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长的关键时刻

在首都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的东侧，有一幢庄严肃穆的灰白色仿古建筑，建筑的正面高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这里就是解放军举办军事外交会议、欢迎外国军方领导人、举办高级将领晋升授衔仪式等活动的“八一大楼”，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国防部大楼”。

可以说，国防部是我国最重要的军事行政机关之一。它对内号令百万雄兵，对外则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形象。国防部的政策、行为和对外形象，又主要集中在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国防部长身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防部的命运也几经波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防部长所肩负的使命各有不同。如今的国防部，是国务院系统的军事工作机关，负责中国的各项国防事务和军事外交等事务。建国以来，先后担任过我国国防部长的有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耿飚、张爱萍、秦基伟、迟浩田和曹刚川，现任国防部长为梁光烈。作为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国防部长们都经历了哪些令人难忘的关键时刻？他们演绎过哪些精彩动人的国防故事？

彭德怀 建成首座核反应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4年9月至1959年7月任国防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众多杰出军事将领中，毛泽东提名彭德怀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当年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相当于秘书)王亚志。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回忆起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日子，仍然激动不已。

千里决胜一江山岛

在国防部长任上，彭德怀面临的第一场硬仗，就是攻打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东部的台州湾外，是当时国民党军占据的大陈岛的北侧屏障，距解放军驻守的东矶列岛很近。1954年7月，华东军区建议攻打一江山岛，为下一步攻占大陈岛创造条件；从长远看，解放东部沿海小岛，是为最终解放台湾做准备。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同意采纳这一建议。8月，华东军区在宁波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开始了作战准备。

但这一年11月下旬，形势突变。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大陈岛海域举行了3次联合军演；12月2日，台湾和美国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在华东军区“拟于20日攻打一江山”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一面电告华东军区推迟行动，一面仔细权衡美军可能的反应。他认为，要弄清楚美国的底牌，就不妨在一个小岛上刺激它一下，但我军必须取胜。他特意询问在浙江前线的张爱萍有没有取胜把握？张爱萍说：“‘绝对’二字不敢说，但只要美军不插手，把握肯定有。如停止进攻，老兵复员后，重新训练新兵反而不利，建议仍按原计划实施。”

在报毛泽东批准后，彭德怀决定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进攻。

1955年1月18日上午，彭德怀、粟裕、陈赓和有关负责人，走进了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作战室。此时，对一江山岛的轰炸已经开始。值班参谋进来说：“前线发来电报。”彭德怀命令道：“念。”“我军航空兵在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机3个大队、强击机2个大队，于8时轰炸了一江山岛；另，轰炸机、强击机各1个大队，轰炸了大陈岛的指挥通信设施和炮兵阵地，现飞机已全部返航。”彭德怀听完汇报，看看手表说：“快两个小时了。”陈赓高兴地说：“过去打仗，我们总挨敌人飞机的轰炸，这次也让敌人尝尝飞机下蛋的滋味。”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说：“下午，航空兵还要配合地面炮兵实施火力准备。”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他知道，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反应和态度。他说：“我们都打过仗，知道部队出动从下决心到出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美军要来干涉，它首先要判明情况，弄清我们是不是攻岛，是只攻一江山岛，还是攻大陈岛。还要判明我们在战区的兵力……估计一两天内美军难以到达战区。这样，我军就有了比较从容解决战斗的时间。告诉部队，占领一处滩头阵地后，后续部队要源源上去。我军能打夜战，加上明天一天，估计可以攻下来……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作战和情报部门要密切掌握情况，随时汇报。”

地面攻击一江山岛的战斗，在当天中午12点正式开始。1.2万余发炮弹和300多枚航空炸弹倾泻在1.7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我军登陆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抢占滩头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86人，俘虏567人，占领了一江山岛。情况果然如彭德怀所料，美军当天没有“协防”，直到1月底才调来大批海军、空军，迫临浙东近海。但最终，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让蒋介石的军队从大陈岛撤退。

