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子杨佳7月1日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案。嫌犯的身份已经查明，乃皇城根长大的北京人，少年时父母离异，和母亲相依为命，其住处离即将举行大典的鸟巢不过数百米。

北京人千里迢迢赶赴上海袭警，这个情节有相当的戏剧性，难免让人联想翩翩。中国最繁华执法也相对文明的两大都市，其市民享有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一些特权，哪怕是下岗职工，他们得到政府的关照也比别处下岗工人更好，因此凶手的北京人身份让人有些惊愕就不足为怪了。

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底。但已有媒体披露，去年10月杨佳在上海游玩，租了辆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怀疑该车是偷盗的，弄回去审查，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从局子里出来的杨佳去有关部门讨说法，申请行政赔偿未果，故怀恨在心。

这个传言我觉得可信，因为合乎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北京人的行事逻辑。杨佳被冤为偷车贼后究竟受到什么屈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对于一个从小在首都长大而比较偏执的青年而言，这种屈辱感可能过于强烈，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湖南、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民工，在上海被误会为偷车贼，即使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有几个敢去找公安局讨说法？因为生活在底层的民工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忍气吞声是他们生存之道，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比如年底讨不回工资给家人无法交代或者别人欺负得太厉害，才可能反弹。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更具有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所以他才按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外地民工看来很傻很天真。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旦面对冷漠的推诿，加上成长的家庭环境等因素，便激起了惊天血案。杨佳的事和孙志刚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只是孙志刚是被害者，杨佳是害人者。和杨佳北京长大具备较强的权利意识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志刚被收容后，因为不服气而被打死，如果是个数次被收容遣送的农民工，抓进去后逆来顺受，恐怕不至于丧生。

孙志刚、杨佳事件是很好的社会学标本，我们通过分析这两个标本会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人，他们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比如孙志刚和杨佳，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然而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常识的孙、杨两位年轻人，忽视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传统的臣民中国，在臣民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当官的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在“另一个中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多数没能像孙志刚和杨佳那样中了依法治国“毒”，习惯了恶吏欺负的他们不会为一次屈辱而去要个说法，也难因为要不来说法而杀人。对公正还有点信心的孙志刚所以才会嘴硬而遭杀身之祸，同样的原因杨佳怒火难平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无论如何，杀害无辜者决不是什么英雄，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武松受到极大冤屈，就赞成他将张都监家的所有仆人都杀光一样。但杨佳的事件就像孙志刚事件一样，足以引起肉食者深思。另外我还认为，当初办理杨佳案件的警察，即将他抓进局子让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警察以及在杨申诉时冷漠推诿的警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向被杀死的同事亲属说声对不起，“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对同事的死这些还不知其姓名的办案警察至少负有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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