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成”

--- 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

“王成”还活着

那个高呼着“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步行机员蒋庆泉，战斗结束后出现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锦州报道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 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炮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 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小兵小香

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围坐成一圈，自己在中间跳舞，“不停地转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今年71岁的艺兵曾经叫沈一香。那时候，她也许是朝鲜战场上年纪最小的志愿军战士：入朝那年未满11岁。

这个小小的战士，在她还没有步枪高的时候，就用文艺演出的方式大胆嘲笑原子弹和坦克带来的威胁。这让那些心有“恐美病”的军人们备受鼓舞。

不过在那个残酷的战场，她也会有自己的小麻烦---比如掉牙之后不知所措。

她想起在家时妈妈曾经说，下边的牙掉了要扔在高的地方，于是艰难地爬上防空洞，把小小的牙齿用力扔在上面。

战友们都叫她小香。她既是工程兵部队的一员，还是一名文艺兵。所以，讲述小香的故事，也是为了纪念那些不拿武器的英雄们，虽然他们的身影已日渐模糊。

拆弹部队

沈一香本来是不该加入志愿军的。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在江阴要塞任职。解放军渡江前，他不仅遣散了军中一直跟随他的江苏乡亲，还让随军的沈一香母女离开要塞。

后来江阴要塞的国民党部队起义，这个固执的军人却没有选择顺从大势，结果成为战犯。

母亲带着沈一香辗转到长沙时，生活已开始窘迫，无法让10岁的沈一香继续上学，“她说让我找个地方当学徒什么的，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沈一香的一个姨夫曾是地下党，在他的介绍下，沈一香找到了驻扎在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重机械团宣传队。宣传队长赵崇喜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1950年时宣传队正在扩编，没有过多考虑出身。而且沈一香4岁就开始读书，很懂事，“队里还有个9岁的小女孩，家长是咱们队伍上的，但她一是尿炕，二是爱吃零食。”

当时让沈一香说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解放军。小女孩在纸上写，为人民服务。看见这句话，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于是，10岁的沈一香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因为不太会唱歌，沈一香就跟着演话剧。第二年春天，重机械团以志愿军工程兵第18团的身份前往朝鲜。本来宣传队没带沈一香，把她和另外“两老一小”留在本溪，不过4月初她还是去了朝鲜。“当年要是像大机关那样正经在国内有个留守处，也不会让他们过去。”赵崇喜说。

志愿军刚入朝时，战斗机都是从国内起飞。但是由于飞机航程比较短，很难掩护深入朝鲜的部队，18团因此受命在平壤西面的永柔修建机场。1951年4月15日，沈一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的11岁生日。

敌机几乎每天都会轰炸机场。赵崇喜说，普通炸弹只会炸出一个大坑，很快就能填埋上，“敌人后来用定时炸弹，短的几小时、长的几十天爆炸，阻止我们修机场。”

大多数时候，缺乏器材的志愿军工程兵不会像电影中那样用金属探测器来搜寻钻入地下的定时炸弹和延迟炸弹。他们几个人排成一字形横列，沿着不到100米宽、2000米长的跑道用铁锹查探。铁锹尖刺进去有金属声，就是炸弹：它可以形成直径超过10米、深度超过5米的弹坑。

一旦炸弹在拆除过程中爆炸，以班、排为单位的小组往往当场全部牺牲。有一天上午1营2连的一个小组已经把炸弹尾翼挖了出来，结果突然爆炸。现场十几个人被炸碎的肢体装了几麻袋。这天下午，另一个连的拆弹小组又全部牺牲。

不过工程兵们相信，定时装置只要是人装上去的，就可以再由人卸下来。

拆弹的办法之一是用小锤子敲击炸弹尾翼上的引信螺丝，使其松弛，然后拆除。敲击的力度完全依靠感觉，稍微用力就可能引爆炸弹。一次正在拆除的战士突然感觉到尾翼里的爆炸装置启动，于是用尽全力将其推进弹坑，才躲过一劫。

宣传队的作用是，既要缓解部队的心理压力，又不能过分轻视炸弹的威胁，防止战士在拆弹时掉以轻心。

从普通一兵成为英雄

曾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的洪炉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抗衡，战斗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大概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说，战争的实质是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如果没有必死献身的精神是无法实现的，“这要归功于政工宣传的作用”，特别是像小香这样的文艺兵。