从此，浙江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力保义务兵役制

作为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肩负着一个重任：完成解放军从战时到平常的战略性转变。大到国防制度、海防边防、战略方针，小到军队条令、训练方针，他都得从零做起。在他的推动下，从1954年到1955年，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合称“三项制度”)相继建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战时后备兵源不足。彭德怀一直惦记着这件事。1955年9月，他在视察广东边防时，南澳岛守备团团长汇报说，岛上原本兵力不足，但这里有很多民兵，平时对他们进行训练，需要时就能参加作战，从而解决了兵源不足问题。彭德怀由此得到启发：把民兵和预备役合而为一。经过充分酝酿，他在1957年的军委会上提出“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批示“同意”。1958年3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争议了3年之久的义务兵役制从此被固定下来。

1955年，军队薪金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彭德怀一直在观察各方反应，考虑薪金标准是否合理。1957年，他发现，军队中最高薪金和最低薪金过于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便决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不同程度地降低薪金。他将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月薪，从450元降到了400元，两年后又从400元降为360元。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考虑取消薪金制，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彭德怀几经考虑，认为“实行一种制度主要考虑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于是，薪金制被坚持下来。

彭德怀还力倡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会议和军委会议上，他讲到一个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往来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时，志愿军在朝鲜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这种状况往后不能一直这样。”1955年，军衔制度开始实施。

“三项制度”的相继实行，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起点”，使我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步入了正轨。

“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彭德怀深知科学对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而十分重视军事科学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1955年5月，彭德怀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问他想参观些什么。彭德怀提出想参观海军。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可以去看看核潜艇。彭德怀到达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舰队驻地后，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参观核潜艇，可第二天早晨又说“核潜艇已出海”。经交涉，苏联方面说可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但到了那里，又说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回国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提议尽快发展我国的核能事业。

此后，彭德怀经常把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请到家里，为自己讲课。他接受钱三强的建议，决定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为研制原子弹准备条件。

1957年6月15日，天还没亮，彭德怀就起床去参观中国人自己建成的原子反应堆。技术人员把他领到一个水泥浇铸的筒形建筑前，说：“这就是原子反应堆的心脏部分。”

“好家伙，像座碉堡！”彭德怀乐呵呵的。

“现在还没有封口，可以看到内部，封口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得通过仪器观察。请彭总看看。”

彭德怀说：“技术上的事，我是外行。我只说两件事：一是对废料、废液一定要严格处置，绝不要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一定要加强防护，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这次参观，让彭德怀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这是个好的开端。有了它，以后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火箭、导弹和核潜艇，再也不用去看人家的了！”

但是，彭德怀最终没能看到研制出的核武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受到错误批判，从此离开军委和国防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的批斗。即便如此，他仍然为祖国军事科技的飞跃激动不已。1964年10月，他在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1970年4月，他又听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但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交付使用的消息，因未对外公布，他到1974年11月去世时都不知道。在临终遗言中，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念念不忘：“我国的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善，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彭德怀传》)

叶剑英 坐镇指挥粉碎“四人帮”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叶剑英(1897-1988)广东省梅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5年1月至1978年1月任国防部长。

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觊觎此位置已久的林彪接任。1971年9月，林彪及家人乘飞机出逃时，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随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自此到1975年1月，我国一直未任命“国防部长”，由叶剑英全盘负责国防事务。

西沙一战不眠夜

1974年1月11日，南越当局(当时的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两个政权)公布地图，将我国西沙群岛全部划入其版图，并于当年1月15日公然出动军舰，侵我领海，撞我渔船，突袭我永乐群岛。

1月17日，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组织班子，准备打仗。他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开进永乐群岛海区，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1月19日凌晨，叶剑英接到报告：南越当局突然派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首先向中国民兵开炮。他立即就这一情况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立即组织领导六人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周恩来所说的“六人小组”，是1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由叶剑英牵头，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共6人。其任务就是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几个小时后，叶剑英来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室。他一进屋就问：“前边怎么样了？告诉前方，提高警惕，一旦敌人动手，就迅速还击！”

“报告叶帅，10点22分，敌人4舰向我271、274号猎潜艇和396、389号扫雷艇攻击，我舰队已给予还击。”

叶剑英知道，我军参战的舰艇装备不如敌方。但他相信我军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于是对参谋人员说：“要参战舰艇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1小时37分钟后，捷报传来：我军民击沉、击伤4艘敌舰。这时，一直没有休息的叶剑英，才在人们的劝说下，去作战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休息。没想到刚过中午，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支持南越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向南海方向驶去。叶剑英立刻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中央，不久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前线发出了新的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

