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谈法论道 > 正文

拆迁之殇何时了


1073 人阅读  日期:2010-01-03 10:39:51  作者/来源:于泽远 中国青年报


四川成都市居民唐福珍不久前自焚捍卫自己房屋的惨烈画面令人震撼,但唐福珍以死抗争并没有保住她的房产,只给她留下一个“暴力抗法”的官方结论。

唐福珍事件是近些年中国拆迁冲突的一个缩影。1950年代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城镇房产基本都属于国有,拆迁补偿矛盾较少。但随着房屋产权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居民维权意识的增强,尤其是随着土地的升值,拆迁所牵涉的利益越来越大,拆迁的利益相关方都奋力投入拆迁与反拆迁斗争。于是,拆迁者的“暴力拆迁”和被拆迁者的“暴力抗法”不时见诸报端,成为中国社会最常见的社会冲突之一。

但对拆迁者(往往是开发商)和被拆迁者(往往是普通居民)来说,这从来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因为拆迁者的背后,大多巍然站立着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政府。在拆迁这一并不复杂的利益链条上,地方政府的身影不但不隐晦,还常常是受益最大一方。

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78%降至44%。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其中,县乡两级财政收入不到全国总收入的20%,却要负担80%基层民生支出。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

结成“亲密战友”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原因之一。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依靠征收、出售土地维持财政运转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消灭了土地和房屋私有,名义上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城乡土地,实际上主要由地方政府支配。与企业增值税等税种大头归中央财政不同,土地出让金主要归地方财政。同时,与发展其他产业相比,卖地具有成本低、收益高、见效快等优势。因此,卖地不仅成了许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也是地方领导创造GDP政绩的一个主要手段。

“土地财政”将地方政府紧紧绑在土地开发和房产市场的战车上,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价格攀升的主要推手,因为房价越高,土地越贵,财政收入就越高。而要完成“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需要将土地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给开发商;要将土地卖出一个好价格,地方政府必须给开发商顺利开工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拔掉”拆迁中可能遇到的“钉子户”。于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不仅在开发土地、拉升房价这一共同事业中结成“亲密战友”,在拆迁斗争中,双方也团结一致,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对付少数“钉子户”。

但近几年像唐福珍这样的“钉子户”逐渐增多。2009年12月14日下午,离官方公告上的强拆期限还有一天,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村的席新柱兄弟正在家中休息,一排戴头盔、穿类似防暴服装的男子闯入大门,准备强拆。席新柱立刻将汽油洒在自己身上,并拿出打火机,让强拆人员出去,但强拆人员反唇相讥:“你点啊、你点啊。”

席新柱点燃打火机,顿时变成一个火人。强拆人员很快就将席新柱身上的火扑灭,并将他送往医院。但席新柱已被严重烧伤,他家的房子在当天下午被拆除完毕。

唐福珍、席新柱等人“自杀式维权”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暴力拆迁也引发舆论的一片谴责。2007年,经过八年的审议和争论,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当时有学者指出,这一法律的通过将为公民维护房产等私产提供强大的法律武器。但事实证明,虽然《物权法》的法律地位高于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暴力拆迁面前,《物权法》根本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几乎起不到保护公民私产的作用,《物权法》被讥讽为“无权法”。

由于征地拆迁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高层开始考虑修改拆迁条例,规范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拆迁行为,遏制暴力拆迁给社会带来的撕裂和伤害。官方媒体近来抨击暴力拆迁的声音逐渐升高,五名北大学者不久前也公开致信全国人大,要求撤销或修改拆迁条例。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北京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宣称,一旦这一新的条例正式实施,目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赖以暴力拆迁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废除。

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法学教授沈岿透露,新条例草案将包括以下内容:民众参与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时的补偿标准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评估;拆迁争端的解决方式可以行政复议或申请法院裁定;原则上禁止断水断电断气等野蛮拆迁行为;如果拆迁涉及非公共利益需要,开发商与房屋所有人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进行谈判,只要有被拆迁者不肯搬,开发商就要修改开发计划。

按照《物权法》规定,政府必须是为了国防、交通、公立医院、学校等公共利益才可以征收土地。但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以城市建设为借口大肆征收土地,与开发商联手强行拆迁房屋,漠视居民的权利,造成大量拆迁纠纷。为此,舆论呼吁,即使是为公益征收土地,政府也必须通过正常程序,在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并给予充分补偿基础上,才能进行房屋拆迁;商业性开发则必须由开发商与屋主先进行谈判,在达成协议后才能进行拆迁。只有这样的条款写入法律,才能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沈岿、王锡锌等学者强调,新的条例必须将政府拆迁与商业拆迁彻底划清界限,斩断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链,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彻底分开。在商业拆迁过程中,政府要真正地作为裁判的角色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评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政府和开发商搅在一块。 

