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风波”没完没了

1971年9月上旬，中国政坛突然聚集波谲云诡、神秘紧张的气氛。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派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摊牌。

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勃勃，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的响应。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的江青等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揭发了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毛泽东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与“四大将”等被要求检讨。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 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归江青等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庐山会议以林彪集团的大败亏输告终。林立果在会后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谈话中，即坦陈已经遭受重大挫折。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毛泽东“抓住不放”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也兔死狐悲，认识到必须起来抗争。

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抗衡江青等的嚣张气焰，尽量减弱“庐山风波”的冲击，力求平稳降落，并坚决不涉及林彪，宁愿丢卒保帅。林彪集团的失败促成了江青势力的膨胀，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包谷），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夜餐时吃了。一面咀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这一点林彪也心知肚明，决定再不让步，以拖寻变，指示叶群等以“ 不变应万变”。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施展过去的战略，以地方包围中央，南下寻求支持，打打“预防针”，“打草惊蛇”，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

另一方面，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

两条线上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 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林彪集团，毛泽东是直接点名。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 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还严重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关于林彪集团的批评，实际上是要对接班人“ 动手术”。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接班人明显是针对林彪的，当时林彪已经63岁，身体欠佳。毛泽东决定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接受召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50岁，是毛泽东这时候注意选拔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这是一个“第三梯队”，主要成员还包括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国务院副总理兼河南省委书记的纪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等人。华国锋这时候的职务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主任，毛泽东要华国锋前来，除作为主持一省政务的华国锋必须与会外，更是要亲自面授华国锋出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被毛泽东视为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被毛泽东视为林彪的“死党”。在马上进行的长沙会见上，毛泽东亲自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宣布了对华国锋的任命。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在长沙接见、散会的时候，陈长江进门看见“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

从后面的行程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毛泽东这次南巡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汪东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刘丰等。毛泽东一见华国锋，劈头就批评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跻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华国锋此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刚好，在京主持农业机械化等会议。来到武汉后，只是汇报农业问题，引致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政治路线第一显然是话里有话。

毛泽东反复讲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故事，并特别强调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将要和林彪进行“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与发动“文革”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辙。汪东兴等感觉到气氛的严峻，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

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晚9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 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成为被汪东兴赞许为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他们上了专列，与保健医生吴旭君、列车员张玉凤等6个人召开了一个“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个半小时后即10点半，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高级小轿车离开，司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赵毅雍。赵毅雍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提供服务的司机，在1959年至1975年间毛泽东回湖南一直由他开车。

毛泽东对湖南一直相当有感情，很喜欢湖南省的干部。据张玉凤说，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很亲切，讲话也很中肯，对省委的同志也特别好。“凡是主席视察南方，总要到湖南，有时在车站看一看。”

毛泽东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为吴旭君，张玉凤则做些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各种高级轿车如红旗、吉姆、吉斯等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间，长沙城“外松内紧”，气氛异于平常。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呆了5天。期间，先后与广东、广西及湖南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总共4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场。

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给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的“武汉谈话”。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靖谈话，下午，以上6人座谈；30日上午，毛泽东找6人集体谈话，长达3个小时，随后毛泽东与汪东兴离开湖南去南昌。

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汇集整理“谈话”，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刻印5份，这是后来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在滴水洞整理谈话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8月31日12点半，毛泽东离开长沙。行前，只允许华国锋、卜占亚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9月5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此前一天，汪东兴也将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和华国锋等的整理稿转送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话里有话”

毛泽东在长沙4次谈话，是“武汉谈话”的继续，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吹风”，即在准备打倒林彪集团前，对中南3省区尤其是以广东军区进行一次思想、政治动员。

毛泽东的“湖南谈话”，一般以讲解党内路线斗争史为由头，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但核心是谈庐山会议后的党内斗争形势，明确林彪为另一个司令部的总后台，当今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强调说，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上除陈伯达被立案审查外，遭受批评最为严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处置方法，一是“治病救人”式的，如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的汪东兴，毛泽东在其检讨几次后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继续信任；一类是叶群及“四大将”、李雪峰，则持续的严厉批评，持续的施加严重的政治压力。

8月30日，在集体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要准备对黄永胜等做“结论”。他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地询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由于广州军区前任司令员就是黄永胜，黄永胜调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其职务由丁盛接替，故毛泽东认为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窝子”，丁盛、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询问，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时没有回答。事后，卜占亚问他们:主席问你们，你们赶快表个态呀！丁盛、刘兴元说，这是大事情，又不知道具体真相，心里紧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

毛泽东还严厉地认为林彪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妻叶群、子林立果。

关于林彪，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

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事件，庐山风波的主要谋划者就是林彪。

对于叶群，毛泽东的不满与愤怒溢于言表，认为黄永胜等4员大将不检讨是叶群在背后撑腰、作祟，严厉指责叶群“干预林彪”，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对于林立果，毛泽东也或明或暗的予以批评，说，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10天后，毛泽东在杭州与浙江省委书记南萍等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接班人的另外考虑。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这时候的接班人选择举措是别有深意的。

上上下下“吹风”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无疑是在庐山风波的震荡中再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与会者可以说都猝不及防。9月30日，毛泽东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6位负责人结尾时，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 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

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兵分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本来毛泽东一行及沿途谈话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风”，尽管要求严格控制一两个、三四个人的小范围内，肯定会扩散，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寻味。

9 月5日、6日，卜占亚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 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卜占亚回忆说:“两首革命歌曲和纪念文章登出后，全国震动很大，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是什么原因，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因为主席不让在大范围传达，我们没有跟《湖南日报》社讲清道理，只通知他们刊登，所以他们就回答各地报社，我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卜占亚还说，“从后来的情况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是最全面、最重要的，它的传达和贯彻，对揭穿林彪反革命阴谋，挽救干部，对彻底粉粹林彪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谈话，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刘兴元给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进行传达。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但是，会议信息还是外泄，并传到了林彪、叶群那儿。

实际上，林彪还从刘丰处知道了毛泽东“武汉谈话”的内容。吴法宪回忆说，“正好是9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迅疾地把消息告诉了叶群。

于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仅择其要者就有九次:

第一次：

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

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

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

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 “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

《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

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

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 “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第五次：

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 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第六次：

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

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

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

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 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 “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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