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王洪文

时势造就了像王洪文这样的“英雄”。他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会上，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座席的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竟坐着一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正襟危坐，一脸平静地望着台下，似乎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人们仍能看得出：小伙子有些紧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宣布大会开始。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之后，那个不知担任什么职务的年轻人也拿起讲话稿，慢条斯理地念起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们于是猜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可能来头不小呢！果然，预料被证实了。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会议发出公报：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

人们迅速搜寻记忆中的高层领导人政治档案。这个王洪文是谁？怎么升得这么快？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王洪文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他具有极强的参

与政治的欲望。从军队复员以后，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和党员这两项条件，在国棉十七厂混个不错的工作，最起码也得是坐办公室。入厂那天，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地找到厂党委办公室。他根本没想到，厂里竟决定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气坏了，对厂党委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好脱下自己还没穿几天的军官服，穿上一件蓝色工作服，整天与满是油泥的机器打交道。1960年，厂党委决定调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工厂由于缺乏原料不能开工，于是厂里决定派一批人到崇明岛去开垦农田，支援农业生产。这次本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却再次引起了王洪文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厂党委是整他。他整天吊儿郎当，不事稼穑，却在岛上打鸟、钓鱼、捉蟹，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又回到上海。1964年，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当保卫员。

在这一时期，王洪文对于厂党委、对于现存政治体制已经强烈不满。他对于政治有着过度的野心和欲望。虽然现在他已当上了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是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阻止了他再往上爬的道路。再加上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王洪文不再是现在的王洪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个歪戴帽、斜叼烟走在大街上的痞子，但绝不会像他后来表现的那样丧心病狂，张牙舞爪，直至被时代的飓风挟持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和疯狂迅速波及全国。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率先在校园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这份大字报在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份大字报。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大字报分为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在大字报上方，还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强烈反响，厂子里的工人都议论纷纷，生产受到影响。而王洪文则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印制、张贴了许多海报，大造舆论声势。海报上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10日黎明，天上飘着细雨，在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造反派”，他们成群结队地往上海火车站涌去。在车站，王洪文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驶往郑州的火车，原定于晚上23点开车。经过王洪文交涉，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时就启动了。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驶，王洪文和造反派们的心里不禁窃喜。这时，上海市委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辆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果然，“69次特快”通过南翔之后，速度忽然放慢，慢慢停在嘉定县境内的小站安亭。透过车窗，王洪文看到火车慢慢倒开，退入一条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随即锁上。火车停下的地方，除了一堆木材、一堆煤，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境内！王洪文恼羞成怒，他感到自己上了上海市委的圈套。他跟部下商量之后，决定拦车北上。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决定拦14次特快，因为这趟车速度快，而且许多首长和外宾也经常乘坐。中午12时零2分，14次特快开过来了。王洪文急忙指使部下行动：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掉上衣，使劲甩打。火车上的司机莫名其妙，一个急刹车列车停了下来。王洪文带头跑上铁轨，挡住火车。一会儿，轨道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王洪文找到列车长，要求把他们乘坐的火车挂在14次后面。列车长当即拒绝了，因为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警告面前的年轻人：“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快！”

“我们拦的就是你这14次特快！”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

14次特快进不得，退不得，只好停在那儿。这下，沪宁线的交通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的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但安亭一带恰恰是单线。这样14次列车等于卡住了沪宁线的咽喉。于是，一列列客车、货车无法运行，全国交通也受到很大影响……

消息很快传到千里之遥的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得知，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率领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数千造反派工人，在北上北京状告上海市委的行进途中，被搁置在安亭附近。“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讨论，决定派张春桥到上海去解决这件事。这是因为他不仅在中央任职，而且还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此人，阴险毒辣，他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排名在陈丕显、曹荻秋之后，因而早就想打倒以陈、曹为中心的市委，自己取而代之。“安亭事件”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在乘飞机前往上海的过程中，盘算着怎样才能达到目的。11日夜10时，他到达上海机场，接着直奔安亭。在这里，他看到了那位带头拦车卧轨的年轻人。

