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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年带走多少黄金 台湾经济如何腾飞 是否完全依赖大陆黄金


20003 人阅读  日期:2010-3-25 20:34:03  作者/来源:凤凰网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不得不开始为自己和国民党寻找一条退路。孤岛台湾,成为了他的选择。国民党从大陆处心积虑搜刮来的黄金,是如何历经辗转运至台湾?数百万两大陆黄金,又为困守一方的国民党提供了多大的助力?台湾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一批黄金?大陆黄金,在台湾历史上究竟写下了怎样的一笔?

目标台湾 蒋介石最后的寄身之所

核心提示:一九四九年六月陈诚发行新台币,并且停止大陆金元券,在台湾进行兑换。这是两岸经贸中断的开端,部分商人的离去,并没有影响国府在台湾的军事部署进度。

凤凰卫视7月28日《凤凰大视野》:一九四九大迁徙:“活着”的挣扎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淑琬:一九四五年,国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六百万人口,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涌入台湾的人口数在在短短三年内暴增了将近两百万,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省主席的陈诚,在面临台湾这扇门,究竟要不要就此关上的决策时,内心面临极大的挣扎。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月,国共双方在锦州展开攻防战,当时已经离开东北,并且辞去参谋总长军职的陈诚,胃部刚开过刀,他来到了台湾,住在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

陈履安(陈诚之子):他就想着,开刀之后到哪里去休养呢?上海还是很复杂,不能休养人家都要来找他,我父亲也告诉我们,他那时候是蒋老总统就说你到台湾去吧,那他想很好,就在十月一号,一九四八年十月一号,他就到了台湾了。

解说:十一月陈家老老少少从上海飞抵台湾。

陈履安:十一月我们孩子们就说,要到台湾去看父亲,我们就大家就到台湾去了,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记得。我跟兄弟们我们谈起来,我们想到的是说,唉呦,知道如果是不回南京的话,我们有的小玩意就可以带去玩,泥巴娃娃啦玻璃的这些小玩意,就只有那些东西。一直到今天还记得那一幕,有些东西放在哪里还记得,忘了带了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台湾才十一岁。

解说:陈诚,浙江青田人,出身保定军校,东征期间因为惠州战役,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军长,后来宋美龄甚至将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

陈履安:我外祖父,就是母亲的父亲,是谭延闿先生是清朝的翰林,还去见过慈禧皇太后,但是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时这个大舞台上面有很多人物的,他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那么他是个文人但是也带兵。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也做过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但是外祖父五十三岁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就把我的母亲托付给蒋夫人,所以也是老总统,跟蒋夫人他们做媒,让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

解说:一九四八年底,国府在长江以北全面失守,蒋介石面临交出领导权的压力,他注意到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十二月二十九号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了蒋介石的人事派令。

陈履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魏道明到阳明山来说要见我父亲,有重要的事情,我父亲还想了一下,什么事情要发生,这个年底时候要看到,结果魏道明进来之后就讲,得到电报几个字要我父亲立刻接省主席。魏道明就先开口讲话,看了电报之后就讲话,他说这个事情啊,事前我不知道,辞公(陈诚)你也不知道,是不知道,很突然,但是必然有重大的因素,原因在里面,而我们都是蒋公的部下,你就赶快接吧。

解说:接手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面对的局势和一年多前二二八事件完全不同。

一九四五年国府接收台湾后,往返上海和台湾的航线出现了另一波的高峰。当时基隆港曾经一天之内涌进五十五艘的船,其中中兴、太平和华联三艘轮船以搭载乘客为主,司马秀系媛当时就搭上了太平轮。

张典婉(司马秀媛之女):太平轮是个豪华客轮,在光复以后曾经是一个很棒的商船跟旅游船,但是在逃难的过程里,据我的母亲形容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的,因为第一个风浪大。因为那已经是下半年了,就是秋冬的时间下半年了。第二个是这个风浪大了以外,整个吃食环境、居住环境都非常地差,每一个人都挤上船,能够分到那个船票就已经不得了,就是逃难塞上那艘船,每一个人其实你也知道,当时上船的人都是所谓当时的社会菁英嘛,每一个人都以难民的身份到了台湾。

解说:不过当太平轮将司马秀媛送抵基隆之后,在回程的路上,竟和上海荣氏家族的货轮光元轮相撞。

虽然在日据时代,台湾就以盛产稻米和甘蔗著称,但是一九四九年初的台湾,米和糖的价格却一再地飙涨,当时台湾的农粮和土地问题和国共内战爆发前的大陆极为类似。因此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决心标本并治。他很快地宣布了一个叫“三七五减租”的计划,以安定农村,避免共产党势力介入台湾。

陈履安:他发现台湾的农民占的比率非常高,才六七百万人里面,有三百八十万是农民,而这个农民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佃农那时候跟地主之间没有合约的地租大概是多少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就是你送来的榖子百分之七十五要给地主,所以我父亲节把他在湖北推行的“二五减租”改为“三七五减租”而到台湾来实施。什么叫“三七五减租”呢?就是这地主不能拿百分之七十五,只能拿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个农民一下子收入就增加一倍了。

解说:这项措施同样增加了粮食生产动机,另一方面陈诚也决定对迁徙入台展开管制。

我父亲非常知道突然之间不是什么几万人来,不是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到台湾来,也知道中共方面它的宣传的厉害,它有人潜伏在里面。你怎么样保护台湾的安全?还不光是这些人来粮食的问题,怎么安顿他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来实施,一个叫“入镜管制”。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诚的这项管制,限制了部分国府高官进入台湾,管制的气氛弥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

有人搭船到基隆港边却又上不了岸,只能原船回头这件事,脸上总有着无限的感慨与抱歉,但在眉宇间,却也有不得不的苦衷和坚决。在那段有超过二百万人迁徙的乱世里,对错和公平,根本就是无暇顾虑的价值,活着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解说:一九四九年六月陈诚发行新台币,并且停止大陆金元券,在台湾进行兑换。这是两岸经贸中断的开端,部分商人的离去,并没有影响国府在台湾的军事部署进度。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执行了这项任务。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胜利后协助蒋介石将海军的作战舰艇发展到四百二十八艘,总吨位八近二十万吨,官兵达到四万人。

李连墀(桂永清部属):桂先生还是在这个总统的,我们老总统的直接的指挥之下做事的喔,他在岸上装那个热线,跟我们老总统直接电话。

解说:一九四九年那一年,桂永清所辖的军舰每天在海峡之间航行,超过五十航次,当时乘船进入台湾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不同的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履安:他让所有的军队来,不管你是哪个部队的,你只要是军队这个船来了,跟着船到台湾,第一个,人走一边枪摆另外一边。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啊,你要他把枪抛掉,很多部队简直不可思议。

解说:这一方面是陈诚常年带兵的经验,一方面也改善国府部队军纪不佳的形象,最重要的效果是避免将领各拥山头的状况出现在台湾。一九四九年五月,桂永清把整个国府海军的指挥中心搬到了台湾。根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前后,国府的海军运输军队到台湾的人数超过了六十万人,民众高达七十万。而国府空军的迁移,也同步在一九四九年初展开。

衣复恩(<生死访问>蒋介石私人飞行员):空军奉到命令到台湾来的,差不多八九成都来了,而且那时候空军也很民主,当时空军总部就下个命令说是,凡不喜欢来的,凡不想到台湾的,那么都发遣散费各回家乡。

解说:衣复恩是国府空军第十大队队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当年他落脚在嘉义的水上机场。

