱势群体”的强调,公开在“deng思想”、“jiang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幡,造成一派“品牌毛”行将复辟的趋势。

三、三个浪潮:“毛热”的内在驱动力  

据笔者观察,1988年开始发自民间的这场“毛热”,基本上是围绕“品牌毛”的核心价值展开的。虽然只是表达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但就已经经历的三波浪潮来说,仍是各具不同背景和内在驱动力的。  

第一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1988—19*8*9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为先锋。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操控。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少许鱼虾,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对现实感恩,但又不放心的一种情绪表达。

而作为对这种市场先机的敏锐的适应,出版商与被冷冻约达十年之久的党史、党文化工作者,终于也盼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是借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前十年间,借邓小平之威,川菜横霸半个中国餐饮业的局面。而在那些“升学没准,出国没门,经商没本”,追赶西化潮流又没有方位感,眼看要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机缘的小商品生产者那里,这当然更是一次天外飞来的商机。——的确,这次发财机会,是“毛爷爷”给的。

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来到“瓶颈”部位,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毛时代不曾有过的贫富不均;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使许多人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代替了“大锅饭”下的“一团和气”;而那些有幸仍在“资源优化”之内的人们则惊呼,自己突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那些怀有“原教旨”情结的老干部则感叹:“出生入死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种种社会不满情绪的聚集,在改革操盘手赵*紫*阳那里曾化为一句感叹,叫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而这种“人心不古”的情势,最被动的表达方式,就是怀旧,集体的怀旧,用集体无意识表达的怀旧!正是在这种不满的积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方才出现了19*8*9年的“积极宣泄”。

第二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出现,和同期出现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历史题材热”、“气功热”,都是由于同一个历史背景——“高烧”到90度的八*九民众情绪被外界力量强行镇压后,流入地下——的曲折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托,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反主流”热潮,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它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以“面向过去而背对现在”,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当时人提到毛,大多是因为毛是邓的克星。而且毛讲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因此,它们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因为经过“品牌化”包装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户晓的,毛的语录——经过林彪的筛选——是通俗易懂、很容易掌握人民群众的;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所以是当时唯一拥有号召力,可以用来与当局进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一种“江派对”,与第二波毛热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样确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种欲望混合的表达,和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有着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确的诉求的。它基本上是社会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产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帜。它与同期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具有相重迭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情感表达。此时的毛泽东热,与历次运动——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却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 

附:毛泽东,颠覆历史的巨人!作者:决战

一篇老文章,进行了些许修订和增强。

有这样一种观点很流行:49年前的毛泽东很完美,49至56功过各半,57至76错误为主,甚至是在犯罪。

不仅老一代右派这么认为,最近的民族主义者这么认为,过去30年内很多社会主义者这么认为,甚至,在改革堕落成私有化之前我也这么认为。我曾经说过“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社会状态最理想,那时候的人民最幸福”。于是,便有这样的共识: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或1956年引退就是圣人了。但,自打4.1战机被撞、改制和物权法,现实教育了我,我的观点变了,毛泽东最伟大的时期恰恰在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前的丰功伟绩的确了不起,也很完美,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至少还有刘邦和朱元璋做得到,仍然属于历史循环的范畴。而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作为却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只有秦皇汉武的叠加方能媲美。不仅有军事革命,而且有政治革命,不仅改变经济基础,而且重整文化、人性、价值观。人民当家作主、镇压反革命、集体化、公有制、生产关系改造、反右、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大跃进、反修正、文化革命、支边、上山下乡等等,都是颠覆式的。

善良的人们还习惯于从道德是非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错了、想法好但被利用了、急了有点错误、过犹不及了、封建专权了、从来没糊涂过、高瞻远瞩等等,观点仍然认为57年后极左了,晚年以错误为主,总体是否定的。毛泽东究竟错没错呢?肯定有,大跃进没有现在批的那么严重,但的确有错误。上述判断也都有合理成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评价是比较浅薄和庸俗的,仍然停留在现实、未来、表面、形式、个人、恩怨、情绪、利益、技术等层面上,并不科学。

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历史,是五千年中华史和两千年封建史,是历史中包含的规律与逻辑。

