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住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1953年3月，27岁的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从此将个 人命运与两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2009年9月，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自己为“幸运的人”，原因是，“不仅见证了许多 重大事件，而且还结识了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

周总理亲自安排采访

初到北京的奥夫钦尼科夫，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安顿下来。他的居住条件一般:窗上蒙着窗户纸，屋子里要 用炉子烧煤取暖。

当时，在新中国首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只有十几人，外国驻华使节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9楼举行官 方招待会时，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活动的氛围是家庭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宾的座位 相隔不过几米。

周恩来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知道奥夫钦尼科夫精通中文，于是便对这位《真理报》记者说:“你的名字太长了， 应当简化一下，不如叫欧福钦---欧洲的欧、幸福的福、钦佩的钦。”奥夫钦尼科夫欣然接受。

后来，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竟亲自为他安排了一次采访。

欧福钦回忆说，一个星期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一会儿周总理要和你通话”。周总理说:“不少外国记者要求 采访我，为什么苏联记者没有提出？您现在就来吧，我一个小时后在中南海等您，将回答您的提问。”

欧回答，那是因为，对他和同事来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是无权(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采访要求的。

他们到了中南海之后，周恩来知道他懂中文，就说:“第一个问题由您提。”他本来想问，中国什么时候恢复在联合 国的席位。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

周总理马上回答说:“对于《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来说，提出如此错误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是准备加入联合 国，我们本身就是它的创始者之一。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 复中国席位的问题。”

毛主席向他伸出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欧福钦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真理报》在一版报头位置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登载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欧福钦与另外两名驻京记者合写了通讯《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 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56年是中苏十年论战的开始之年，但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尚未恶化。苏方专门派代表 团来华出席会议，并在八大期间，每天通过飞机将《真理报》从哈巴罗夫斯克空运至北京。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回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

欧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说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以后，欧福钦在北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人民日报社的一栋楼里，房间条件很好。最重要的 是，到外地不用向外交部写申请，只需要和人民日报打声招呼---因为《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是兄弟报社。

“比如，我打个电话说很想去云南采访。他们就和自己在云南的记者取得联系。我坐飞机过去，和《人民日报》记者 一起去见省委领导，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去哪里，怎么安排汽车，谁带我们去，谁负责安全等等。”欧福钦说。

由于中文功底深厚，欧福钦往往能够与各界人士直接对话，并获得一手消息。一次，他回国休假期间，受到了主管社 会主义国家事务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后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接见。当欧福钦讲述了有关毛泽东打算不再出任国 家主席一职的消息后，安德罗波夫惊讶地表示自己尚未收到任何报告。于是，他邀请欧福钦担任自己的顾问，并允诺很多优厚 的待遇。但欧福钦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当记者。

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 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 。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 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 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 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 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 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三次采访江泽民

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江泽民的三次见面。

1956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长春一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当 年7月，该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解放牌”。

欧福钦到一汽后，厂方向他推荐了几名年轻人接受采访，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的江泽民。 欧福钦和江泽民同岁，两人很谈得来。不过，由于欧福钦在撰写稿件时将笔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辆“解放牌”如何装配上，因此 没有提到接受了采访的那位中国工程师。

欧福钦回忆道，当1990年自己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面后，江泽民打趣地说:“太遗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没用我的一句话。”欧福钦马上解释其中缘由。于是，江泽民就把自己就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给了老相识欧福钦。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年逾七旬的欧福钦成为采访此次活动最年长的记者。按计划，他将同其他17名记 者联合采访江泽民。但因江泽民公务繁忙，将接受采访改为同记者合影留念。

但当他和其他记者从江泽民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欧福钦被留下了，并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用。”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说，虽然俄中两国关系中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是双方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事实，还是存 在的，“对我们来说，中国是最邻近、最亲近的国家。”