20日9点35分，我陆军在海军舰艇和渔轮的掩护下，向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敌人发起了反攻，全歼敌军，收复了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取得西沙海域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拒绝江青的邀请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协助邓小平对军队进行整顿。

正式就任国防部长后，叶剑英在紧抓国防建设的同时，还不得不同妄图插手军队事务的“四人帮”进行周旋。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论述了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提出军队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

会议间歇，叶剑英与各军区和兵种的高级干部逐一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事(指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透露给他们，并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坚定立场，稳住部队。

在小组讨论会上，叶剑英提醒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今后不论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你们都有权力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显得很兴奋。可没过多久，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一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重了，二是因为出现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这使得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根本无法得到贯彻。

那段时间，叶剑英常常独坐沉思。一天，他正在与孩子们打乒乓球，警卫参谋走过来说：“首长，江青同志来电话，请您到北海公园的‘御膳’用餐，说特意准备了宫廷糕点。”

江青这次又要搞什么名堂？叶剑英皱了皱眉头，对警卫参谋说：“你告诉她，我的身体不适，不能去了。”警卫参谋走后，他挥了一下球拍：“继续打球！”

怀仁堂力挽狂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份文件还有一项引人瞩目的内容：“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只是风云突变的开始。同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的两份文件，一个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

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

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0月6日，叶剑英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下午3点30分，他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在怀仁堂开常委会，审议《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方案，要求提前1小时到。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随后，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一一被制服。

当晚9点，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飚，让他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中共中央在叶剑英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是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叶剑英元帅》)

徐向前 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8年2月至1981年2月任国防部长。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主心骨。他把整顿、建设军队的工作，托付给了几位老帅。当时，健在的老帅只有4位——85岁的刘伯承、80岁的叶剑英、78岁的聂荣臻和76岁的徐向前。1978年2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年轻”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北京西山“重回”战争岁月

1978年10月，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仅仅几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打响。

战争让人忘记年龄，徐向前仿佛又回到了革命战争的年代。他每天都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统帅部指挥作战室，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他指挥作战时有个习惯，只要前线的枪声一响，就睡不着，吃得也少。当时，77岁的他患有头痛病，经常发作。前线战事正紧时，头痛得实在厉害了，他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强忍。作战室里的将领们，都以为不爱说话的徐帅在思考问题。秘书和警卫进来发觉他病了，才连忙送上他常吃的药片。

徐向前本已戒烟多年，但在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段时间，由于经常熬到深夜，精神紧张，身体疲劳，他的“烟瘾”又犯了。好几次，他自己没带烟，就吸起了“伸手牌”——找吸烟的将领们要香烟。不过，有时他已经把烟点着了，一看保健医生，不等提醒，就会丢掉。

只要是有关作战的事情，徐向前事无巨细，都很关心。一次，听说许多上前线的连队，还和从前一样，让炊事员背上笨重的行军锅。他当即火了：“这怎么行，又费时又费劲，一定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当成个课题研究改进！”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徐向前回到家，夫人黄杰开玩笑地对秘书说：“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后没有那么多的仗打呢。”徐向前听了，哈哈一笑：“失业好嘛，军队失业，可以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不避讳“穷家底”

徐向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了，希望早一天交班。但当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他。

1980年3月，邓小平把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将领们围绕军队“消肿”问题，各抒己见，如同一群医生给一个重病号会诊，开出了许多药方。3月11日，徐向前对这些会议作了总结：“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都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儿……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相互联络不上。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做研究，有些也可以做些试验。”

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还要承担繁重的外事工作。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纳西·皮劳斯的采访。很多人担忧，这名记者到过许多国家，爱钻空子，更何况西方总是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谁料，徐向前一见到皮劳斯，就对他直言：“我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种毫不避讳“穷家底”的态度，让皮劳斯很惊讶，也很感动。最后，他问：“我很想听听国防部长对战争持何种态度？”徐向前说：“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两次发火

