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来说，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于1989年提前结束。那一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崩溃，导致二战之后形成的冷战秩序迅速消融。笔者当年身处“欧洲神经中枢”布鲁塞尔，一边感受着近在身边的大变局，一边关注着遥远中国的命运。

再看东欧和苏联剧变

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剧变始自波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9月，波兰举行首次政治选举，共产党政权黯然下台；同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大规模暴乱，继而催生了极其血腥的政变；1990年3月，柏林墙在一片混乱中被推倒，东德共产党垮台；此后，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相继变天；1991年，苏联在兵不血刃中骤然溃散，东西方冷战由此正式盖棺；1992年，南斯拉夫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国土四分五裂，人民生灵涂炭。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欧洲共产党政权如同骨牌游戏一触即倒，堪称世界历史上罕有的奇特现象。毫无疑问，剧变的根源存在于各国自身，但加剧动荡的力量却来自外部。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落后，各国内部积聚了太多的不满与怨愤；另一方面，西方阵营持续几十年的强大政治攻势，使这些国家内部倾向西方的力量受到鼓舞。

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以变革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势力和个人，往往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主动或被动地扮演了呼应西方战略、承载西方意志的角色。不用说那些不满现状、头脑发热和盲动盲从的普通民众，就连共产体制的受益者和驾驭者，都在那股所向披靡的西化浪潮中身不由己、推波助澜。其中，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看似顺应时势，实际上是毫无方向感地随波逐流。

在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期待的新秩序并没有出现，相反，新一轮危机随之而来。政客、政党和不少民众，人人背负着充满仇恨的历史包袱，用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种族清洗行动，填补了专制政权留下的真空，要么是制造新对抗，要么是干脆自相残杀。在革命的冲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的命运并未好转。

以欧洲的这段历史作为反衬背景，隔着遥远的时空回望相同年代的中国，也许有助于我们增广视角，暂时忘却某个定论、某种成见，努力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去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始终被外部世界牵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落后，但思想界已经相当自由活跃。经过十年的开放，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广泛而凶猛地渗透到知识界和大学校园。诸如“存在主义”和“异化学说”，这些哲学理论在它们自己的故乡可能早已乏人问津，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炙手可热、如获至宝，对青年学生更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由于社会的长期封闭和压抑，加上“五四”之后反传统潮流不断泛起，中国开放之初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对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感到新奇无比，不加区分地热情拥抱，毫无保留地信奉推崇。可以说，80年代的中国在思想上是一片广阔的待开垦之地，它为形形色色和稀奇古怪的西方思潮，提供了滋生蔓延的肥沃新土壤。这是改革开放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到后来才发现过犹不及。

西方政治思潮的蜂拥而至，使原本万马齐喑、思想单一的中国知识群体，变得异常地活跃和兴奋。但是，在无条件接受外来思想意识的同时，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自身文化所该有的位置，使改革开放进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自主和独立的思想灵魂。就像当初无条件拥抱马列主义一样，中国未来蓝图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再次犯下了急于求成、舍本逐末的错误。

意识形态的辩论和不同思想的碰撞，使人们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没有自信就越要怀疑和批判，结果变得激进偏狭、愤世嫉俗。某些抽象和花哨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一些特定的人群视为自己的专有诉求。这不仅过于天真和理想化，而且也使文革之后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全民新共识开始动摇。

对于1989年北京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同的人群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与看法。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定论、学术研究和民间记忆，都是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历史碎片。当所有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图像，才不会固执己见和过于沉湎，也才有可能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并且不让历史去羁绊或牺牲未来。

为此，笔者只想补充的一点是，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生、孤立地演变。在历史的大视野之下，当年的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其内部局势的演变难以抗拒外部世界的牵引力。

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实力处于顶峰状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也是登峰造极。对于急于摆脱孤立和贫穷的中国来说，来自欧美社会的任何“政治表述”都极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只要经济形势有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会失去平衡，就会有人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西方，试图用西方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政治失衡，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定力所导致。直到今天，这样的缺陷依然没有解决，危险依然存在。

缺乏政治定力和精神内聚力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这种缺乏政治定力、缺乏精神内聚力的状态下循环往复。以清末洋务运动为起始，经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1989年，一直到眼前的2009，中国似乎一直在为别人的理论、别人的概念和别人的主张，而不知疲倦地自我折磨、自我戕害。看看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对未来方向的辨识和把握，始终都要假借于外人的眼睛和头脑，在迈出脚步之前必须借助西方的“文明棍”。

对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必须坚持的道路，但用历史长镜头看，它只是一种政策、过程和手段，不能必然导致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相反，浑然忘我的开放反而有可能使之湮没。单看有形的物质，当今中国也许确实是百年未有之“盛世”，但盛况之下却是精神空虚，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思想上的“主心骨”。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涌现了大批“思想开放”的管理者、学者和精英分子，但“思想开放”的内涵，却止于接纳某些外部事物的态度。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和民间一直喋喋不休地强调“对外开放”是何等重要，久而久之便导致全民认识出现偏差，以为最好的东西、最有效的办法统统都在西方世界。中国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之所以赶不上对外开放的步伐，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常态，但其本身并不能解释一个民族为何要存在和强大的意义，也解决不了中国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中国决策者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更多地重视“内修”，通过政治管理体制的改良与创新，来增强“政治表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振兴国家的进程具有思想内涵的定力。否则，中国就会继续成为各种外来思潮的竞逐之地，并且继续为此争吵不休、折腾不已。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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