“春桥同志，这是王洪文同志。”

他马上热情地伸出手。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并不多说话，而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

“呵，你好，你好。”

……

寒暄片刻，谈判开始。张春桥希望工人造反派们回上海，这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那个小潘却锋芒毕露，找出种种理由，非要坚持北上。张春桥心里直着急，他并不反对他们造反，只是他希望回到上海，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

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王洪文发话了：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立即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心里正高兴，王洪文接着说：“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听着王洪文侃侃而谈，不由得暗地里称奇。他没料到这个年轻人竟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不像小潘那样一味提要求，而是先主动退一步，然后抓住问题实质，寻找突破口。正所谓能者治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王洪文的要求既解除了“工总司”的后顾之忧，又达到了北上的目的。不仅与张春桥要达到的打倒上海市委的目的一致，而且王洪文高度的谈判技巧，使张春桥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他们两个开始合作联合，“并肩作战”。12日上午，张春桥在安亭对造反派们发表讲话，王洪文则站在他的身边。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谦虚”一番后，言归正传：“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北京，尽快回到上海，就地闹革命！”

会场上开始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这时，王洪文以“工总司”司令的名义讲话了：“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又马上接腔：

“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后，如果有谁因为这件事受到责难、打击，你们可以来找我张春桥！”

王洪文看到时机已到，于是发出号召：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应该听从春桥同志，立即返回上海！”

于是，这支北上的告状队伍喧闹着，又掉头向东了。

到了上海以后，13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并当场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从而使曹荻秋及上海市委陷于被动。此后张春桥与王洪文互相支持，利用“工总司”造反派们的力量，一步步地把曹荻秋、陈丕显打倒。另一方面，王洪文又利用自己“工总司”司令的特殊地位以及张春桥的支持，剪除异己，把一些不服从自己的造反派力量统统打垮，从而使自己成为上海滩上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渐渐地，被糟蹋得毫无生气的上海市居然出现了秩序。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王洪文豪情满怀：“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1967年2月5日，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依次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春风得意，志满意得，脸上露着春天般的笑容。

在张、姚发言之后，王洪文大步流星地奔向发言席，他已经对这个职位窥视好久了。他以高亢的声腔，读着“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后来，王洪文面对记者“豪情满怀”地说道：“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毛泽东反对，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并未日见太平。由于“革委会”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因而社会上反对“工总司”及“革委会”的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刚刚成为上海市第三号人物的“工人领袖”王洪文，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镇压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在这许多次的群众武斗中，其中尤以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血洗“联司”(“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的事件最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这一天，“工总司”工人在王洪文率领下，带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直奔“联司”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据目击者后来回忆这次事件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10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面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650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14万元。”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在受审判时承认说：“……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转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动4万人，实际上去了10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王洪文用别人的血为自己洗清了向上爬的道路。在上海，张春桥是天，姚文元是地，他王洪文就是老三。由于张、姚经常呆在中央，王洪文实际上成了上海的“王”。他时刻不忘紧跟张春桥他们走，由此就打开了通往中央的道路。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终于当上代表，并且成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4月1日，大会开幕，王洪文身穿一身没有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的军装，拘谨地坐在台上，脸上丝毫看不出上海滩流氓的痞子气。中共“九大”是一次“庆祝”和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大会。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发言之后，各个方面的典型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作了发言。他一脸庄重，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想，表了决心。这是王洪文第一次站在中央的主席台向全国和世界亮相，这次发言使他顿时成为大会的新闻人物，知名度迅速波及全国。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此后，王洪文鸿运高照。他深深知道，自己所以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员迅速升到中共中央委员的高位，离开江青、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张春桥就是他晋级升官的阶梯，王洪文于是就自觉地把自己同张春桥的命运捆绑在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以江、张、姚的能量，让王洪文当个中央委员还可办到，而搞个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恐怕就非他们力所能及了。王洪文根本没有想，自己火箭似的升官很快就超过了他的“保护人”，还引起他们的嫉妒与羡慕。这一次，火箭发动的推动力可要大得多了……