衣复恩:嘉义的机场很大但是破坏得,给美军抗日的时候都破坏得很厉害,家眷很苦没地方住,都是拿那个报纸竹竿,糊起来一间一间的房,在一个棚场里头,又没有顶的飞机棚场,大家拿稻草铺地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多家眷就临时住在旅馆,可是嘉义那时候很小嘛,旅馆荣不下多少人嘛,我们有两个大队进到嘉义差不多一万人连家眷。

解说:尽管将空军移往台湾,往后大约一年的时间衣复恩还是经常往返两岸,有时为陷于劣势的国府部队云补军火,有时则是搭载蒋氏父子飞跃海峡进入大陆视察军务。

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开始国府就在南台湾的凤山,设立了训练基地,负责的是孙立人。孙立人拥有清华以及美国普渡大学的学位,后来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孙立人的背景加上身上所散发的美式风格,在国府多半黄埔出身的将领当中,显得特立独行。

赵靖东(孙立人的学生):我们就到戏院,经常去看那个免费的电影。看他在那个台湾训练兵,电影那个纪录片,我们看到,对我们青年人有个法,看到他那个阅兵啊,看到他那个训练啊,我们感觉跟其他的军队不一样,对青年人的吸引力的确是很大。

解说:就这样,当时十七岁的赵靖东加入了孙立人在台湾的青年军。

赵靖东:上船以后我们在上海上船,在海上待了两个白天,三个夜晚,船上不光有我们男生,他还找了女生。这个女青年工作大队,这是第一批,跟我们同一条船。这个船上我们男女同学将近有五百多个人,另外也有商人的货物棉纱,我们还有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从船舱上面掉下去,结果下面正好是棉纱没有摔死。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我们大家虚惊了一场。

解说: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孙立人不断地将台湾所训练的新军送往海峡对岸,国共内战的火线上。一九四九年八月之后,国府更大举将台湾整遍的新军送上厦门与金门,这些以台湾人为主的部队,也参与了两个多月之后的古宁头大战。而同个时间,国府许多疲累不堪的部队,也从各个海岸点开始撤离。其实像是胡琏所带领的十八军,就穿越广东潮州,来到的汕头。

何金浪(十八军营长):像我们的部队,那个大船来,在海中央停息,停在中央不敢靠岸啊。靠岸了以后恐怕敌人拿炮击啊,都是离开海岸的,离开海岸大概有一两千公尺,一两公里嘛那么多。我们要坐小船,坐小船再去登大船,那个小船很低嘛,大船很高嘛,要爬那个江笼网,现在海军陆战队他受过训练的,爬那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是陆军没受过那个训练,所以爬那个江笼网很麻烦,有很多人体力不好,就掉到海里去了。掉到海里去打捞都没办法,没有船打捞,反正掉到海里只有淹死了。

解说:当时担任十八军营长的何金浪,和跟着他的五六百名士兵,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命运的权利。

何金浪:上船以前没有说我们到台湾,到台湾来受训来训练,可是这以后我们一上船以后,我们部队要到舟山,浙江舟山。可是在航行中间,走到半路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说要到金门。

解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号深夜,距离厦门仅有五点五海里的金门,吹着微弱的东北风,炮声划破了宁静的黑夜。

解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号清晨,担心金门战火一夜没睡的陈诚,参加了庆祝台湾光复四周年的运动会。

陈履安:战况也是还在打吧,所以一晚没有睡,可是我父亲第二天早上,正好是台湾省十月二十五号光复节举行什么运动大会。他做主席还上台去演讲,所以他一路上他还告诉我,他坐车到司令台到总统府,然后到台上讲话的时候,心里还在不知道前线战况如何,他走到司令台之前接到通知,胜券在握已经掌握局势了,喔,他说他如释重负,他在心中那种感觉,他讲这是一种高兴的感觉。他知道台湾的安危,那一刹那之间定了,他就当众就宣布,才和大家就狂欢,高兴的那种气氛,就好久不能平息。

解说:这场被称为古宁头的战役,让当时在大陆一路溃散的国府部队以及蒋介石无得到了喘息。一九四九年这一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最低点,经常陪在身边的是他的大儿子蒋经国。

衣复恩(蒋介石私人飞行员生前采访):那时蒋经国跟着他,张群张岳军先生跟着他,顾祝同跟着他,还有他随身的几个侍卫,还有伺候他的人。他那个时候敢信任的人不多,以前所有很忠实的学生,都是有相当军阶的,不是都是临时。要嘛被捉,要嘛投诚,也不是投诚啦,投降,不要用投诚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局很惨。

解说:蒋经国是蒋介石元配毛福梅所生,十六岁到俄罗斯读书,待了十二年,还结了婚。一九三七年回到中国之后,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培植他,整个一九四九年的大迁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有蒋经国的身影。其实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国府陆续撤离南京和上海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密集在台湾活动。虽然已经下野,八月份,蒋介石在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透过一个叫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隔着海峡,掌握国府部队。当时国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回忆说:“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

刘维开(中国近代史学者):当时李为什么他觉得,老是觉得底下他没有办法服众?没有办法服众,所以这些人有了问题,还是说去问蒋。那对蒋来讲,蒋也很为难,他们都是他的老部署,过去都跟着他的。那么现在有了问题,他能不跟他们讲怎么做吗?他不能够独善其身啊。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有个身份,他是中国国民党总裁,他可以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来处理一些事情。

解说: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军进入广东,局势对国府越来越不利。十一月十四号上午十一点,蒋介石从台北出发,飞抵重庆。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决定留在重庆,做最后一搏。十一月二十九号,解放军包围重庆,晚上十点枪声大作,蒋经国和衣复恩,配着蒋介石仓皇离开。

衣复恩:他那时候已经下野了,他住在重庆一个山区里头。他走的时候已经是兵荒马乱,已经是沿途相当地乱了,有一个时间他都没法坐汽车,都要下来走。走到飞机场,走到飞机场之后,还有很多一二十架飞机,等在那个地方,他们走了以后,最后的这个政府官员和有些随从人员才能走嘛。所以他到了白市驿后,他一上了飞机又等,等到最后就是相当地危急,因为不晓得共军到了什么地方?消息都没有,就是一切通讯中断了。所以警示到这个不行了,起飞好了。就大家伙就是我们一起飞,我这个飞机一飞,其他的飞机也是,跟着陆续起飞到了成都。

解说:刚起飞,衣复恩从驾驶舱往外看去,停机坪上,来不及飞走的四架驱逐机和六架高级教练机,已经陷入火海,这是衣复恩记忆中最后的重庆。从重庆离开之后,蒋介石一行人飞到成都,十二月五号,李宗仁以治病之名,由香港飞往美国。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移往台湾,这是他在大陆挥动权杖的最后一次。此后蒋介石身陷重围。

衣复恩:那时候派了去的军队到前面去,本来可以通话嘛,忽然间通讯断绝,通讯断绝是逼着我们只有这个,几里路了嘛,没电话很可怕,通讯给截断了嘛。任何时间那个,共军的先头部队,就可以逼近机场嘛,所以有一二十分钟很安静,一点声息都没有,所以跟他讲说不行了,情况掌握不住没有通讯了嘛。他们那个时候说不知道,不愿意打扰他。那么就推我上去,我就进去就跟老先生讲,我说现在前面没有消息了,我说现在情况没有,掌握不住,完全情况没有。我说我们走吧,他说好吧,好吧,就出来擦把脸就这么走了。