在国防部长任上，徐向前两次发火的事，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难忘。

一次，徐向前从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在昆明街头，一位残疾军人佩戴着勋章讨饭。这让他十分难过。之前，他已听到不少反映：一些残疾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一些烈士家属得到的抚恤金，还抵不上一头牛的价钱；有些地方的烈士家属甚至领不到抚恤金。每次得知这样的情况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一次他愤怒地说：“战士战死还抵不上一头牛，这是什么政策？”于是，他特意让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提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疾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建议国务院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徐向前看到一份简报上说，部队的后勤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低人一等”。他找来后勤部长洪学智，问：“你说后勤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洪学智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一听徐帅的话，便像当年一样直来直去：“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此次谈话后不久，徐向前专门开了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做了《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的讲话。这给了后勤干部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老百姓的疾苦，徐向前同样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几位来北京开会的大别山区县委书记，特意前来拜访徐帅。徐向前问：“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顿时让气氛冷了下来。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一位年轻人壮着胆子说：“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徐向前点点头。他怎么能忘记，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在那里，他指挥过黄安战役，还负过伤。

“我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年轻人接着说，“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有一家姓王的，7口人只有6个碗……”

“什么？”徐向前站起身，表情凝重地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

送走客人后，徐向前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着手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给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他的生日到了，家人要给他做寿。徐向前生气地说：“做什么寿啊！不要忘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6个碗呀！”从此，每逢他过生日，家人、工作人员陪他照张相，就算是“祝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徐向前元帅》)

耿飚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耿飚 (1909-2000)湖南醴陵县人。建国后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3月至1982年10月任国防部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耿飚传》)

张爱萍 推动国防现代化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建国后曾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2年11月至1988年3月任国防部长。

1982年11月，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在这一职位上，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国防科技的一次次飞跃，并亲历了中美军事外交的突破。

痛批军队从商现象

“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加速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张爱萍就职后，思索得最多的问题。上任仅25天，他就以某军为试点，进行机械化合成集团军试验。这在我军建军史上尚属首次。

1985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这一决定震惊了全世界。鲜为人知的是，在研究制订、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张爱萍的独到见解，起了关键作用。有人主张裁减驻地方部队，张爱萍则主张，裁减野战部队；有人提出把军分区、武装部交给地方，张爱萍则主张它们仍由部队领导为宜。他的很多合理主张，最后都得到了采纳。

对军队从商现象，张爱萍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公司”和“中心”，当即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社会上都这样。”张爱萍说：“你这是国防科工委，是搞原子弹的！”对方说：“首长，您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对此批评道：“谁这样说，那就让他去卖茶叶蛋！”他还多次在其他场合用“自毁长城”来形容军队从商的严重后果。

对于一些有损国防建设的行为，如将军事设施改成商场、把军事禁区改成旅游景点等，张爱萍愤慨不已。他曾在一个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将来战争发生了，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

顺利完成“三项任务”

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张爱萍曾提出“中国航天80年代前期三项任务”，即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导弹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前两项任务，已分别于1980年5月和1982年10月完成；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就成了他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一大重任。为此，张爱萍曾专赴某卫星发射基地视察，并写下“敢叫三鸣(指第三项任务)更惊人”的题词。

1984年1月26日，是我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升空的日子。下午6点，指挥大厅内，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迎接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此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担负发射任务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报告：“发现火箭平台不稳，发射难以进行……”对此，张爱萍不但没有批评，反而以少有的轻松语气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暂时中止吧。这不是个坏事，发射前发现问题，比发射后出现问题要好得多。请转告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慌乱，不要紧张，既要认真做好充分的准备，又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时间。”

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执行发射任务。这次，卫星升空了，却命运多舛，一度失控20个小时，后来才被专家们控制住。

对于发射中出现的故障，张爱萍鼓励大家吃透问题，准备组织第二次发射。同年4月8日，我国的第二颗同步通信卫星终于成功发射。至此，张爱萍主持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完成。

“大闹美国国务院”

“疏通中美两军关系、加强交往、争取军事技术合作”，是张爱萍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这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能引起英、法、德、日等国对我们的重视。

1983年9月25日，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隆重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其夫人一行，并陪同他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在双方的首次会谈中，被视为“鹰派”的温伯格起初并没把中国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上。第二次会谈时，张爱萍单刀直入：“如果美国到亚洲打仗，你对中国的作用有什么高见？”温伯格不得不承认：“你们当然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1984年6月9日，张爱萍应邀回访美国，走进了五角大楼。美方以最高的军事礼遇迎接中国军事代表团。