毛泽东开始对王洪文发生兴趣，但他却浑然不觉。做了副主席，王洪文开始显山露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心里受的打击很大。林彪的背叛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嘲弄，而且还是对毛泽东选接班人能力的一次羞辱。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都不太好。这些天，张春桥经常往中南海跑，尽力接近毛泽东，渴望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接班人。

“王洪文写文章怎么样？”有一天，毛泽东在闲聊中忽然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春桥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毛泽东在注意着王洪文，可能要选他做接班人。

果然，过了不久，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

毛泽东是怎么对王洪文感兴趣的？在这以前，他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王洪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67年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过这时毛泽东不可能注意到他。后来，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夺权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倒是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称赞“工总司”等起草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求全国报纸转载，电台播送。据说，在“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王洪文非常注意。在王洪文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集团试图暗害毛泽东的危急时刻，王洪文走进毛泽东停在上海的专列，表示自己的忠诚之心，并做好了保卫的准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注意王洪文的，似乎已成了历史之谜。但是王洪文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觉。1972年9月7日，他乘飞机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

说是来学习，但王洪文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刚开始，“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许多马恩列斯的选集。但他似乎没有读书的“雅兴”。他散漫惯了，习惯不了中央机关严肃刻板的日常工作。他也不习惯这儿的作息时间：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起来后接着看文件。吃过晚饭后，开始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午夜开始办公。直到清晨，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才停止工作。吃过早饭，拉上窗帘，然后睡觉。

很快，王洪文知道了实情。1973年的5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这说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终于下决心，对王洪文投了信任票。于是此后，王洪文更是显山露水了。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会议，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在会上，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筹备委员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公开显露出来。他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另一边是周恩来)，这无疑是在向外界宣布他已成为党内仅次于毛、周的第三号人物。当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王洪文开始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念道：“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修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活，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王洪文结束了讲话。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泽东、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接班人的地位完全确立。

9月12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9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此后，他一共参加了十几次外事活动。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故意让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使他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曝光。逐渐地，中国人，包括农民，都知道出了个王洪文；而在英语世界，“Wang Hongwen”也成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接见外宾是件严肃、庄重的国事活动，可不像在上海滩上逛街那样自由自在。王洪文深知这一点，于是一旦有外事活动，他就很认真地应付。在外宾面前，他正襟危坐，不露轻浮。但本性难移，时间一长，他开始随便起来了。在接见外宾时，他开始斜倚歪坐，二郎腿也翘起来了。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多哥总统亚德马。对于政治敏感的人们忽然发现王洪文没有参加会见，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此后，这位王副主席再也没有接待过外宾，怎么回事？

问题并不出在王洪文接待外宾的坐姿上，而是因为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抱得太紧。当上副主席以后，他发现，自己既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合不来，也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界人士搭不上话，他还是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暴发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比较能谈到一块儿。相同的命运，使这四人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于是四个人开始紧紧抱成一团儿，党内有什么事儿，他们总是事先商量，意见一致。许多党内的重要文件也仅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传阅，阅完不转给政治局其他人，直接做出决定。

四个人的活动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他最容忍不了的就是背对他的宗派活动。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第一次对这四人的帮派提出警告。他指着他们几个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此后，王洪文再没有参加外事活动。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期待他改正过来，“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但他很快失望了，王洪文行动依然。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他极力吹捧江、张、姚，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等等。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12月23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洪文为了能使“四人帮”组阁，再次飞往长沙去秘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恼火，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

“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至此，毛泽东对王洪文彻底失望，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就此告吹。

王洪文大概没有明白，自己从一个工厂保卫员是怎样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他可能更不明白，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在短短的10年期间，他就迅速走过了从兴起到辉煌，然后再从辉煌到衰亡的过程，像一颗并不耀眼的星星从天际滑过。1976年10月的雷声一响，王洪文就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日。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式人物，而他的悲剧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悲剧，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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