解说:十二月十号,失去通讯的蒋介石,收到的第一封电报,竟然是卢汉通知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其他的将领,扣留蒋介石。下午两点,蒋介石从凤凰山匆促登机。

衣复恩: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语,就坐飞机起飞就走了,走了以后在飞机上他就休息,就拿本书在看书。他跟他走的人也没什么好谈的嘛,唉,很孤单。

解说: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回首大陆江山,直到一九七五年过世为止,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陈淑琬:蒋介石到台湾的决定,影响了上百万人的命运,更牵动当时掌握在国府几名蒋介石亲信手里的黄金,以及后来故宫文物的去向。战乱烽火中,权力的秘密档案,人心的矛盾对立,注定了大批黄金和故宫文物到台湾的命运。下一集,我们将为您揭开数百万两黄金运送到台湾的幕后故事。

黄金挤兑惨剧:揭秘国民党手中如此多黄金从何而来

文章摘自《黄金秘档》 作者:吴兴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天里)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那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此书为读者细道来龙去脉)。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总统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他是那年5月接张公权(1947年3月—1948年5月)央行总裁位置的。这是俞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请看下表:

表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历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与行政院长

中央银行总裁央行总裁接任时间

(开始于)财政部长行政院长

孔祥熙1933年4月孔祥熙孔祥熙

俞鸿钧1945年7月俞鸿钧宋子文

贝祖贻1946年2月俞鸿钧宋子文

张公权1947年3月俞鸿钧张群(蒋中正)

俞鸿钧1948年5月王云五翁文灏

刘攻芸1949年1月徐堪孙科

3月刘攻芸何应钦

徐堪6月徐堪阎锡山

10月关吉玉阎锡山

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运第一批黄金去台湾

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仿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两天后,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是什么物资,一共运出了多少箱来?一概语焉不详。至于把中央银行错成了中国银行,那是因为两行本来就比邻而设,而且还共享一条巷子进出的关系。

此书是1986年出版的,蒋介石已于1975年过世,强人时代已进入末期。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缠身,风烛残年,于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开放党禁,并开放台湾民众大陆探亲。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下,《俞鸿钧传》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陆黄金运台的敏感往事。

黄金运台负责人之子:蒋介石当年带走多少黄金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黄金运台之事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它流于各种野史中,却极少见于正式史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开始了这段复杂而艰涩的调查。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之久,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期间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难时期(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

李敖的文章让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过,那时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医学上面,对父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另外,黄金运台之事,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话题,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公事,所以我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

启动黄金转移

其实父亲与俞鸿钧、蒋经国以“预支经费”而转走的90多万两黄金,从时间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批黄金转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注: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我后来几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实地勘探外滩,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和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

因为运送黄金的行动极为秘密,国民党官方档案也绝少提及,那么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所报道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一次究竟运走多少黄金?各种正史和野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历来众说纷纭。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由费正清等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国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李度的文章后来被广为引用,他所说的80吨,相当于260万两黄金。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央行的黄金实际上是分两次运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从上海运走了200.4万两黄金,由海军“美盛号”护航,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船次,57万两黄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万块银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后来转运台湾。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我推想,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为海军不可靠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共有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星号”船员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运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时不小心将木箱跌碎,才发现运的是黄金银元。在海关潜伏的地下党于是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所以父亲经手的那笔黄金,才又“冒险”启用军舰运送。

黄金运到台湾,必须有保存地。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号”到基隆,由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的金库存储保管。260万两黄金保管人名义还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张学良的旧属,也是刘攻芸的妹夫,但陈诚曾向蒋介石打过密电,告沈祖同“人极滑头”。

需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批被转移到台湾的260万黄金,是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准备金。名义上仍属于中央银行国库,只是蒋介石为安全考虑而转移储存地点,从性质上讲,它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移应该有所不同。而此时,父亲正在忙着给被围的杜聿明军团空投补给品,以及策划撤离南京之事,所以他应当没有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这一次转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是主要负责人。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奇怪的是,他们后来在台湾的关系有些疏离。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蒋介石每年替陈诚做寿却过俞家而不入。蒋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记曾提及,俞鸿钧不愿意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别,离开广州赴香港,“顿感悲戚”,等到台湾局势稳定之后,俞鸿钧的家人才从香港搬到了台湾。也许这令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

持续运金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那一天,父亲正在台北。他与陈诚一起坐飞机,本来计划飞南京,但到了浙江富阳上空,突然得到命令改飞杭州,15时20分到达杭州笕桥机场后,父亲才知道“大局剧变矣”。

在杭州,父亲见到了专程从南京飞来的蒋介石——我推测,蒋介石在宣布辞职后,第一批见的人就是陈诚和我父亲。父亲在日记里形容“老先生甚安详”,但并没有记述他与蒋介石会面的具体内容,不难猜测的是,蒋介石肯定向他询问黄金转移之事。我想,蒋介石“安详”的背后,也是因为仍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的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隐退回溪口老家,但仍以无线电台的电讯及密码控制着军政,也牢牢掌握着国库黄金向台湾转移之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9年2月,解放大军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蒋介石的施压下,继俞鸿钧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不得不同意继续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移出去。1949年2月7日,12万两黄金被民航飞机运到台北,但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香港的《华商报》登载了此消息。担心李宗仁会出面阻挡,蒋介石指示出动军机,在2天内将剩下的48万两黄金运送完毕,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出面执行了此项任务,可见蒋介石对此事的重视。

这就是第三批运台黄金。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一样,第三批黄金也并没有正式入账,都成了财务署掌控的绝密军费黄金。在这一时期的日记里,蒋介石对阻挠黄金转移的刘攻芸非常恼怒,也很不放心。1949年6月曾留学英美的刘攻芸下台,1950年离开台湾赴新加坡,直到1973年病逝。

此时中央银行转移黄金之事,已经曝光。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当时在中央银行任稽核专员,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黄竞武开始有意识收集中央银行把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资料,并暗中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为特务侦悉。1949年5月12日,黄竞武在外滩中央银行办公室4楼被国民党特务绑架,5月1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8天夜间被绞杀。黄竞武的遇难也加重了央行副总裁李立侠的震惊和疑惧,他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挥,反对将央行档案随国民党政府转移到广州。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蒋介石决心将上海国库的最后一批黄金白银取走。5月14日,父亲专程从广州飞到上海处理。第二天清晨,他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飞到大场、龙华、浦东上空视察,只见到处都是火头,表示解放军已在东面和西面合围了上海。下了飞机,正好遇见奉蒋介石之命、从台北飞来的蒋经国。在他们的运作下,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出面,向中央银行下手令,“除暂留5000两黄金、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从5月18日开始,近20万两黄金和120万块银元被陆续用舰船运走。还有少量银元和银锭没来得及运走,就散乱地在扔在码头上。其中运送黄金的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还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这第四批运台黄金也是秘密军费,归到父亲的财务署掌管。不过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批黄金应该有40万两,其准确数字,目前尚无定论,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运送的军舰和船只至少有12艘,在炮声隆隆中,都是装载满就开航,无人监运,也无人记录。众所周知,汤恩伯在50年代想擅自飞到日本,被蒋介石知道后派人将他强行拉下飞机,经查他早花了几万美元在日本买了处豪宅,这是否与这20万两的差额有关,目前尚不得而知。

1949年8月,国民政府分两次、每批10万两的黄金到台湾。总数为20万两黄金中的10万余两被运到广州,作行政费用,剩下的9万多两被用做军费。从时间上看,这是第5批和第6批。蒋介石亲自运作的黄金大转移,至此画上句号。

