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并非五四运动延续而是专制愚昧恶性发作
2204 人阅读 日期：2010-10-11 11:10:15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简而言之，“文革”是由政治领袖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五四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文化运动；“文革”并不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
本文摘自《百年思潮：回首五四》 作者：董德福 史云波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不仅通过对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五四当事人不同路数的激进言论及其根源的分析，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乃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结论，而且将六、七十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溯源于五四运动。
林毓生认为，五四反传统主义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说，在近代与现代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联想到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革命口号，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
在林氏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根源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解释。“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的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鉴于这样一种认识，林氏坚信“根据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激进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来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会有相当的成果的。”[16]
林毓生的观点决不是孤立的，海内外不乏唱同调者。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专家余英时指出：“到‘五四’运动，我们看见，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能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通过对从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变法维新，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余英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7] 林毓生的观点在国内也不乏同调，北京大学的陈来就是一个代表。陈来认为，“文化大革命”难以作为一次真正的文化运动，但从1966年的“横扫四旧”到1973年的“批林批孔”，这一场持续多年的革命运动，无论从其口号还是结果上来看，不可否认地包含有“文化批判”的意义在其中。“‘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
“文革”的出现虽非五四的直接产物，但“文革的口号与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指反官僚体制的情绪，也包含了当时大众心中所盲目接受的‘五四’遗产。……‘文革’最流行的‘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口号以及它所支配的暴烈行为中体现的思想方式，把‘新’与‘旧’断然割裂，正是‘五四’时代批评家们的有特色的论点。”[18]陈来的看法显然是对林毓生观点所作的正面回应。
与林毓生、陈来关于“文革”是五四彻底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的看法相反，严家炎认为“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两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文革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运动，而是执政党内部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引发的一场政治动乱。……文革和‘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19]
与严家炎看法相类似，石仲泉从区别五四崇尚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潮与“文革”开历史倒车的时代特征出发，得出两者有本质性不同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发生的这两场运动(即破‘四旧’和批孔运动)，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象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它既没有那时的民主精神，也没有那时的科学精神，而且整整十年都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反动。因此，它没有什么思想解放可言，与五四时期批孔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不能同日而语。”[2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四多有反思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也不以林毓生等人的观点为然。他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化大革命’反过来，是按指挥刀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化大革命’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21]
透过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不难明白，“文革”的批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文革”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批周恩来，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盲目地跟着瞎批，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大声疾呼。“文革”的结果导致了真正的文化断裂，整整一代人丧失了继续求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的人们凭着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和热情，他们对于历史很无知，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将人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文革”这一代人受害，五四那一代人受益，这一点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可见，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联系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五四与“文革”的关系，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一文中从十一个方面进行了比较，阐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简而言之，“文革”是由政治领袖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五四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文化运动；“文革”并不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
学者：现在有一种让人担忧的“文革”观 文摘报
对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友渔研究员一直呼吁以真实的历史昭示后人。在他看来，“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题材，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矛盾凸显，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改革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革”可以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充分体现出多数人暴政，最大民主、最集中的民主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在那个时期，社会才是平等的，官员不敢腐败，人民群众可以冲击贪官污吏，打倒特权阶层。一些人甚至盼望发动群众“再来一次”，而且觉得这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这一观点在民间流传甚广。有一次当徐友渔讲到“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群众路线，是被操纵的伪民主时，一位听讲者当场反驳。而在另一次讲座上，一位年轻的“新左派”捎话说，不来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为若干历史评价的问题，“与徐先生打起来”。
徐友渔说:“西方1968年烧图书馆、砸汽车那代人，事后并没有遭到清洗。这些人后来在学术界成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正面肯定和歌颂‘文革’。”
“而中国没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社科学者，留学西方师从这些学者，回国后又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按照其中有些人的说法，‘文化革命’有大量的合理因素，中国要走民主道路，就要落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化革命’的大民主，到底是不是民主？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不是要实现最平等的社会？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特别着急。中国社会蕴藏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情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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