看过一些从历史角度研究毛泽东的文章,比如炎黄春秋,主要研究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而不是毛泽东为什么要翻天覆地,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运动,冲击政治和经济制度、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击人的灵魂和文化、冲击价值和道德观念。为什么?心血来潮?不知道这种冲击必然创伤人民、官僚、知识分子的思想甚至生命?知道,毛泽东完全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完全知道混乱、苦难和误伤的发生,知道局部过了和错了知道有人在利用,或者未来的粉身碎骨,但毛泽东偏偏要这么做。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气魄、勇气、智慧和牺牲精神。成名立万是很庸俗的境界。孤独求败,无坚不摧,也还是个人诉求。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好一点,境界也不算高。为人民服务是是较好的境界,但仍旧自觉,而不是觉他,还不是普渡众生。普渡众生的境界很高了,却不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打倒自己!是否定自己。历史关于真理的证明不在当代,虚假繁荣或者戏子都能赢得掌声。

启发真理,觉醒世人,一意孤行,粉身碎骨,无所畏惧,不惧误解和恶名,耶稣一般的境界。

初一看、狭隘地看、鼠目寸光地看,毛泽东晚年的确有错,但毛泽东糊涂吗?不糊涂,毛泽东是故意的。毛泽东看到了未来,必须去“犯错误”,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因“错误”而伟大,因“错误”而完美,因“错误”而正确。为什么?毛泽东已经高于历史了,已经超越恩怨是非善恶之争了,已经进入规律之仁的境界了。此话怎讲?作为历史的巨人,毛泽东晓得的历史规律和轨迹,按照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照个人的利益和情绪办事。

与通过封建性分析毛泽东错误的学者不同,我认为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颠覆了中国的历史,埋葬了僵化的、腐朽的、腐烂发霉的、毫无生机活力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三黄五帝,周公管仲老子,孔子孙子孟子墨子荀子,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董仲舒,唐太宗、周敦颐、宋太祖、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成吉思汗、顾颜武、黄宗羲、康熙乾隆等等等等为代表人物的,一系列灿若星辰的博学鸿儒大家,政治家,与工匠、商人、农民、军人、文人、学者、专家一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与此同时,二律背反地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个顽固的、厚重的、悠久的、缠绵的、老朽的、垂死的、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的、措重复杂的、不可救药的,濒临灭亡的腐朽文化和制度,这系统,不可能产生工业,不可能产生科学,不可能自我觉醒,不经历苦难、挫折、打击、摧枯拉朽便无法新生。

如今又吹嘘孔子了,孔子也有值得吹嘘的地方,但,孔子能抵挡得住长枪大炮吗?孔子哪里有儒生,有辅助统治者的知识分子和将帅,但缺少人民民主,孔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如果君不君呢?统治者鱼肉百姓呢?怎么办?人民还要忍受吗?孔子那里有精华,也有很多糟粕,要辩证取舍。孔子瞧不起匠人,匠人是什么?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只重人文,瞧不起自然科技,工业就无法发生发展。

资本主义打过来了,工商业文明将老朽的中国冲的七零八落,中国由自以为是的老大变成东亚病夫,陷入困顿和绝望,这就是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代价。落后挨打,于是有了走出困境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用,到维新变法的体,到辛亥革命的表面轰动本质不变,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全面的自我否定,再到民国大杂烩。中国没有彻底地走出困境。民国本来有自己的机会,但是贵族出身的革命者自己却堕落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买办和附庸,历史循环,又一个王朝而已。三座大山就象天罗地网,网住了中国,无法逃脱。纷争、混战、倾轧、腐败、落后、反动,如此种种。

然后,抗日战争打败了侵略者,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了。

有这么简单吗?真的这么理想?不,不可能。外有列强,自身贫困,数千年的私有制心理,沉重的文化传统,覆灭和复辟的危险,穿新鞋走老路,几十年战争就可以改变?不过数万骨干,不过数十万党员,不过数百万军队,不过数千万饱受压迫的人民,不过数亿满怀希望热情洋溢的群众。而这部分人也是复杂的,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有些是来自地主、富农、小资、没落家族的革命者和投机分子,他们的确革命了,但革谁的命呢?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自身,辛亥革命的革命者后来不成统治者了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受压迫并不是道德和先进的标志。历史为什么循环,在于统治者的堕落。数亿群众憧憬美好的生活又能说明什么?纯洁、高尚、智慧、无私?不!即便劳动者也是复杂的、混乱的、顽固的、有历史残余的。