蒋介石转移国库黄金,对外,是防止落入共产党手里,对内也是怕落入李宗仁等桂系手里。蒋经国写过一本《我的父亲》,其中写道:“……父亲(注:蒋介石)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这封信,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

蒋经国在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件事:把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又想起,抗战结束后从一些汉奸手里没收来的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于是命令蒋经国再回到上海,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闻知此事的李宗仁立即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还将管理保险箱的人支到香港,让蒋经国无法取出。

蒋经国回忆:“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两黄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蒋经国的这本《我的父亲》曾公开出版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都收了回去。幸而他送给我父亲的这本成了“漏网之鱼”,让我在几十年后看到了蒋介石与桂系为黄金之事进行的明争暗斗。

黄金账单

1948年底,第一批黄金白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出的,不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桂系不知情,他最大的“敌人”中共也丝毫不知。大家完全没想到:7个月前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

那么,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里去了?根据台湾大溪档案,这笔黄金最大的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

第二批黄金运到厦门后,经财务署清点发现多出9万多两。父亲在日记里批评“央行糊涂至此”。其实这也并不是央行的粗心,因为这些黄金都是用金圆券兑出来的,计算上肯定有误差。而且这笔黄金又是用军舰运的,数量也不会那么精确。而第一批是用海关的舰运的,所以数字很精确。父亲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分配这多出来的钱——每一笔军费的支出,当然都经过蒋介石的最后核准。

我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在厦门负责提调这笔黄金的,是财务署的李光烈。李光烈我很早就认识,到了台湾后,他一直担任财务署总务科长一职,逢年过节时他会到家里来拜年,我们家里有什么杂事,比如房子漏了之类的,都会去找这位“李科长”。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也参与了黄金运输。

1997年,我走访了李光烈,李光烈告诉我,当时他手里有个密码本,专门接受我父亲密电,父亲需要提出多少金银,就发密电给他。他接到密电后,立即到鼓浪屿提出金银,然后将金银分送到前线各主要据点。

值得一提的是,从1949年5月到8月,存于厦门的这笔黄金白银的支出,在台湾“中央银行”档案里都没有记录,目前所能找到的,是大溪档案里、现存台北“国史馆”的只有“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这样一个总数和粗略记载。而在父亲的日记里,他每笔支出都有向蒋介石详细汇报的记录,但或许蒋认为这是他秘密的军费藏金,不愿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也未将父亲的报告入档。台北“国史馆”后来应我的要求,找到了父亲在1949年12月5日在成都“上‘蒋总裁’”的军费报告,一共有3页。报告上面有蒋介石亲笔批的“存”字。这是在蒋介石档案发现的唯一一份与此有关的资料。

第二、三、四批黄金,都是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取出来的,作为这笔“军费”的保管人,父亲其实已经掌握当时全国国库里绝大多数的金银外币。所以他的地位也极为特殊,连中央银行都要通过蒋介石向财务署贷款。而这些黄金的运用,则完全由蒋介石一人所控制,即便是时任的财政部长徐堪也无权调用。而蒋介石调用黄金的指示完全是口头的,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有蒋介石和我父亲两人知道。

为支付各地军费财务和金银运输,父亲乘坐老式军机,频频出入各地,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3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3架。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一切自有天意,上了飞机就呼呼大睡。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为他捏把汗。还有一次,父亲从杭州飞南京,起飞后,“飞行员孙君找不到南京目标,至12时半在常州机场降落,略问乡人后,又起飞……”机师要问乡人后方知方向,真可列入近代版《拍案惊奇》。

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一件事,1949年8月初,他接到蒋介石电话,要他把刚刚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追回一部分。既要完成任务,又怕马步芳多心,父亲左右为难。还没等父亲采取行动,8月25日,解放军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个人口袋,后来马步芳到台湾不久,就溜到中东去闹桃色新闻,搞得当地华侨怨声载道。

国共内战到了后期,金圆券实际上已经一钱不值。要维持国民党军队的军心,也必须靠黄金、银元这些“硬通货”。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国民党不少黄金军费就这样打了“水漂”。1949年9月,父亲的日记记载,财务署还往迪化(乌鲁木齐)运了两架飞机、近10万两的黄金。9月26日,新疆的陶峙岳部队便宣布起义。

1979年香港《文汇报》曾登载过这样一条消息:1959年4月,新疆的地质考察队,在罗布泊荒原上测量时,意外地发现了4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下压有“国民党时期的巨额黄金券”——也就是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同时,在他身下还发现一个装有5公斤黄金块的袋子……这些黄金大概就是财务署运补新疆陶峙岳部队的。

财务署掌管的这笔经费,其实也成了蒋介石的“小金库”。1949年7月,蒋介石曾到菲律宾参加过碧瑶会议;8月又赴南朝鲜与李承晚会谈。父亲的旧属赵志华告诉我,赴这两个国家所需旅费及购买礼物等的近16万美元开支,都是从财务署管理的军费外汇里支出的。另一位曾在财务署工作过的董德成也告诉我,蒋介石到台湾“复职”后,他也用这笔外汇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比如转拨给他喜欢的亲信一笔钱,资助其留学或创业等。我后来发现,台湾有名的《联合报》的创业资本,也是蒋介石从这笔钱里划拨的。这些由蒋“总统”直接支出的费用,还曾惹得“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不高兴。父亲在日记里说:陈诚对他“颇有微辞”,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

最后的军费

到了1949年秋天,国民党在大陆基本上大势已去,但是台北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还是继续往各地区输送,作为蒋介石信任的一名国民党将领,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向他效忠的政权做最后的挽救努力。

父亲是11月17日从台北飞到重庆的,当时的重庆已是一片乱象,国民党内部也是各自为自己打算盘。11月26日,父亲向他的老同事、时任重庆空军第五司令晏玉琮请求派飞机送一批同仁眷属到台湾,晏玉琮要求“借现洋1万元”作为交换条件。父亲也只好答应。在解放军攻入重庆前,晏玉琮下令将停在机场上的4架驱逐机和6架高级教练机一并炸毁,这让蒋介石痛心不已。晏玉琮到了台湾后即转任副职,在空军的前途就此终止。

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部的綦江,15兵团司令罗广文只身逃脱到重庆。当天下午,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陪同下乘车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挤,交通混乱,宪兵、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第二天,情势对国民党更加不利,重庆除西北面外已完全被解放军包围,市民们都争相出城逃避。当天董德成等人奉命从重庆往成都撤,他后来向我回忆,当他们出城时,正好遇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乘坐几辆黑色轿车,视察警备司令部,但是出城的人潮汹涌,无奈之下,蒋经国和“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只好下车亲自指挥交通开进。

当天晚上22点,蒋介石下榻的林园后面枪声大作,周围又不断传来各兵工厂的爆炸声,在蒋经国的劝说下,蒋介石决定赴机场宿营。这时,公路上撤退的汽车已挤成一片,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座车在途中被阻塞了3次,无法前进。蒋经国在日记里回忆,蒋介石只好下车步行,然后再改乘吉普车,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这天晚上是在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上住的。

当时为蒋介石开专机的飞行员衣复恩回忆:“……当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一行,赶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11月29日午夜时分。蒋介石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蒋介石的专机在第二天早上6点才起飞,此时,解放军已在机场前方20里。

