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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评2010影响力人物


13082 人阅读  日期:2010-12-28 18:35:56  作者/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有信念,有温暖

没有人能真正为365天作结。即便是年底例行的盘点新闻事件、关键词、大人物。在这个个人价值和权利彰显的时代,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圈点和思考自己的2010。

也没有人在这个岁首,可以代表你表达愿望,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未来一年的光荣与梦想,有赖于无数个你的憧憬、感悟、信心、计划、行动的集合。

我们敬重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荣耀。在每一个熠熠生辉的词汇后面,可能都有你的参与和努力。英雄——叱咤风云的商业英雄,和地震后参与救助而殉难的志愿者;年轻人——将超级计算机做到世界第一的年轻科学家,和自发组织翻译国外课程,完成知识传播的译者;创造力——追逐互联网潮流反复倒下反复再战的年轻企业家,以及在微博上激扬文字点评公共事务的网民;公民——抱病重之身却依然为宪政鼓与呼的坚忍学者,或者在大火后献上一束花朵来完成追思的市民。

回首2010年,那些给人以希望、温暖和信心的面孔。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通过何种努力,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还是用人来作总结吧,因为人是时代的创造者、承载者、记录者。《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推出“十年影响力人物”,今年我们延续这个做法,选出一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他们的足迹呈现2010年的线索。这些来自经济、科学、文化、公益等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都在为这个社会注入温暖,推动着这个社会的民主、理性和进步的主流。

我们还特别选择了这一年影响中国的外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外来者既可能是开启智慧的大学教授,是传播公益理念的企业家,甚至可以是直接在中国这片土地耕作的建设者。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他们是誉满天下的名流,是讷于言语的邻家男孩,还是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的思考者,有一点为他们所共有,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面向着积极进步与希望。

前进的路途永远困难重重。而越是艰难,便越需要有所坚持;路途越是坎坷,有所信仰的人,方能最终达成目标。

有信念,才有温暖;有信念,方有影响力。

2010影响力人物评选专家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何力 《财经》杂志主编,资深传媒人  ★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江平 法学家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教授,知名学者  ★  刘北宪  中国新闻社社长  ★  沈昌文  《读书》前主编,著名出版人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吴思  《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知名学者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知名学者  ★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知名学者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钟南山  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企业家

杨元庆,2004年12月摄于联想北京总部。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分寸,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自大就是说出去了马上就干,这是不对的,国际化不能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为了实现企业持续增长;不能妄自菲薄更重要,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杨元庆,联想集团CEO。1964年11月出生,浙江人。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9年于中国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同年加盟联想。

杨元庆带领的联想集团于2008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且位列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榜首。

当5年前联想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时,人们对于它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充满疑虑。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这个全球化企业——联想已经是全球领先的PC制造公司之一,并在今年宣布向新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进军。他领导下的联想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

全球化的杨元庆

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

本刊记者/杨正莲

20多年前就想出国的杨元庆,现在不仅把联想的业务做到160个国家和地区,他本人还在美国安了家。

“我喜欢用乐Phone斗地主,经常出差,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多,我就喜欢拿出乐Phone玩上几圈。”理科生杨元庆一反此前的慎言平和,大方地公开“炫耀”牌技进展神速:“最近输得少,赢得多,很快已经从包身工晋级到财主了,这让我在开心之余,也小有成就感。”

让杨元庆开心的不止是用乐Phone斗地主这么简单。2005年5月1日,联想正式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这个“蛇吞象”的大胆试验一时成为中国企业登上国际并购舞台的风向标。5年过去了,杨元庆不仅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从而保证新联想平稳过渡,他还试图把联想打造成有国际化形象、国际化公司治理、拥有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文化、具有国际化管理内核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一家在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的全球化运营企业,这是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尝试。

杨元庆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行业里的领导企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敬的企业,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为了这个梦想,在联想传统PC业务取得高速稳定均衡增长的2010年,杨元庆高调宣布进军移动互联网领域。他认为,中国正处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机。

“移动互联网是我们下一波增长的机会所在,今年的工作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10年在中国吹响了进军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让杨元庆觉得工作起来很有激情,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未来,联想将举全公司之力,以最充沛的资源来保障移动互联网战略的成功。”