在次日的会谈中，双方就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和意向，达成了一致。会谈结束后，温伯格给了张爱萍“一个意外的惊喜”——几位衣着整齐的美国老人，向张爱萍走来，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救命恩人，您还记得我吗？”张爱萍认出，他就是当年自己指挥新四军营救的5位美国飞行员中的小队长萨沃埃。随后，温伯格把张爱萍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动情地介绍说：“41年前，张部长为中美关系史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章，他今天的来访是在续写新篇……”

6月12日上午，张爱萍一行拜会了里根总统。但紧接着，一个意外发生了。

此前，中美两国正在筹备核能合作方面的协定。其间，美方声称在巴基斯坦的浓缩铀加工厂里“发现了中国人”，并据此认定“中国在帮巴制造核武器”。中国政府曾多次以铁的事实加以驳斥，但美方还是纠缠不休。6月12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与张爱萍的会面即将结束时，又把话题扯到“中国帮巴制造核武器”问题上，并指使副国务卿达姆与张爱萍进行交涉。达姆称，希望中方对此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法，还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里面写有当天的会议记录，希望张爱萍签字表示认可。

对此，张爱萍礼节性地回应说：“我国政府没有授权我来谈这个问题，我也无权接受这个文书。”达姆却威胁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贵国政府的进一步保证，就会直接影响美中的核能合作。”张爱萍闻言，勃然大怒：“我们是出于友好的目的来拜会舒尔茨国务卿，副国务卿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件事，毫无道理。”说罢，他将面前的文书掷了过去：“请你转告舒尔茨国务卿，在与他进行友好会见后，发生了这样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告辞了。”说罢，便拂袖而去。

此事很快传了出去。世界各大媒体相继加以报道，有些媒体别有用心地称张爱萍“大闹美国国务院”。

事实上，张爱萍美国之行还是较为顺利的。6月13日，他和温伯格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是中美两国签署的首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为中国打开了引进军事技术的闸门，也为今后两军的合作走上正轨打下了基础。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上将张爱萍》)

秦基伟 拉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序幕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李一军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8年4月至1993年2月任国防部长。

1988年4月，秦基伟升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这一年，他已经73岁，成为当时国务院各部部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经历波折和反复，其中中美两军的关系更是明显“由暖转冷”。

1988年，应秦基伟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空军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重量级人物访华。秦基伟也收到了访美的邀请。这些密切的往来，被一些美军人士形容为“欣欣向荣”。但1989年，美国政府严重干涉我国内政。6月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制裁”中国。中美两军交往随之中断。

但是，中俄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1992年8月，秦基伟访问俄罗斯，与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会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莫斯科某军事指挥学院教官瓦列里后来回忆说：“1992年，俄罗斯首次向中国出售了苏－27战斗机，就此拉开了俄中军事技术合作的序幕……俄中军事技术合作渐入佳境，为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树起了典范。”

秦基伟曾多次率团出访。当时，中国的军事、综合实力还未被普遍认可。在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将领打交道时，跟随秦基伟出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常常“发怵”，觉得对方“高人一等”。秦基伟曾就此对一位将军说：“别看他们‘派头’不小，却未必经历过真正战争的洗礼。他们经历过长征吗？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是意志的锤炼，是10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

对国防建设，秦基伟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就任国防部长的头一年，我国的基础性国防建设就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军训的普及。1988年，全国有342所高校和高级中学开展了军训，参训学生达17.5万余人。另外，秦基伟还组织编纂了《公民国防义务手册》，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在该书的序言中，秦基伟坦言要通过国防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什么叫国防……知识就是力量。公民掌握必要的现代军事知识，不仅在未来战争中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平时，它也是履行国防义务所不可缺少的。”

1994年12月，已经80岁高龄的秦基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采访，回忆起自己8岁丧父、13岁加入义勇队、15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经历。主持人问他：“粉碎‘四人帮’以后，您兼任那么多职务，后来又做了国防部长。如今离开这些重要的岗位，回望波澜起伏的一生，不会觉得闷吗？”秦基伟答道：“从当兵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没想过要当官。参加革命，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要经受这些苦，就要靠自己坚强。要想得开，乐观，不背包袱。”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秦基伟传》)

