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表述”的说服力
1510 人阅读 日期:2009-06-10 08:28:33 作者/来源:杜平
对欧洲来说,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于1989年提前结束。那一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崩溃,导致二战之后形成的冷战秩序迅速消融。笔者当年身处“欧洲神经中枢”布鲁塞尔,一边感受着近在身边的大变局,一边关注着遥远中国的命运。
再看东欧和苏联剧变
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剧变始自波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9月,波兰举行首次政治选举,共产党政权黯然下台;同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大规模暴乱,继而催生了极其血腥的政变;1990年3月,柏林墙在一片混乱中被推倒,东德共产党垮台;此后,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相继变天;1991年,苏联在兵不血刃中骤然溃散,东西方冷战由此正式盖棺;1992年,南斯拉夫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国土四分五裂,人民生灵涂炭。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欧洲共产党政权如同骨牌游戏一触即倒,堪称世界历史上罕有的奇特现象。毫无疑问,剧变的根源存在于各国自身,但加剧动荡的力量却来自外部。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落后,各国内部积聚了太多的不满与怨愤;另一方面,西方阵营持续几十年的强大政治攻势,使这些国家内部倾向西方的力量受到鼓舞。
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以变革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势力和个人,往往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主动或被动地扮演了呼应西方战略、承载西方意志的角色。不用说那些不满现状、头脑发热和盲动盲从的普通民众,就连共产体制的受益者和驾驭者,都在那股所向披靡的西化浪潮中身不由己、推波助澜。其中,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看似顺应时势,实际上是毫无方向感地随波逐流。
在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期待的新秩序并没有出现,相反,新一轮危机随之而来。政客、政党和不少民众,人人背负着充满仇恨的历史包袱,用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种族清洗行动,填补了专制政权留下的真空,要么是制造新对抗,要么是干脆自相残杀。在革命的冲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的命运并未好转。
以欧洲的这段历史作为反衬背景,隔着遥远的时空回望相同年代的中国,也许有助于我们增广视角,暂时忘却某个定论、某种成见,努力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去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始终被外部世界牵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落后,但思想界已经相当自由活跃。经过十年的开放,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广泛而凶猛地渗透到知识界和大学校园。诸如“存在主义”和“异化学说”,这些哲学理论在它们自己的故乡可能早已乏人问津,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炙手可热、如获至宝,对青年学生更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由于社会的长期封闭和压抑,加上“五四”之后反传统潮流不断泛起,中国开放之初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对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感到新奇无比,不加区分地热情拥抱,毫无保留地信奉推崇。可以说,80年代的中国在思想上是一片广阔的待开垦之地,它为形形色色和稀奇古怪的西方思潮,提供了滋生蔓延的肥沃新土壤。这是改革开放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到后来才发现过犹不及。
西方政治思潮的蜂拥而至,使原本万马齐喑、思想单一的中国知识群体,变得异常地活跃和兴奋。但是,在无条件接受外来思想意识的同时,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自身文化所该有的位置,使改革开放进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自主和独立的思想灵魂。就像当初无条件拥抱马列主义一样,中国未来蓝图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再次犯下了急于求成、舍本逐末的错误。
意识形态的辩论和不同思想的碰撞,使人们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没有自信就越要怀疑和批判,结果变得激进偏狭、愤世嫉俗。某些抽象和花哨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一些特定的人群视为自己的专有诉求。这不仅过于天真和理想化,而且也使文革之后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全民新共识开始动摇。
对于1989年北京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同的人群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与看法。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定论、学术研究和民间记忆,都是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历史碎片。当所有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图像,才不会固执己见和过于沉湎,也才有可能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并且不让历史去羁绊或牺牲未来。
为此,笔者只想补充的一点是,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生、孤立地演变。在历史的大视野之下,当年的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其内部局势的演变难以抗拒外部世界的牵引力。
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实力处于顶峰状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也是登峰造极。对于急于摆脱孤立和贫穷的中国来说,来自欧美社会的任何“政治表述”都极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只要经济形势有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会失去平衡,就会有人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西方,试图用西方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政治失衡,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定力所导致。直到今天,这样的缺陷依然没有解决,危险依然存在。
缺乏政治定力和精神内聚力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这种缺乏政治定力、缺乏精神内聚力的状态下循环往复。以清末洋务运动为起始,经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1989年,一直到眼前的2009,中国似乎一直在为别人的理论、别人的概念和别人的主张,而不知疲倦地自我折磨、自我戕害。看看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对未来方向的辨识和把握,始终都要假借于外人的眼睛和头脑,在迈出脚步之前必须借助西方的“文明棍”。
对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必须坚持的道路,但用历史长镜头看,它只是一种政策、过程和手段,不能必然导致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相反,浑然忘我的开放反而有可能使之湮没。单看有形的物质,当今中国也许确实是百年未有之“盛世”,但盛况之下却是精神空虚,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思想上的“主心骨”。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涌现了大批“思想开放”的管理者、学者和精英分子,但“思想开放”的内涵,却止于接纳某些外部事物的态度。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和民间一直喋喋不休地强调“对外开放”是何等重要,久而久之便导致全民认识出现偏差,以为最好的东西、最有效的办法统统都在西方世界。中国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之所以赶不上对外开放的步伐,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常态,但其本身并不能解释一个民族为何要存在和强大的意义,也解决不了中国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中国决策者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更多地重视“内修”,通过政治管理体制的改良与创新,来增强“政治表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振兴国家的进程具有思想内涵的定力。否则,中国就会继续成为各种外来思潮的竞逐之地,并且继续为此争吵不休、折腾不已。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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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4 16:49:11 ![]() |
[2楼]: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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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4 16:45:32 ![]() |
[1楼]:
中国就一直在这种缺乏政治定力、缺乏精神内聚力的状态下循环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