遏制暴力拆迁

看到新希望

新的条例让人看到遏制暴力拆迁的希望。但暴力拆迁今后能否真正受到限制并不令人乐观。首先,新条例从制定到颁布实施,预计需要一年的时间,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可能会在这一年内加快征地和拆迁步伐,争取在新条例实施前尽可能获取土地开发利益;其次,即使新的条例颁布实施,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某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仍能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侵犯居民权利,甚至继续暴力拆迁。

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地发生多起以燃烧瓶和自焚等惨烈手段阻挡拆迁的事件,表明暴力拆迁确实有蔓延之势。在官方颁布新的拆迁条例之前,暴力拆迁正加紧上演“最后的疯狂”。而新条例实施后能否遏制暴力拆迁,更令人关注。

事实上,无论是《宪法》还是《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了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例如物权法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但现实却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常常遭受损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和开发商在补偿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被征收人则处于弱势地位。这与中国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私有财产得不到充分保护的传统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将来新条例使拆迁程序合法化,也未必能够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新条例将规定政府为拆迁主体。这一规定的本意是要减少开发商雇人、甚至雇佣黑恶势力进行暴力拆迁的行为。但如前所述,一些地方政府与暴力拆迁的关系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将政府从后台推到前台直接协调拆迁,是否会让地方政府拥有强力拆迁的令箭和盾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同时,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还需要公正的房产评估机构、司法介入等配套制度,这些显然不是一部新的拆迁条例能够完成的任务。

但无论如何,废除或修正被舆论称为“恶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一种进步。这不禁令人想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湖北青年孙志刚当年3月在广州被官方“收容”并遭殴打致死,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发舆论对实施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强烈声讨,同年6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办法”,代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孙志刚的死换来一部“恶法”的废止。如今,唐福珍、席新柱等人的自焚行动,也加快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的进程。或许新的条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或许消除暴力拆迁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但正是这些有时非常惨烈的拆迁与反拆迁、公权与私权的较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捍卫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滥权的重要,认识到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从而为消除类似暴力拆迁的行径累积社会基础。

由于征地拆迁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高层开始考虑修改拆迁条例,

规范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拆迁行为,遏制暴力拆迁给社会带来的撕裂和伤害。

住户刺死强行拆迁者案落幕:当事人获缓刑

本报记者 宋广辉 实习生 王晨

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4日的一纸判决,让张剑走出了他已待了400多天的本溪市看守所,重获人身自由。

10天的上诉期风平浪静,公诉机关和被告人所在方都保持了沉默。备受舆论关注的张剑杀人案件,就此“妥善”落幕。10月8日上午,张剑和母亲白艳娇赶到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向为他们代理此案的律师当面道谢。

在一群不速之客多次强行拆迁的背景下,当自己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入室殴打,家人也受到威胁时,张剑拔出了水果刀……

在部分法律界人士看来,张剑杀人犯罪但未抵命,是我国新时期拆迁纠纷中出现的首例判决。该案向社会释放出积极信号,可成为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私权的典型案例。

但住宅防卫权是否无限,在法律界仍存在争议。

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张剑冲出家门,一口气跑进了平顶山的林子里。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杀死了人,他无法判断他的刀刺在了行凶者的哪个部位。他只记得那张面孔和他的年龄相仿。当时是2008年5月14日上午8时左右。张剑离开之后,家里的房子便被夷为平地。

一大早在家里好端端地坐着,生性文弱的张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惹来这场无妄之灾。迎接他的,是一个月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

张剑是本溪市明山区东兴街道办事处长青社区22组居民,28岁,失业。他所在的社区,是本溪城区最后一片大型棚户区。2005年4月,本溪市政府下发通知,把长青社区列为该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择址建设用地,要求居民限时腾空房屋。这片棚户区改造项目通过商业开发的模式进行:本溪市华厦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厦公司”)获取了长青社区所在大片土地的开发权,盖起了名为“山水人家”的豪华别墅群。

包括张剑家在内的15户长青社区居民成了“钉子户”。他们认为在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上盖起的是天价别墅,并非公共事业,要求得到一笔合理补偿。

谈不拢,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强制拆迁,但华厦公司走的不是这条路。

2007年至2008年,华厦公司员工多次带人找这些“钉子户”的麻烦。尽管本溪市政府拆迁办2006年就明令禁止其非法拆迁,但华厦公司的员工并没有对“钉子户”们收手,他们依然打人、砸东西、强行扒房。张剑那一刀,就发生在家人被一群不速之客围攻的情形之下。

儿子拿刀捅人逃跑后,白艳娇打听得知,被刺中小腹的拆迁人员叫赵君,受雇于华厦公司。半个月后,她在辽阳找到了儿子,并带去赵君已经死在医院的消息。

2008年6月16日,在律师和母亲的陪同下,张剑到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派出所投案自首。