迟浩田 撞机事件中严厉警告美国

《环球人物》特约撰稿  毅军

迟浩田(1929-)山东招远人。历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防部长。

1993年，迟浩田接替秦基伟，出任国防部长。在担任国防部长的10年间，他在军队建设方面建树颇丰，在军队的对外交往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向美国军官送《孙子兵法》

1996年12月，迟浩田率团访美。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美军胡德堡基地访问时，美方陪同人员邀迟浩田一行参观新型MlA2坦克，并请他们“坐进去看看”。迟浩田熟练地戴上头盔，套上军靴，穿上防弹衣，进了坦克。介绍完坦克的性能及电子系统后，美方人员提议迟浩田试射一炮。他没有推辞，坐在仪表前，调整瞄准镜，对准目标开炮。对讲机里马上传来报告：“目标的距离是l500米，一发命中！”随后，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均等人也相继开炮，均命中目标。这引来了美方军人的连连赞叹。

在之后一次欢迎宴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高级军官主动走到迟浩田面前，对他说：“迟将军，听说您在朝鲜打过仗。我的父亲也在朝鲜打过仗。当时，他在东线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是一位上校。”

迟浩田听到这话，知道对方研究过他的履历，是有备而来。他立刻问：“你父亲还健在吗？”

那名军官答道：“还健在。我父亲告诉我，中国人打仗特别勇敢，摄氏零下40度挡不住，飞机大炮挡不住。我父亲还说，那次他差点就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解决’了。”

这番话令迟浩田想起了当年在朝鲜的一场场恶战。他笑着说：“我当年就在东线，当时天气冷，中方冻伤的士兵特别多，我们的装备又差。我常想，如果我们当时的装备能有现在一半的水平，那整个美军陆一师，包括你家老爷子在内，恐怕一个都跑不了。”这段话，让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迟浩田注视着对方，放缓了语速：“令尊是战争的幸存者，我也是战争的幸存者。这场战争告诉我们，对话好过对抗，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美国也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搞对外扩张。请转告你父亲，代我向他问好。”那名美国军官心悦诚服，连说“我一定转达”。

第二天，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那位军官又一次向迟浩田走过来。他把一个小包送给迟浩田，说：“这是我父亲让我转交给您的一件纪念品。要不是离这里600多公里，他一定会亲自来看望您的。”迟浩田随即拿出一部英译本的《孙子兵法》回赠，请他转交给他的父亲。中方代表团回国后，那位美国军官特意给迟浩田寄来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说：“我们的相处是短暂的，但是您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冷对“麦克阿瑟”

迟浩田常常告诫自己：“我的形象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国有国格，人有人格，军有军格，不能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使我们的国家、军队有一丝一毫的损失。”

2001年4月1日上午9点多，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遭遇，美机与中方一架歼8战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两机相撞后，美机未经中方允许，侵入中国领空，于9点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对此，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与谴责，要求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并进行赔偿。5月13日上午，受江泽民主席委托，迟浩田看望了王伟的妻子阮国琴。他说：“这次撞机事件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美方想推卸责任是不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答应……美方这种强词夺理、霸气十足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他的措辞，被海外媒体评价为“一种极为严厉的警告”，甚至“有些出格”。但事实证明，在这次危机中，他的言行与中央一致，对美方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强硬和严厉。

迟浩田的直言也是出了名的。一次，他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谈及历史问题时，毫不客气地“调侃”说：“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的教书匠。你们侵略中国，屠杀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不是你们，我又怎么会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上将，在这里接待你们？”还有一次，在菲律宾访问时，他指着一座“二战英雄麦克阿瑟”铜像说：“我不喜欢他。”这话出自一位经历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两次被炮弹击中、左眼几近失明、弹片至今残留在右腿内的老兵之口，外界不但没有不解，反而更添敬意。

退休后，听说有关部门要为他写传记，迟浩田坦言，他本人原本是不同意的，“像我这样的人，平常得很，在全军数以万计，还写什么呢？”在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7次负伤、3次患重病，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从没想到能活到今天。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迟浩田传》)

曹刚川 铺设中美军事热线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毅军

曹刚川 (1935- )河南舞钢人。历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9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国防部长。