力主国际化

1989年投奔联想时,中国科大毕业的研究生杨元庆正在等待出国时机。那时,出国是优秀青年最有力的证明。

杨元庆本来是想做研发的,但被分配去做销售。1993年,杨元庆终于有了一个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深造的机会,但他取得的销售业绩让他在最紧要的关头被提拔为PC部的总经理。1993年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当时国内计算机业界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年头,并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了杨元庆。此前,这些业务要分别由四个副总裁来掌管。

在以后的几年里,杨元庆利用手中大权和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联想的体制。他不仅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还建立了高效率的分销体系,并将产品的方向指向家庭用户。2003年时,联想在中国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戴尔电脑,戴尔还带来了他们在全球所向披靡的直销模式。所谓直销,即产品从生产线下来之后直接送达消费者;而分销则要经过一系列环节——经过代理、批发与零售,最终抵达消费者。联想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面对此种困境,杨元庆和他的同事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模式”的销售模型,即关系型与交易型。前者主要面向政府、大机构等大客户,按他们的要求定制电脑,即直销模式;后者则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及消费市场,采用分销模式。凭借这套商业规则,联想日益巩固其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而发现这套规则的开放心态,以及这套规则本身,都对联想后来的国际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5年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先后启用了两位国外的CEO,杨元庆担任董事长并举家迁往美国。曾经在2004年专门请外教学习英语的杨元庆,如今不但善于发表即席演说,而且英语进步神速。他计划把交易型业务模式复制到全球,并以此销售联想自己的Idea系列消费产品。

“中国业务模式与国际化经验的有机结合,是联想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因素。”联想通过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走向国际化5周年之际,杨元庆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对于杨元庆来说,2010年是非常好的一年,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年。“我们在个人电脑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高增长,连续四个季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的PC厂商中保持最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第一次达到了10%的市场份额,并且还在不断攀升。”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我在上任的时候,跟董事会承诺,我要用四年达到这样的目标,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盈利能力大幅度改善了。”

希望带领企业迈上新的高度,这是支撑杨元庆的动力。杨元庆说他喜欢迎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从一个本土企业的领导人成长为一个全球化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带领联想从全球第四位的电脑厂商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电脑厂商;业务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个领域、从传统的PC跨入到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中,如何去进化自己,培养出新的基因。

布局移动互联网

跟杨元庆玩过扑克牌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习惯在出牌前思考良久,即使拿到的牌不好,也要想方设法去赢。

现在,杨元庆把牌局延伸到移动互联网领域。“移动互联网战略是联想非做不可的,如果不做,将来这个领域会侵蚀传统电脑。”11月12日,杨元庆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吹响了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是非常好的起步,非常好的开始,而且我们对成功充满信心。”

早在4年前杨元庆就开始过问相关开发,今年4月乐Phone推出以后,他亲自担当了乐Phone的总负责人。“我们希望这不仅能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也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关注到这个领域里来,开始造自己的车、备自己的货。”

在4月19日的发布会上,杨元庆简单回顾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之后认为,市场正在呼唤移动互联的新时代,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正在建立遍布全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联想将开发更先进、更完整的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整合适用于本地用户的最流行的网络应用和服务,给用户提供最佳的端到端的客户体验。”

在杨元庆看来,移动互联终端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小巧时尚,能够放进口袋或皮包里;第二是实时在线,不用像传统电脑那样,要费劲地找网络,再连接;第三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应用,然后把这些应用直接推送到客户的终端上,让大家享受到顺畅的、无缝连接的愉悦体验。“这三个特点反映了我们移动互联战略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把丰富多彩的互联网应用和硬件、软件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帮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最佳的互联网体验。”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PC市场国际化路径不同,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必胜的信念,部分建立在中国市场的本土优势上。杨元庆希望联想首先用一款适合中国人的产品,按照中国主流人群都能接受的价格,去占领中国这个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为此,联想先后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同时,联想还试图构建根据中国用户需求裁剪的“中国超市”,并推出1亿元人民币的“乐基金” 帮助中国开发者成长。

“我们还会为培育、孵化更多的应用提供更加直接的支持,对联想应用商店“乐园”精耕细作,并以乐基金为依托,充分利用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在技术、管理、人才、投资孵化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帮助中国开发者创业成长。”杨元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和开发者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移动互联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完善,就能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唱主角。”  ★