在他看来，俄中两国背靠背地面对威胁和挑战，互为对方的战略后方；在发展问题上，两国则是面对面的，“这是很 大的优势”。他表示，目前，西方正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将中国称作俄罗斯的威胁，“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欧福钦认为俄罗斯国徽中双头鹰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在朝西方看的同时，更要关注东方，并且应当和中国一同参 与复兴古丝绸之路，“不仅将它作为交通要道，而且是能源桥梁。”欧福钦说，对于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利用伟大中国这 个邻邦的活力，来帮助我们发展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区域。”

俄罗斯前代总理披露苏联解体内幕 政府没钱了

叶戈尔·盖达尔在1992年曾当过俄罗斯代总理，当时他才36岁，可谓春风得意。但是，由于他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俄罗斯的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因此，他那“休克疗法之父”的美誉也变成了骂名。不久前，盖达尔出版了新书《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大谈苏联时期的各种困难，颇有为自己改革失败进行辩护之意。俄罗斯《独立报》在7月3日摘录了该书部分内容，介绍了当时苏联解体过程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幕。

出兵立陶宛成败笔

1990年初，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议会）选举，结果主张独立的那一方都大获全胜。

1990年，在对独立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支持独立的人在立陶宛占90％，在拉脱维亚占77％，在爱沙尼亚占90％。1990年春天，上述3国发表独立宣言，接着是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到1990年底，苏联大部分地区已拒绝服从苏联宪法。

在波罗的海地区，1987年至1988年，带头搞民族复兴和独立的是拉脱维亚，1988年至1989年带头的是爱沙尼亚，从1990年起就是立陶宛了。当时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说服立陶宛人必须维护苏联，但是没有成功。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严厉而果断地使用武力维护苏联的完整。

1990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却没能通过最终决议。

1990年底至1991年初，海湾战争一触即发，西方国家无暇顾及苏联。此时苏联的一些政治家认为，可以利用武力来解决波罗的海问题了。一家苏联报纸是这样描述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的事件的:“1月7日向立陶宛空投陆战部队，1月8日部队开始保卫新闻大厦和其他一些设施……”

在苏联向立陶宛出兵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地方议会以及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列宁格勒（现改名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纷纷谴责苏联军队在立陶宛的举动。另外，一些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出兵，并要求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

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也表示了强烈抗议。戈尔巴乔夫当时曾经对局势作了这样的描述:“到处充满火药味。”

缺钱使苏受制于人

1991年，苏联已经面临重重危机。金融危机、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这些都迫使印钞机加速运转。当时苏联的钞票发行量创造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同时，政治危机也愈演愈烈，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一些国家过去曾表示愿意就苏联债务问题签订协议，然而到了1991年，这些国家都对此变得谨慎起来。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想用政治作交易换取一些资金，例如答应与韩国建交，以换取其5亿美元的贷款。

甚至还发生这样的事:政府竟然在未经储户同意的情况下提取单位和公民存在对外经济银行的外汇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国外出版书籍而获得的外汇（当然，他本人也许不知道此事）。但是，外汇仍不够用。

苏联的涉外银行无法按时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不少轮船因拖欠货款和停泊费用而被扣押在外国港口。当时政府各部门之间往来信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国外的苏联专家怎么办？因为没钱给他们发工资，也没钱让他们回国。

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1991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低了头

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

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上书戈氏:“这一次您必须作出选择:一是您坦率地说，不能容忍一寸土地脱离苏联，要采取包括动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二是您承认，这是个中央无法控制的悲剧性事件，您需要谴责那些使用武力和造成人员伤亡的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

1991年，发生了煤矿工人大罢工事件。罢工工人要求总统辞职。罢工导致煤炭减产1500万吨。

在强大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决定与1991年1月对立陶宛动武事件划清界限，这实际上是发出了明确信号: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成为既成事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无奈之举，因为严重的财政危机限制了苏联政权的自由行动。

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无法用武力保住整个苏联了。

1991年3月至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共识，准备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随后举行的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在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作出重要让步，同意把苏联的国名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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