但是,衣复恩的回忆有一个小错误——登上专机的人群中并没有我的父亲。

11月29日一早,父亲和“国防部”次长陈良一起,亲自押运60万银元到成都。头天晚上,为了监督清点这60万银元他一夜未睡。60万银元约16吨,还有财务署自己存的黄金银元,大概需要8辆大卡车。在炮火连天之际,乱兵难民阻塞的路上,押运这些银元车,无疑是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

到了29日下午,他和陈良接到提前去机场集合的命令,陈良当即离开车队赴机场,父亲坚持留下来等候杨森来取银元。30日凌晨1点,运银元的车起程,“在最后两小时中,炮声不绝,令人脸无人色”。当蒋介石的飞机起飞时,父亲正走到距离机场不远的公路上,他要亲自押运这些车到成都。

父亲走的是重庆—壁山—铜梁—遂宁去成都,这个路线靠近前线,比较危险,他之所以这样走,还是为了给在前线的国民党士兵发饷。没想到,这一番“忠诚”却换来了一个羞辱。到了铜梁以后,后面的运款车队还没到,父亲先去见杨森和罗广文,报告此次送款情形,但“杨甚傲,即言快缴(银元)而已”。

运银车开得比较慢,一直没等到,父亲于是派人去寻找。20点,父亲遇到了杨森,向他报告找车经过,但杨森只是声色俱厉地催促他赶紧交出银元,父亲不满,转身要走,没想到杨森开始大声叫骂,不仅扇了他一耳光,并大喝要枪毙他。杨森身边的卫士掏出枪对准父亲,这时幸亏旁边的人把我父亲拉走。杨森还是不甘心,又派士兵看守,一直到找到银车缴清了银元,父亲才被解除看管。

父亲认为此事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后来绝少提及。其实以他的署长身份,本可以不必要亲自押送银元,更不必把银元直接送到杨森那里。杨森之所以大动肝火,我猜测,除了军阀本色外,很可能认为在这兵荒马乱之即,还有人上门送军饷,一定来意不会那么单纯,是代蒋介石来“查哨”的。除了骄横的军阀杨森外,部分银元也发给15兵团司令罗广文。但罗广文不久就宣布起义。

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飞到成都后,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虏或遭遇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父亲与他押运银元的车队,一起抵达成都。蒋介石知道杨森的举动后大怒,他在日记里称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军阀“跋扈鲁莽”,到了台湾后再也不用杨森。

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父亲曾经的一位下属赵抡元回忆,因为这些黄金大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

12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成都等候刘文辉、邓锡侯来开会,等了一下午不见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刘、邓两人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这一天也是父亲在大陆的最后一天,登机时,因为人太多,只得将行李抛弃,他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

1949年12月10日14点,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飞到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一天,卢汉在云南通电拥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几乎完全被逐出大陆,但当时海南岛及舟山群岛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财务署还向海南岛等地运送金银,大概是期望这部队还能坚持一阵子。到了12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上写“空军认为(运款)赴滇都不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就此永远画上句号。

我的父亲

时隔60余年再来看黄金运台的那些秘密档案时,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蒋介石为什么对父亲如此信任?

父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我的祖父吴吉三,受维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兴办教育。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祖父曾将祖产的一艘丰泰帆船出让,所得6000金作为学校经费。

在家乡镇海完成初级教育后,16岁时父亲进入宁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1925年,父亲从沪江大学商科毕业。

1926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别人介绍下,父亲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但北伐军到了保定以后,指挥部取消。在蔡元培资助下,父亲到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就学。

1931年夏天,获硕士学位的父亲回国,不久,经留法同学汪日章推荐,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实肯干很快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此后,父亲职位几经变化,他在国民党的空军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想,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我父亲,除了父亲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父亲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被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父亲当时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5岁时,我们搬到重庆,全家6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打理的。虽然父亲当时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我们家里,每餐也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我生了疥疮,全身溃烂,都是母亲与姐姐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现在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

1943年7月,父亲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长,在他3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的父亲,送一份文件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公馆。周至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他随口问我父亲:“你的家眷呢?”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

父亲在中午时分赶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不到两小时就收拾好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我记得那天天有点阴,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我们所搭载的是C-47型飞机,飞机过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以父亲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别人去提醒,有点不可思议。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1949年以后,奶奶、姑姑还有我的3个哥哥,都留在大陆,但父亲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日记还是以记录每天的工作为主,几乎没有涉及他个人情感的内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外面散步,父亲突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父亲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恩来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恩来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3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而父亲也把在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我的3个哥哥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他带来了我大哥的亲笔信。大哥在信中说他在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

父亲告诉我,他已向蒋经国先生报告过此事,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信,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

1991年,离开大陆40多年的父亲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父亲还去捐了钱,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从上海飞到香港的当晚,父亲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从香港飞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觉不好,发现手一直在抖。在医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过程中,人就过去了。这距离他从老家回来还不到24小时。我想父亲也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黄金之谜

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蒋介石最初秘密运作此事,是怕李宗仁知道后向他要这笔黄金;到了台湾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先生不愿意提此事,久而久之,黄金运台,便成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关于从上海运出的黄金总量,历来是个模糊不清的数字。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曾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鸿钧沉吟片刻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和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展开调查,最终也不了了之。黄金运台事,不但在国民党这边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在中共方面,我想因为建国之后,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它在两岸之间都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之前也和很多研究民国史的专家探讨过此事,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更有甚者,1948年9月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因而,央行黄金总账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当年国民党政府究竟带了多少金银美钞到台湾?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普遍引用台湾“监察院”在1949年发布的一个数字:“……中央银行在2月底有390万两黄金,此外尚有7000万美元外汇,及足够铸造7000万美元的银子。”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当年运往台湾的黄金一共有400多万两,其中140万两又“回到”大陆各地——50万两左右用于内战军费开销;60万两左右用于国民党在大陆的行政开销。留在台湾的黄金,大约35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1英两黄金或50美元。这些黄金一部分用到了支撑“新台币”发行的币信上,另外一部分作为“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当时的台湾金融,也使台湾渡过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飘摇的难关。所以连蒋经国也说:“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

在几批运台黄金中,父亲经手转移、密藏在厦门的这笔军费黄金,更是“机密中的最高机密”,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查不出相关记录。最近,台北“国史馆”给我提供了一批最新资料,其中一份是俞鸿钧1955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藏在厦门的这笔黄金的准确数字:155万两。内战结束时,财务署还剩下103万两——这表明,在这笔秘密军费中,有50多万两被用于内战。

俞鸿钧的报告还显示,财务署最终将这剩下的103万两黄金交还给台湾银行,兑换成新台币,给部队发作军饷。

应该说,这笔黄金的来源并不光彩,因为其中大部分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收回来的。发行金圆券的本意是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但结果却是大量黄金被收归国有,老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却一路狂贬。我做了一个粗略计算:政府当初兑换这150多万两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而到了1949年7月,这10亿金圆券竟然连1美元都换不来。老百姓被掠夺成这个样子,这个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此外,“中华民国”还要维持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要交联合国会费,这都需要外汇,这笔开支和那些黄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是我研究的下一个课题。

李登辉在2004年曾信口开河地说过这样一番话,颇引海内外人士的注意:“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轮”)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口就沉了……”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太平轮”在夜间航行时,与另一艘轮船“建元号”相撞之后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近千人丧生,其中包括华裔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后来有一些文章说,一些黄金也跟随“太平轮”沉没于海底。但在我看来,“太平轮”上不可能有黄金。我想,运黄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识推断,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这么拥挤的船运黄金。但是,“太平轮”上却有央行的1200多箱文件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仅幸存一个。且不说李登辉所说的960万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事实上,“太平轮”根本就没有运载过黄金。