“补充侦查”用了4个月

2009年3月9日,本溪市人民检察院对张剑提起公诉。

起诉书称:“2008年5月14日9时许,被告人张剑在本溪市明山区天门路长青社区的家中,与前来解决动迁事宜的本溪市华夏(原文如此,应为“华厦”——记者注)集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继而厮打。在厮打中,张剑拿起炕席下的尖刀朝工作人员(被害人,男,28岁)胸部、腹部连刺数刀。”

3月底,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为张剑做代理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认为,张剑的刺杀发生在暴力侵害、并有可能继续面临暴力侵害的情况下,他是为保护私人财产免受破坏和自己及家人免受人身侵害而采取的自力救济行动,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应免于刑事处罚。

面对律师的辩护,检察官当庭发表“山水人家”项目是重点工程,是“惠民”工程,要求被拆迁人不要“漫天要价”的意见时,引起旁听席上一片议论声。

4月初的一天中午,王令接到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的电话,说本溪市有关领导对该案比较重视,决定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针对违法拆迁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相关法律规定,补充侦查法定时限为1个月,然而,张剑一案的“补充侦查”却用了4个月。

8月20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9月4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5月14日上午8时许,王维臣、周孟财、赵君、矫鸿伟、王伟等华厦公司工作人员进入张志国家居室内,躺在炕上的张剑以为王维臣等人来强行拆房,起身让妻子信艳抱孩子离开,信艳欲出屋时遭王维臣阻拦,张剑见状下地穿鞋时被其余华厦公司工作人员摁住并施加殴打,张剑遂拿起炕席下的尖刀朝赵君臀部、胸部、腹部等部位连刺数刀后逃离现场,王维臣随后调用挖掘机将张志国家房屋全部拆除。”

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张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9月21日,记者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了该案的审判员李颖。她表示,张剑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他的行为和现有证据,法院认为当天张剑遭到殴打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殴打并不是以剥夺其生命为最终目的。张剑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而刺死被害人,构成防卫过当。鉴于他有自首行为,法院决定对他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且鉴于他本人的自身情况和表现,法院认为判其缓刑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

“我并不完全满意,但能够接受。”9月21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王令表示,这一判决体现了本溪市中院在消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作出的努力。

据王令介绍,该院对张剑一案很重视,开庭时庭长和分管院长都认真旁听了庭审。判决“虽然留有遗憾,却已殊为不易”。他说,“法院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是否会成为中国的“亨利·史威特案”

在一家知名网站对该案的网民调查中,有7.5万多人(占总投票人数93.20%)认为,刺死人的张剑无罪。

“尽管张剑当时已经刺伤了赵君,但仍没有效地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继续,张家的房屋最终被强拆了。基于此,张剑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赵进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念平认为,华厦公司对长青社区“钉子户”的拆迁属于非法拆迁,张剑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现行刑法中对正当防卫规定所作的修改补充,主要立法精神是适当放宽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除原则性地规定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外,还对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这就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因此,如果过于严格限制正当防卫的认定,就违背了设立该制度的初衷和本意。

在王令看来,这是新时期拆迁纠纷中杀人没有抵命的首例案件,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至少在司法实践层面有效破解了被拆迁户自力救济的方式和程度的司法难题,敲响了暴力拆迁者的警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表示:“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把此案作为指导性案例。”

“假如说1926年黑人亨利·史威特枪杀骚扰其住宅的白人一案,无罪判决一举确立了美国的住宅不受侵害以及公民在家中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法律准则,我希望张剑案成为中国的‘亨利·史威特案’,奠定我国公民私权利法律保障的基础。”王令说,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剑案的判决,是对法治精神的有效实践,可成为我国保护公民私权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被张剑刺死的赵君也是一个受害者。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正当防卫也应当有一定限度,杀人不宜提倡和鼓励。住宅的无限防卫权,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值得人们反思的是,张剑与赵君素不相识,平时都是“好人”,为什么会出现“好人杀好人”的现象。

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对于张剑一案中出现的本溪华厦公司强行拆迁行为,本溪市政府拆迁办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这是企业行为,政府也曾向该公司下发《关于立即停止违规拆迁的通知》。张剑一案的发生,说明华厦公司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政府的法规政令。

9月21日下午,记者在本溪市政府拆迁办了解到,该办已经起草了《关于禁止违规违法拆迁的紧急通告》,即将提请市政府通过。该《通告》将明确禁止非法拆迁,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并在诸多细节上进行了强调。

有网友称,要从源头上杜绝野蛮拆迁,除了要重申公民权利外,更重要的是救济权利。这需要通过行政程序来规范权力,改变政绩考核标准等,另一方面还需要司法机关的中立,使公众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够从司法程序中获得必要的救济。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国各地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被拆迁户遭到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殴打和非法暴力拆迁时,当地政府应尽职尽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权。

相关链接:




点击查看更多评论

何珽律师、何震达律师在线 咨询电话:13957586839 | 网站域名:hezhenda.com.cn | 技术支持:何珽 | 浙ICP备080116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