他举例说，英雄事迹的传播和宣传曾给战士们带来无穷勇气。比如黄继光看过描写苏联英雄马特洛夫用胸膛堵抢眼的电影《普通一兵》后，曾和战友讨论很久。黄继光牺牲后，政工人员不仅组织部队学习他的事迹，还把他的故事编入歌曲和评书、相声，结果又出现了很多黄继光式的英雄。

23军67师步话机员蒋庆泉在阵地上呼唤“向我开炮”的事迹，也曾在这个军的步话机员中广泛传播。几个月后23军73师就出现了另一位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于树昌。

每个烈士的事迹经过传播，都带动一批新英雄的产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宣传队和文艺兵就是传播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在《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中志愿军政治部总结说，在鼓动与宣传结合中一是要宣传胜利，“对整个的胜利消息，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尤其是友邻班、友邻排、友邻连的消息都要向大家及时传播；特别是英雄人物的事迹对人们的鼓励更大。”此外，还要宣传经验、宣传情况。“如果战场上当时有功，当时就记，当时就传播。”

有效的鼓动办法还包括表扬、壮胆、激发、解释、比喻等10项。以“比喻”为例，在战斗中，美军溃乱，胡闯乱撞，就说：“美国兵像一群羊似的，比国民党好打多啦。”“这些比喻有效地增强了大家的必胜信念。”

赵崇喜回忆说，刚开战时政工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美国有坦克，有原子弹。”很多人对与美军作战心存疑虑。

沈一香记得，根据宣传要求她排了一个相声叫《一片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感冒？阿司匹林；什么能治发烧？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恐美病’，你还要吃阿司匹林吗？”沈一香说，这个相声就是批判“恐美病”。

小孩子在笑话“恐美”，这不仅能够消除一些战士心中的胆怯，也会促使他们更加勇敢地战斗。这个相声讲了一年。

“要仇视敌人、鄙视敌人、蔑视敌人，这叫‘三视’。”赵崇喜举例说。

不过，在“鼓动工作必须掌握的几个问题中”，志愿军政治部也提到，不能以假情况和不正确的情况鼓动部队，“如果那样的话，战后战士了解了便会很不满意，降低政治工作的威信。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注意。”

意外的香椿炒鸡蛋

虽然在战友面前要表现出对敌机的蔑视，但轰炸还是在幼小的沈一香心理留下了重重阴影。

有一天沈一香在半山坡上遇到敌机，她躲在林子里清楚地看见敌机向山谷扫射，路上的人中弹倒地。沈一香连忙跑回连队，蹲在正洗衣服的生活组长身边，“我说，小香回到你身边，就不害怕了。”

在朝鲜，有三个组长负责小香：生活组长、行政组长、学习组长。在她记忆中没有任何与玩耍有关的内容。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围坐成一圈，自己在中间跳舞，“不停地转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这些舞蹈的场地往往是半山上偶然出现的平地。有一次她一下从斜坡掉了下去，被上年纪的战友一把拽了上来。

脚摔伤后没有药，慢慢肿了起来。但是宣传队往往要在部队出发前就启程，在半路上化妆、安置演出器械鼓舞战士前进。

她就骑在分队长的脖子上行军，“我还在上边左右晃、比画跳舞的姿势，他在下边说，好了、好了，别动、别动。”

晚上走到老乡家休息。小香坐炕上，看着夕阳把山水都染成金黄色，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组长来问我，我说我想家，想妈妈。”

为了消除战士沈一香的恋家思想，宣传队专门组织了政治学习。“作检查，后来上级还让我看《马蹄钉思想杂谈》，写读书笔记。”当时北京有几个政工人员和作家在报刊上写专栏，谈青年问题。最后结集出版，就叫《马蹄钉思想杂谈》。

沈一香说，她确实一字一字看完了这样一本理论书籍。

1952年4月14日，12岁生日前一天，沈一香正好在下边连队。连长问：“小香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她想想说，香椿炒鸡蛋。

“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吃的。咱们部队有纪律，苹果掉在地上才能捡起来吃，在树上的都不能摘。”没想到，第二天战士们真的给她端来一盘香椿炒鸡蛋，“就一点点儿鸡蛋，是战士们凑钱给我买的。哎呀，我高兴死了！”正是由于缺乏营养、发育晚，她在十几岁才开始换牙。