另外,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档案是在1948年6月以前装箱上船;6月以后的则直接运送广州。所以我认为,“太平轮”上也并没有重要的档案和账目明细。不过,这艘船上应该还有些白银。“太平轮”就沉在白节山小岛附近,也许未来还可以去打捞,来证明我的推测。

关于黄金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是,2009年12月初,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刚刚发现了蒋介石的5封私人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49年5月23日,即上海解放的前4天,蒋介石亲笔写信给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良(时任上海代理市长)、陈大庆(时任上海防卫司令)、石觉(时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局令)这4个人。信中说,留2万两黄金和100万块银元给“共匪”。可最后,汤恩伯只留了6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元。只是不知道汤恩伯是借此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还是他在里面“中饱私囊”。

迄今,这些从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大致还剩下100万两左右,目前保存在台湾的“文园国库”。最重要的是,这些黄金本来属于全中国人民,必须得给两岸人民一个交代。怎样把这件民怨很大的事情圆满解决?这是个重要议题。100万两黄金,本金价值10亿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万元人民币。我的建议是,这部分黄金的利息,可以用来成立促进海峡两岸教育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用于教育,而且不动用本金,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我的黄金研究还将继续下去,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这个基金的早日成立,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和平。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黄金究竟用在何处

核心提示:曾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的赵志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

1948年至1949年,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转移黄金。在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下,国民党政府先后将700万两黄金分四批秘密运往台湾。

当年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是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逝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首次向世人完整披露了60年前事件的真相。 ——编者

深夜秘密运金行动

1948年12月2日凌晨,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他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银元l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

上海黄金挤兑惨剧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台湾当局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快速贬值。以银元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元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元。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只能换回美金2角!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作序,他在书中写道:

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其实,在1948年12月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的第四批20多万两。

蒋介石幕后主持运金

前中国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在主持。

1948年12月谁是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记载:

……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彷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

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由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到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送,而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5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10月8日到上海,10月9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蒋11月的日记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即使1949年初他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但他仍以无线电台的电讯及密码遥控军政,幕后掌控国库“现金”运台及运用,坚持发行新台币,把国民党政府重心向台湾转移,作“有计划的放弃大陆”。

亲历运金的见证人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

……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由发行局密呈)

据当时任央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专办俞鸿钧交办公文的何善恒,在1985年4月18日写给台北《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的信中提到,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后来负责押运的是发行局襄理何骧及专员刘光禄。陈也负责安排戒严、防卫及运输。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AN型舰是1941年3至7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163尺,宽度约30.5尺,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关是“洋机关”,中共渗透比较少,俞在1948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5名关员及30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海星”号到基隆,当局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于1975年12月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春,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即刻向税务司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上述这一段26年前的旧事,海关同仁中恐怕知道的人很少,1978年王树德退休时,蒋经国曾颁发景星勋章,他是在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也许与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曾参与押运第二批黄金去厦门,他回忆道: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

现旅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安仲英女士,其父安震宇是当时上海中央银行职员,她在2004年11月13日回忆道:

……1949年4月间,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安震宇工作变得很忙,29日当天回家告诉母亲说,家人们须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下午四时她随家人抵台,住进台北武昌街的台湾银行宿舍。

……数日之后,安震宇带着还不及十岁的安仲英和弟弟,说是去基隆抓“黄鱼”,姊弟兴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说,当时还真的以为是去海边抓黄鱼。后来,她与弟弟在港口看见父亲们点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砖和做成鱼状的黄金(按:即l两、10两的金条),父亲告诉他们那就是“黄鱼”。……安仲英这才知道,那些是国民政府运台黄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后来才说出,那批黄金直接运到台北的台湾银行地下室贮放,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尚未在台设分行。

这第二批90多万两黄金及第三批空运的60万两,加上第一批的260万两,及1亿多两的银元及银砖,当然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和作战的经费。所以,“老先生”下野时,心中很镇定,举止“甚安祥”(按:指1949年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一位居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运输机大队长杨荣志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目前旅居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他指出,1949年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当时中华民国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启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运台黄金用在何处?

新台币最初发行的准备金

上列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省主席陈诚),以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一千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

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做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从1950年4月1日到年底,每次10万两转给中央银行。此部分黄金如以280元一两计,这100多万两就已经超过3亿新台币。

请参看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中指出: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一亿六百万元,及三亿八千七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第二批存厦门秘密军费黄金

1949年1月10日至月底,以军舰密运到厦门的“军费”部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1949年年内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据大溪档案,厦门军费黄金在1949年内用去786540市两,另有3000万块银元运到厦门,也做了军费。剩余约22万余两在8月运台湾后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存一起,约100万两以上,部分继续用于1949年内国民党军队作战。

军费在内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银元,近亿块,价值超过百万两黄金。其次还有1亿两的银锭,这些银子可能部分运到台湾,铸成银币才能用。有数据显示,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曾新铸银元3000万枚(因百姓信任银元,铸银元是划算的),以民国23年(1934)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

这批黄金银元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支应各地军事需要,先父曾奉命各处奔走,与央行商量军费,5月里飞行了14次,6月11次。尤其是台北、高雄、马公、定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成都及海口,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区,蒋介石也随时随地会突然召见。

蒋介石下野期间的总裁办公费

曾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的赵志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的两大笔收入。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他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蒋介石就用其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1947年成立国防医学院于上海,以军医署长兼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研究止痛药理的先驱,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所写《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

王惕吾系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系创办人,而王永涛即王逸芬,就是当年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1960年王以少将军衔退伍就变成了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没有王永涛的适时配合,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报”。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黄金、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民族报”创刊于民国38(1949)年5月4日,王永涛为创办人。……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这100根金条,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

……“民族报”创刊仅三个月即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同意复刊之后。时任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奉蒋指示着手调处复刊问题时,建议对办报颇有兴趣的王惕吾无妨考虑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这回共拔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以上所说如属实,《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

黄金支出总账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三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笔者以所公开的档案与先父有关军费的记录,来作一综合的总结。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总共“收入”黄金在465万至487万两,蒋介石把其中约160万两命财务署掌管,作秘密黄金军费,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监督与追讨,因而均不详见于大溪档案及两岸“中央银行”档案卷宗里,大溪档案里只有约300万两。但其他100余万两泄露于刘攻芸(央行总裁)、徐堪(财政部长)及周宏涛(蒋介石秘书)的记录里。

最为模糊的部分是金圆券发行之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中央银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央行内部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央行“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在战乱中遗失。

这些黄金用在何处?如以全部480万两黄金来算,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30万两在1949和1950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

《黄金密档》吴兴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台湾经济如何腾飞 是否完全依赖大陆黄金

核心提示: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面对的是商品短缺和物价飞涨的严峻经济形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由于美国人坚持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必须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台湾的许多经济发展计划交由民间来承办,现代台湾的民营经济由此起步。

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度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任何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和阻拦都将会毫无疑问地、直接而有力地影响到台湾自身的经济增长。考虑到过去两岸关系的现实,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心情完全可以用“风吹草动”四个字来形容。

由于历史等原因,现代台湾的经济文明建立在以下制度之上:以“节制私人资本与激励私有财产”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以公、民营企业共存且逐步走向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工业组织体系;以“经济自由化”和“政策强干预”并存为特征的市场体系;以“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企业仍义无反顾地将资源投向具有生产性收益的项目之上”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台独”与反“台独”力量之间较量的势力均衡体系。