2003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曹刚川任国防部长期间，我国的军事外交呈现出多样化、深入化的发展势头。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的决策密不可分。曹刚川不但直接参与了这些决策，还是军事外交工作的直接领导和实施者。有外媒评论说，曹刚川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防部长”。仅2004年，曹刚川就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泰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巴西等7个国家。还是这一年，在他的领导下，解放军系统的代表团，出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有5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司令等来华访问。

中外军队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提升了我国军事外交的层次，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军事关系的内容，为巩固、发展我军与世界各国和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8月29日，曹刚川开始访日之行。此时距前国防部长迟浩田1998年访日，已相去9年。中断多年的中日军方高层交流重新启动，拘束总是难免的。不过，曹刚川用幽默化解了不少尴尬。拜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他一一介绍中方的随团将领，最后也“不忘”介绍自己：“我是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这句话，把安倍晋三和其他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双方的会谈，因此得以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在参观京都名胜金阁寺时，曹刚川在经过一个喻意“鲤鱼跃龙门”的小瀑布后，又看到了一个养有鲤鱼的水塘。他开玩笑说：“这些鲤鱼肯定是从那边游过来的。”陪同的僧人听完翻译后，无不哈哈大笑。

就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曹刚川和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就两国防务交流的具体细节，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内容包括曹刚川邀请高村正彦于2008年访华，以及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日等。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曹刚川在会见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外相町村信孝和首相安倍晋三时，三次敦促日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对方均表示，日方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行。曹刚川访日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有媒体称之为“融冰之旅”。

2007年11月5日，应曹刚川的邀请，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一行访华，并与中方敲定建立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机制。这就是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美军事热线”。这是我军与外军建立的第一条高层军事热线，标志着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此，不少海外媒体说，“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终于有了‘安全线’，这是对世界、尤其是对东亚安全的保障线。”

几个月后，中俄两国国防部也建立了直通电话机制。

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在忙于军事外交的同时，还时刻关注着军队的装备问题。2005年10月，他在视察总装备部轻武器论证所时，说：“不管打什么仗，即使将来打信息化战争，枪是离不了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枪扔掉？枪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要结合我们部队的使用实际，走中国自己的路子……”

国防建设所涵盖的内容，远比军队建设多得多。作为国防部长，曹刚川也非常注重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2005年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有关学生军训的大会上，曹刚川在讲话中强调，搞好学生军训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全局。此后，他还指出，要积极探索军政、军民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有效机制、方法，提高国防动员的能力，以及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能力。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解放军报》)

“国防部长”的历史轨迹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李大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军事行政领导机关，多数国家称之为“国防部”，少数国家称之为“人民武装力量部”或“军事部”等。多数国家的国防部全面负责国防事务，以及各种武装组织的建设和作战指挥；少数国家只负责指挥和管理军队，或只负责军队的行政事务；还有些国家仅仅负责外交事务。目前，我国的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国防部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防部长职能、责任的变迁，相应地也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部”并未进入政务院计划设立的“25个部委”的名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中增设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的军事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党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这一时期的国防部，基本上就是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履行的都是中央军委的决议。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中央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均由国防部长签署。

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经历了一个先“急速膨胀”、后“名存实亡”的阶段。其源头是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后，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这一时期，除了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兼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外，其他8名国防部主要成员，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因而几乎成了中央军委的“翻版”，其权力随之急剧“膨胀”。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先后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接管，对外直接使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不再出现“国防部长”的字眼，国防部的职权随之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防部逐渐恢复职能，我国也开始在军事外交活动中重新使用“国防部长”一词。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确定了新的国防领导体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存在，其职能和国家中央军委的完全相同，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在这一新的国防领导体制下，国防部不再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而是国务院负责军事事务的组成机构，承担军事外交、兵役、国防教育等工作。

目前，我国国防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肩负国防动员、军事外交、兵役征集、对外军事宣示、国防教育等任务的命令发布；国防部长则成为代表中国军事形象、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

我国现任国防部长是梁光烈。200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2009年，是中国彰显军事外交大国姿态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梁光烈等中国军方高层频频出访，到访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并与美国、德国、越南等国开展了10余场防务磋商；中外军队联演联训的组织方式，在这一年也有了创新；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拓展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军事外交已经成为预报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国防部长作为国家军事行政机关的第一负责人，成为外交行为中最敏感和最具指向性的“风向标”。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军事实力全速发展的今天，国防部长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缔造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军事外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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