虽然身处后方，但小香还是看到了牺牲。

有一次，她在半路上临时改变了去一个连队的计划，“回来的路上看见敌机向那个方向飞去。”等她第二天到连队时，看见小板凳上都是血迹，正在上课的班长和许多战士都牺牲了。

还有一次拉材料的卡车翻了，团参谋被压在下面没法挖出来，两天后眼睁睁地死去。沈一香自己也经历过翻车：拉着宣传队的卡车倒进弹坑形成的水泡子里，圆号把号手的肋骨顶断了，小提琴也摔坏了，湿淋淋的小香被战友拉出水面。

受了很多苦，宣传队始终是部队最欢迎的。沈一香记得很多次说完相声后，全场雷鸣般的喊口号：欢迎小香再来一个！

小香的名字，就这样在工程兵部队中传播开了。

1953年停战后，沈一香调到了仍在朝鲜驻扎的23军文工团，还成为洪炉的战友。这个时候她给自己改了一个很符合身份的名字：艺兵。

生产线上的舞蹈演员

1955年，小香写给妈妈的信被退了回来。部队派人去了解才知道，她自杀了。

沈一香觉得，父亲带来的压力以及她在前线的安危一直折磨着母亲，令她作出这样选择。其实从4年前离开长沙，小香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1956年，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一年后，沈一香才利用汇演的机会回国，见到了母亲的骨灰盒。

沈一香后来在朝鲜国立艺术剧院等单位学习，继续着自己的舞蹈事业。她的舞姿让朝鲜姑娘也非常钦佩。到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时，18岁的小香已经长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洪炉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去板门店演出，中立国代表团的一位波兰军官约沈一香散步，向她示爱，要带她回波兰。“我说那怎么行呢，我们是有纪律的。”沈一香还记得，同行的捷克军官拿巧克力给另一位文工团姑娘，而这个年轻帅气的波兰军官送给她鲜花，“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遭到拒绝后，波兰军官的上级还找到文工团负责人，也未能如愿。

回国后，沈一香进入总政文工团。她差不多是当时中国朝鲜舞跳得最好的人。在一场演出中曾经7次上台，独舞或者领舞。

60年代，有一天团领导领来一个姑娘向她学习朝鲜舞。姑娘在学习之余，很喜欢听她讲朝鲜战场上文艺兵的故事。这个女孩叫刘尚娴，后来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芳。

10岁参军的沈一香在授衔时是中尉。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舞会时，周恩来问这些文艺兵的军衔，“别人都是少尉，我骄傲地说我是中尉。周总理想了想说，那你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意思是，这个姑娘肯定从小就在部队上。

不过，她只参加过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从来没有去过中南海。“她是台柱子，但就是不让宣传她。”洪炉回忆说。

后来有人对她说，是她那个以死“与人民为敌”的母亲、而非正在改造的父亲影响着她。

沈一香后来被调往大西北、国防科工委的文工团，在那里与话剧团的战友结婚。几年后，沈一香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成为著名主持人，叫许戈辉。

60年代末，原子弹基地解散了文工团。本来广州军区文工团想调沈一香，但是她却被转业到长沙的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她就远离了心爱的朝鲜舞。

在老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忙下，沈一香后来调到了北京，在展览馆附近、北京二轻局下属的一个电子仪器厂工作。这个厂子之所以愿意接收她，是因为厂长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收了一大批像她这样的文艺兵。

沈一香就在流水线上组装电子器件，丈夫因为是演话剧的口才好，去搞供销。

1975年中共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在此之前的26年间她从未见过父亲。虽然父女都希望在一起生活，但是她的家庭因为怕受牵连而反对。老人于是去了上海的妹妹家。沈一香为此一直感到内疚。

沈一香曾经有机会去考文艺团体，只需要在一个星期内复习好文化课。但在最后时刻她生病了，“一生病我就想，完了。”沈一香说，这时她已经快40岁了，于是就安心待在工厂里。

不过，从军经历还是深深影响着她。换饭票不小心多给了，她就会退回去，这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90年代以后，退休的沈一香和老战友们的聚会多了起来。那些漂亮的金达莱、背着她行军的战友、半山上旋转的天空，又经常浮现在她眼前。如今，还有文化团体找她辅导舞蹈。这样，她又能和心爱的朝鲜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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