战后经济的重建

一般认为,战后台湾经济的重建持续了大约6年左右。至1950年,国民党当局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日产企业总数约为860家,加上从大陆迁移入台的一部分企业,构成了早期台湾公营企业的主体。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面对的是商品短缺和物价飞涨的严峻经济形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由于美国人坚持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必须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台湾的许多经济发展计划交由民间来承办,现代台湾的民营经济由此起步。

为摆脱困境,国民党当局自1949年起,分别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币制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税制和外汇制度改革等政策,使台湾的工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内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物价也渐趋缓和,为下一步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台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至今仍在实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代的第一阶段进口替代、196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扩张、1970年代的第二阶段进口替代,以及1980年代之后的以技术密集产品为主的出口扩张。

1953年起,国民党当局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凡是能够民营的,尽量交由民间来兴办。台湾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带有“台湾制造”字眼的质优价廉商品一时间充斥了美日欧等国市场。 到了1960年代,国民党当局又相继推出了降低粮价、改善外汇贸易方案、给民营企业充裕的资金融通、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奖励投资条例和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等政策措施,逐步解除了过去的各种非常措施,经济活动步入正常化,一个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体系开始逐步成形。

1973年,国民党当局宣布于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建设计划”,着重扩充交通及电力设施,建设南北高速公路、核能电厂、大钢厂、大造船厂以及规模庞大的石油化学工业。台湾的工业发展策略基本以“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和“促进投资”为主,一般学者将之称作“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或出口扩张策略阶段”。其间,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虽仍是台湾工业建设的重点,但发展重化工业显然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新目标。

经济自由化与民营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

1984年6月1日,俞国华接替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同年5月21日,早在“立法院”通过其任命案时,俞国华就在演讲中提出了“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施政方针。这一方针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台湾政治与经济进入自由化阶段的一个标志。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之后开放“党禁”和“报禁”就全面展开了。政治“解严”为已经开始的经济自由化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在俞国华上台之前,台湾经济普遍呈现出“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景气持续不振”的萧条景象。他上台之后,岛内经济则面临着美国要求其推动服务业与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于是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加快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面开放“特许业务”,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已被冻结近20年的银行、保险、证券、电力和电信等行业,从而为已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从事多角度化经营,实现范围经济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据统计,台湾公营企业的产值在1952年占总产值的56.6%,民营企业为43.4%。但是到了1958年,民营企业便与公营企业两分天下,升至50%。再延伸到1984年,公营企业减少至16.3%,而民营企业则跃升至83.7%。同样是在1952年,民营企业的出口额仅占台湾总出口额的17.2%,但是20年之后,这一比例却上升至79.1%,并且在随后的十几年当中,国民党当局更加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小企业始终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近10多年台湾经济的两阶段特征:以2000年为界

以2000年为界,台湾经济经历了明显的两个阶段:之前的台湾经济快速增长,之后的台湾经济则增速锐减。两阶段性使台湾的企业投资基本陷于“内冷外热”的境地。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0年之前一直在快速上升,并为台湾赢得了亚洲“四小龙”的称号;而之后则基本走平,甚至在2001年还出现过负增长。另外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也是如此,之前的平均数一直高于5.9%,而之后则一路走低。

除地区生产总值外,考察台湾居民消费总体规模、台湾当局官方支出、台湾企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化以台湾的侨外投资情况,这种以2000年为界的两阶段性都很明显。

考虑到近10多年来岛内企业的投资领域、地域以及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等因素,那么可以发现,在消费和投资的背后,真正影响台湾宏观经济环境并引发企业固定资本形成年度增幅剧烈波动的因素,正是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及其“非经济”走向。

台湾企业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不论总量和比重,在2001-2002年间都有一个快速上升,之后便高高地停留在一个平台上,把其他国家和地区远远地抛在后面:台商唯独对大陆的投资没有两阶段特征,其中大部分投资者并非事先得到台湾当局的允许,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偷跑”或经第三地辗转来大陆的。倘若不是这种“内冷外热”的局面在起作用,那么2002年以后的平台也许更高。

据统计,台湾当局对于个人和企业赴大陆从事投资和技术合作的限制,几乎涉及全部三大产业,其中农业有436项,工业有102项。在服务业当中,邮政、电信、金融、期货和集成电路设计等皆列为禁止类。至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利、铁路、港湾、城市供排水、机场、地铁、电力及电力设施建设等,则绝大部分被统统禁止。

另外从台商近年来对大陆的投资向六大类产品集中这一现象看,技术合作对于台湾当局才是最敏感的,其对台商的限制也主要是指这一块。所谓的六大类产品是指:机电产品、机械器具、光学照相设备、塑料制品、钢铁和有机化学制品。台商对此六大类产品的投资,不仅涉及在大陆就地设厂生产,同时更涉及技术研发和转移。

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度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任何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和阻拦都将会毫无疑问地、直接而有力地影响到台湾自身的经济增长。考虑到过去两岸关系的现实,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心情完全可以用“风吹草动”四个字来形容。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2000年大致是台湾经济近10多年来出现两阶段性的一个“分界年”,但是若从政治的角度看,2000年则是台湾“政党轮替”的一年,“执政权”由国民党移交给民进党,而“政权移交”的这一年刚好又和经济两阶段性的中点发生重合,那么这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台湾的经济就是这么耐人寻味!2008年5月,“政党轮替”将再一次写进历史,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的事实表明:谁能使台湾经济增长的曲线上翘,大多数台湾人民就会选谁。

台商投资大陆以及台湾经济前景展望

据台湾中华征信所调查,台商在大陆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外强、内富和国际化”三大趋势。“外强”形容台商是大陆出口领域内具有竞争力的一批厂商;“内富”是指部分台商开始在大陆服务业中异军突起;而“国际化”则是指大台商以大陆市场为腹地,透过大陆分支企业向海外新兴市场直接转投资。各种数据表明,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已经步入稳定期和赢利期,且大部分企业的集团化趋势也已越来越明显,使得企业积累了转型升级、向大陆内地挺进和以大陆市场为腹地进一步远赴海外投资的组织与执行能力。

2008年3月,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马萧配”赢得了绝对胜利。“马萧”在经济上主张“三通”,为台商赴大陆投资进一步松绑,开放大陆游客、陆资入台等。大陆方面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台湾民众和台商的“惠民、惠商”政策,同时“国共论坛”、“胡连会”、“胡萧会”等一系列高层会谈更为台商在大陆的商务发展指明了方向。 稳定的、可预期的政治环境是台商投资不确定性生产项目且获取更大收益的保证。换句话说,只要政治藩篱不存在,企业家就会踊跃投资。“马萧配”虽赢得了选举,但其上任之后如何拿捏政经关系,是否能真正贯彻落实选举承诺,仍面临严峻考验,例如“40%上限”是否能够取消?取消之后是否还会有相关“技术管制”?两岸经济关系不应该看一步走一步,而应该建立长效机制,亦即透过商谈机制将两岸各种主要经济关系制度化,因为台商跨区域投资与贸易的现实和未来都将以大陆为重心或围绕大陆市场来展开,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这一点是台湾经济走出过去八年低谷,实现经济复苏甚或繁荣的前提,任何“管制”或“限制”无疑只会给台商和岛内经济带来伤害。