49年的革命不过是军事、政权、政治革命,打倒旧政权,推翻压迫者和剥削者,在新的社会,反革命、历史残余、封建卫道士、土匪、特务将如何反动复辟却是未知数。新的官员、知识分子、中间派、翻身农奴、农民、工人如何分化演变也是未知数,历史会不会循环?如何铲除历史糟粕?如何颠覆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如何粉碎已经固化淤结的精神道德文化?都是新问题,49至56年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革,57年还进行了文化上的准备,但58和59年的大跃进运动却是败了,这种失败表明,形式和表面的革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旧的传统、思维、观念、道德、信仰、价值观是新制度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妥协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妥协伤害小一些,暂时好一些,但不可避免地历史重演。老的方式方法必然导致旧的行为和局面。经过几年的思索,毛泽东选择了继续革命,毛泽东选择了亘古未有翻天覆地的模式,现在的观点一般认为文革是整人、是路线斗争、是造反有理、是反官僚主义、是打倒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是反文化反知识的,是登高远眺的,不错,这些评论都有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批判式的评价力度还小了一些。应该说文革本身还是一种反动的、极端的、人民斗人民的动荡与浩劫,给人民、官僚、知识分子、毛泽东等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巨大创伤,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痛恨并咒骂毛泽东的文革。这就是毛泽东本人所说的“不理解”“粉身碎骨”“两件大事”的道理所在吧。文革暴露了丑恶,撕裂了关系,震撼了中国,颠覆了两千年的历史,惊醒了国人。

文革是是非非,怎么咒骂,怎么批判,怎么攻击都不为过,武斗、暗算、误伤、阴谋、残暴、惨烈、摧毁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客观存在,我无意辩证这些是是非非,这里只关心历史规律,关心毛泽东对两千年来历史的颠覆式影响。中华文化曾经是极其伟大的,但到了八股文、儒教、官僚、专制、关系的明朝、清朝、民国时代,中国已经落后,已经成为一个半死的老朽了,推它不动,打它不走,一件简单的事,一个好的建议,一项合理的制度都会被章鱼般的腐朽文化、腐朽思维、腐朽的人吞噬掉,民国相对于清朝是个进步,最后也被列强、自身、传统吞没了。新中国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所以毛泽东要求革命,要求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撕裂已经腐朽的传统。不媚俗,超脱于是非之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泽东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包括封建主义、包括西方强敌、包括苏联修正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包括官僚主义,甚至包括人民自身!不错,就是人民自身!当一个系统升级的时候,不仅统治者,即便过去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也要升级。

有些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好的,目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被坏人利用了,不然,传统之下的人民也是需要改造的,不是坏蛋利用了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坏蛋。通过斗争击碎了神龛、偶像、权威、古董、宗族、观念、血缘,通过斗争拉开了过于密切的人际距离,从而斩断了大量复杂的有害的社会关系,使中国从关系和秩序的束缚下走了出来,科学化、工业化、平等化,这就是粉碎之后的重整,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这就是高于个人的无畏与智慧、这就是高于人民的民族逻辑、这就是高于现实的千年选择,这就是高于心性之仁的规律之仁,这就是深翻与埋葬,只有站在民族、历史、规律的高度上看才能看明白。

道家讲无为而治,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佛家讲不执,执则有失。毛泽东却讲颠覆,讲粉身碎骨。哪一个正确呢?不能一概而论,恰如运动与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便无须大运动,无为好一些,否则就是瞎折腾。反之,如果制度一塌糊涂,状态乱七八糟,则必须有为,否则就是袖手旁观,就是不负责任,就是丧尽天良。毛泽东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转折的时代,是扭转乾坤,走出深渊,走向光明的时代。状态由坏到好,制度从无到有。唯有斗争,唯有颠覆,唯有运动才能摧枯拉朽奠定新基础,建立新制度,开辟新纪元。陈氏太极,柔静之中有爆发力,佛教也霹雳手段。一切因事、因时、因缘而化,没有一层不变的道理。

毛泽东似乎错了,很多人曾经那么说,但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如今看来,毛泽东又众说纷纭了,将来呢?规律不讲私利,不讲情面,规律要惩罚人,谁都拦不住。文革失败了,结果也莫名其妙。究竟为什么呢?不奇怪,还是历史的规律,五千年的传统坚韧而厚重,生命的孕育不是一朝一夕,个人的精力和生命有限,毛泽东发起了进攻,却没有完成辩证继承整合提升,就个人而言是个悲剧,但历史将前行,就民族而言,必须迈过自我改造的坎,归根到底又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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