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彭德怀全传》全面记述了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内容。作者经历了30多年的广泛收集、汇总了公开出版的各种史料，并实地考察、访问，研究整理，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客观地记……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

毛泽东在庐山的住所“美庐”，原是本世纪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巴瑞女士修建的一座别墅。1928年巴瑞回国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蒋介石。1930年4月，蒋介石以其夫人宋美龄之名，亲自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园中的卧牛石上，从此人们便把这座别墅叫作“美庐”。

“美庐”是庐山千余座别墅中比较高大和豪华的一座，两层楼房全部用花岗岩砌成，二楼有可以俯瞰庐山东谷的宽大阳台和三四十平方米的大会客室。高大的卧室内光线充足，陈设考究，古香古色。当年蒋介石夫妇常来这里避暑。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便住在这里，别墅门牌编号为180。经过修葺后，庭院仍维持原貌，室内陈设也都保持中国风格，整座别墅，气氛恬静而雅致。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了，他既没有立刻对信作出评论，也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这封信，而是不动声色地让那封信在“美庐”书房内那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静静地躺了两天。

两天中，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起居一切如常。白天，人们看到他独自在“美庐”后面的松林里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悠闲地抽着烟，观赏东谷的美丽景色。晚上，有时他坐在写字台前批阅文件，有时埋头在大沙发里，翻阅派人新从山下找来的一册册线装书，仿佛生活中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其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每当要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之前，他总要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把面临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得失利弊，认真仔细地思索一番，找出他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案，才果断地采取行动。一旦决心下定，就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毛泽东从幼年时候起就养成的处事习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种遇事沉着、深思熟虑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几十年来曾使毛泽东在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从危局中挽救了党，作出过许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幸福休戚相关的英明决策。但1959年在庐山，他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之后作出的，却是一个给党的事业和他个人都带来严重损害的灾难性的决定。

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他提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常委们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提议把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参加讨论。打电话时还对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

就在同一天，会议将原来的编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成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混合编组的建议原是由“秀才”们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情况，但现在这样做当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就是为了消除彭德怀在某些小组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庐山笔记》)他摸不透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彭德怀心中隐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出于对自己行为的自信，他又想：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嘛！

7月17日上午，与会人员每人得到一份刚印出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并被告知：从即日起，结合讨论“议定记录”，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在与会者阅读“意见书”的同时，毛泽东按照他的既定计划，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

7月17日下午5点钟，毛泽东再次把“秀才”们找到“美庐”去谈话。这次去谈话的除参加7月11日晚上谈话的周小舟、周惠、李锐外，又增加了两位：胡乔木、田家英。

谈话从下午5时开始，像往常一样，乍听上去，仿佛并无一定主题，而是天南海北的漫谈。当然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先从形势谈起，毛泽东说：“总路线能有多少人拥护？我看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喽。拥护者中真正骨干有30%就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又谈到“乱”的问题。谈到1957年反右以前的情况。“秀才”们主张“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为好。”他们说社会跟人体一样，如果“乱”得太厉害，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无法治了。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泽东亮出了他历来坚持的观点。

话题转到当前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你们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本人便是一个。我是机会主义头子。”

接着，毛泽东又反复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如果以此来证明当前经济上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正常的，“秀才”们恐怕不会同意。但因没有摸清毛泽东此话的本意，所以大家没有表态，他们在细细品味毛泽东那番话的含义。

谈到由谁来主管经济工作问题，“秀才”们再次进言，还是让陈云同志挂帅好。胡乔木补充说：“少奇同志意见，也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好。”对此，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最后谈到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谈信的本身，却谈起了洛川会议。又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接着谈了洛川会议前后的经过。“秀才”们这才意识到主席是在说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表面看，毛泽东的心情是平静的，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反复说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的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谈话后毛泽东还请“秀才”们一起吃了晚饭，并以茅台酒相招待，气氛亲切而和谐。这一天彭德怀的“意见书”刚印发，从毛泽东跟“秀才”们的谈话中，还看不出立刻要发起反击的迹象。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却感到那天晚上的谈话与11日晚上的谈话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席的有些话令人捉摸不透，比如，他为什么说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要谈洛川会议？这是不是在暗示“秀才”们说彭德怀历史上有问题，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

彭德怀的“意见书”使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许多人受到启发，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小组讨论逐步深入。7月17日~22日，各组共讨论了六天，总的情况是：完全赞同和明确反对“意见书”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地方讲得重了一点。还有的同志说“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在赞同“意见书”的发言中，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他们感到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彭总说出了他们心中未能说出的话。有的“秀才”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都认为，彭总的信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很有好处。当在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他们还主动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彭总信中说的是局部、暂时现象。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有一位在中央搞工业领导工作的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受感动，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彭德怀是7月17日收到他那封信的打印稿的。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我的本意，有些不大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

在讨论中，发言是热烈的，相当多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无论是赞同或基本赞同彭德怀意见的，或是联系自己思想、工作作检讨的，态度都是真诚的，都是由衷之言，这与会议前一段的沉闷、压抑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个别同志，基于对毛泽东和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大约是7月18日，在田家英的住处，几个“秀才”谈起了彭德怀的信，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谁也摸不清。只是后来听说，毛泽东与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的时候，谈到彭德怀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不发言。”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就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三个人的发言了。他们三人都因此而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黄克诚对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完全赞同的。到庐山后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了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两头是一致的。他说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此外，他又补充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

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

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

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

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他还指出：“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上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组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认为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最系统、观点最鲜明、对问题的阐述最透彻、最深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共讲了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密，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是一篇闪耀着理论光辉、充满着科学批判精神的宣言。庐山会议开幕迄今20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张闻天发言中对“大跃进”中问题的看法，是和彭德怀完全一致的。他列举了许多说服力很强的数字和实例，说明“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巨大损失：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

“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的失调，引起很大损失。”

“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比例发展的法则……”“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

谈到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而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

“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从这些发言中不难看出，其批评的锋芒不只是指向那些搞浮夸、“升虚火”瞎指挥的省委书记们，也指向最早提出某些片面口号的毛泽东本人。可能是受到彭德怀“意见书”的启发和鼓舞，张闻天这个向来处事谨慎的理论家，在发言时竟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怕“触犯龙颜”，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非凡的勇气。张闻天不仅毫无保留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10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参谋在抄稿时错成‘有失有得’，前已说明——笔者注)。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

“当然，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民主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民主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民主”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民主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

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

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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