台商应深入了解大陆的政策、市场和社会发展现状,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两岸同文同种具有点石成金之功效,可以帮助企业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台商应该在一如既往追求低成本的基础上制订新的长期发展战略,义无反顾地整合资源并将之积极投入到具有生产性收益的各个领域之中。(来源:人民日报——大地杂志 作者:黄德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

国民党去台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以1952年与1989年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由16亿美元增至1500亿美元,增加了93倍,人均国民收入由136美元增至6890美元,增加了50倍……很难想象,这一切成绩都要完全归功于1949年从大陆运去的350万两黄金(时值两亿美元左右),或是1951年到1965年这15年间美国援助的15亿美元。台湾的1949,同样是起步于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迎接的是一个跨海而来的陌生政权,但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走向了繁荣。今天台湾的所有,是台湾人用他们的汗水和辛苦换来。

台湾土改的启示

自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台湾经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这三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正在推行土地流转的中国大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平土改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

第三阶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

在本次土地改革中,农村地主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们从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中,获取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工商巨头,如台湾原来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就是依靠土地改革起家而成为台湾地主财团的实力派。辜振甫控制的“台湾水泥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成为垄断岛内水泥市场的集团企业。同时,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应征土地取得资金或股票后,转营工商业,其中不少因经营不善而被兼并,或趋于破产,甚至一部分地主将所获土地征购款挥霍一空,最后沦为普通农民。

在土地改革后,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中农户的主体,台湾农业从以佃农为主的生产体系,转变为以自耕农为主的生产体系。土地改革后,佃农因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而成为自耕农,耕作兴趣和投资意愿明显增加,对于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积极参与农业推广组织举办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经营管理改善活动,增加对土地的改良,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台湾的“总统府资政”李国鼎先生指出:“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台湾的农业发展将要缺乏推动力,在那时这种推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农业的集约化

然而,小农经济对于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到了一定时期,反而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随着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工业生产,台湾当局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牺牲农业的政策,实行“田赋征实”、“随赋征购”和“肥料换谷”制度,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抑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工发展不相适应。在工业以双位数增长的同时,农业却出现了负增长。

农民收入偏低,导致其务农意愿淡薄,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更多的农民则以兼业的方式维持生计。在专业农户中,绝大部分仍然采取个体家庭经营的方式,只有一小部分是经营规模不等的资本主义农场。兼业农基本上“离农不离村”,为增加收入而就地受雇于加工制造业部门,是半农半工的劳动者。兼业农的大量增加,一方面,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来源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又使农村劳动力趋于老化和女性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减少。

另外,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60~70年代每年都有1000公顷以上的耕地被用于开辟道路、兴建工厂、商店、住宅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有的年份甚至高达5000公顷以上,致使岛内可耕地日趋减少,地价急剧上升。由于土地增值迅速,许多靠近城市的农村小土地所有者认为,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不合算,宁愿让土地废弃而不进行耕作,有的在土地投机交易的吸引下,把土地高价卖给土地投机商,以致耕地荒废和被占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据调查,仅1975年,被废弃的农地就有1.2万公顷。

鉴于小土地私有制限制农田经营面积扩大的情况,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行农地重划,就是耕地的转移与合并,农民之间以互换耕地的形式,把分散在多处的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以利于农事耕作和管理;或者以自愿结合的形式,将不规则的耕地联成一片,办成标准农场或综合利用。

另外就是辅导小农转业。它要求将岛内90万公顷的土地,从分属90万农户转变为分属30万农户,即将每户平均拥有耕地从1公顷扩大至3公顷,安排60万农户、约370万农民转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台湾当局鼓励无耕种能力的自耕农出售土地,辅导其转业;另一方面,提供贷款,辅助有能力的小农户购买弃耕或厌耕的土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达成适当的经营规模。为此,台湾专门设立了“农地购置基金”,合计约新台币25亿元,以低息贷给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协助其购买新的耕地。每个农民可从中借钱购买3公顷的土地,每公顷耕地的贷款额度从以往新台币10万元增至30万元,凡增购的土地免纳5年的农业土地税。这一措施有助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自耕农的耕地面积。

在台湾,10年农地重划期间(1962~1971),农业生产指数上升19.6个百分点,同期农作物生产总值增长约40%,仅在1966~1971年的6年期间,农户所得增长21%左右,扭转了农业下滑的局面。

为配合第二次土地改革,台湾制订了农业机械化计划,至1985年,水稻整地机械化程度已达98%,插秧、收割及干燥机械化程度分别为97%、95%、65%,每公顷使用马力数约1.68马力,各项指标均超过原计划。

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可以看出,它与第一次土地改革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次主要解决地权分配不均的问题,将土地化整为零,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经济,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局面;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则是在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进行的,将土地化零为整,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

放宽土地流转限制

长期以来,台湾农地政策的核心是“耕者有其田”。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转入后工业化时代,继续沿用这一政策,将严重制约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导致农地制度的僵化。不少农户以私有土地利益为唯一依归,不愿配合对社区公共建设有利的农地重划,拒绝负担农地重划后地块的整地费用,严重影响农地重划的总体效益。

台湾的第三次土地改革,重点在于解决农地的市场化问题,满足经济建设和非农业部门的用地需求,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构筑适合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规模经营”新模式。90年代以前,台湾《土地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转移共有,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者,其所有权转移无效。”1990年台湾当局对此条款进行修订,调整私有农地所有权转移受让人必须为自耕农的限定,从而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扫清法律上的障碍。

其中的突破在于:一是放弃全面保护农场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变更为非农业用地的原则;二是同意农地变更使用从以往的供给引导,转为需求引导,开放农地自由买卖,严格监控农地农用,落实农地管理。

但在放宽农地农用但又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将来台湾的土地资源是否会大量消失,农村绿色环境是否会遭受破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经验教训

纵观台湾的三次土改,第一阶段的土地产权分配非常成功;第二阶段,在土地私有的现状下,因为农民不愿主动出售其狭小的耕地,扩大土地规模的目标没有实现,1990年与1955年相比,耕种0.5公顷耕地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反从34.4%增加到46.8%,而同期耕种2~3公顷土地的农户则从7.8%减到4.3%;第三阶段,开放农地自由买卖,某种程度上为黑金政治打开大门。一些财团与民意代表结合,很多先买下农地,再去影响地方政府或议会,变更土地使用,这是黑金政治最典型的手段。大家都把农地当房地产来做,结果农产品都要从国外进口了。

在笔者看来,台湾土改的重要经验教训在于:

土地产权的不同形式不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绝对决定因素,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卖这块农田,每天在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台北政府不能只给几千块钱就强行拆迁,但归根到底,土地所有制的私有或公有只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众多手段之一,公有产权容易滋生短期行为,但私有土地制度也会造成土地规模狭小和土地投机的盛行。

另外,规范产权的变迁,需要真正的法治,需要实行宪政,土地私有权要在政治权利的保护下才能真正实现。在台湾,法律规定了结社自由与农民成立农会的权利。因此有强大的农会组织,99%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会,农会机构完善、自治性强,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和管理,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农会以农民为主体,强调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强,还包括农民政治地位和权益的保护等。

台湾地区的农会是组织农民的核心,同时也是政府实施农村、农业政策的重要助手,在协调、沟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接受政府的委托,宣传推广政府的政策计划,办理各项教育和生产培训,及时收集建议与意见,向政府反映农民的愿望为政府决策作参考;同时经常进行农民间的调解、沟通,以减少相互间的分歧与误会,增进组织的团结和理解。

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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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2 9:39:31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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