张云作为最后一家进入股改和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大行,农行在历时三年多的股改上市进程中,外部经历了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也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消化。2010年7月中旬,农行A+H股两地上市,农行破茧成蝶,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9年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我们今天敲锣(上市)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而农行将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张云:让巨无霸破茧蝶变

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农行上市,是2010年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本刊记者/庞清辉

“当”一声锤响,2010年7月15日上午9点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开市金锣,悠扬绵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曾经最为沉重的巨无霸——中国农业银行,终于在海内外筹集221亿美元后,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彼时的北京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农行总行办公大楼南门、西门和北门都悬挂起靓丽醒目的大红灯笼。上市锣声敲响之后,张云一直盯着电子显示屏幕。

“今天敲锣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说他“感觉很有压力”。

农行既为城市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又立足于县域经济。“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张云自信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以后,农行既要服务三农,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又要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如何平衡尤其考验这位行长的智慧。

一路随行

张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农行一路走来。

198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云在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1985年,张云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张云都在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中组部宣布了领导成员名单,任命项俊波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为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农行就在为股改做足准备。2004年,农行向国务院递交了股改方案。历经三年,到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行股改定调,确定农行改革方向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那就是说,农行“两个都要”,既要商业,也要“三农”。进入2008年,农行随即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行通过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向县域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但是,决策层在给农行定下“整体改制”基调的同时,也给农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把握好“三农”业务和商业化经营的平衡点。而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成功案例。

从2004年农行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到2007年面向“三农”16字改革方针;再从2008年《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2010年4月农行筹备IPO,开始遴选承销商,到7月15日、16日,农行正式登陆A股、H股市场。好事多磨,这句话用在农行身上再恰当不过。

“农行改革与同业相比历时最长、难度最大。”张云说,这其中包括农行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庞大、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较重的特点,也包括农行从启动IPO到上市的3个月里,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

“我觉得农行上市的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坐上过山车,眼睛一闭,几分钟就过来了。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进程,历经三年,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急流险滩。所以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张云的“过山车感受”一言难尽,没有身在其中,没办法感受其间的酸甜苦辣。

农行上市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一路向前。“一个成功掌舵人的身旁一定站着一位有力的执行者。”这是农行上市后业内最多的一个评价,掌舵者是项俊波,张云就是那个执行者。

备战县域经济

在张云眼中,农行自身具备独特的优势。张云称,未来30年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农行将显著受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市之前,投资者直言,“没有十年时间难以在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之间找到边界”。农行在各地路演,三农问题都是投资者提问的核心话题。

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被人视为鸡肋。在许多投资者心里,“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针对于此,张云说:“从某些领域、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在张云看来,这个过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

据资料显示,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的比重达到49.6%。浙江的余姚、慈溪、鄞州等县级市的年财政收入都已经达到50亿元以上。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已开始显现。

农行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成长空间。在农行2.3万多个分支机构中,有7200个在县城,5300个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高于工行、建行和中行县域机构网点数量之和。这些庞大的县域网点保证了农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从中长期视角考量,县域业务是农行独特的战略砝码。

“虽然目前三农业务的盈利总体水平还不及城市业务,但随着三农业务发展模式的逐步优化和成熟,相信未来仍可以给农行创造满意的价值。”张云说。

据张云介绍,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在一、二级分行分别设立三农金融分部,作为三农金融业务基本经营单元的管理机构。从县域业务授信的管理体制,到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张云侃侃而谈,信心十足。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所有银行中最大程度受惠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战略部署,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

李书福(2005 年11 月15 日)吉利并购沃尔沃,不仅是惊动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并购案例,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胜利。李书福以其特有的草根智慧,游刃于国际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最终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关键一跳。吉利,也许并不是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商,但它撑起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高度。

李书福,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现任吉利集团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从制造电冰箱开始,后来从事过房地产,1993年进入摩托车制造行业,进而在1997年成立“四川吉利”。吉利集团是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2010年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典汽车企业沃尔沃100%的股权。

合资就像是勾引我们抽鸦片。品牌掌握在谁手里,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主动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

李书福:公主娶回以后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010年12月4日,当出席某商业论坛的李书福念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台下开始交头接耳:他们熟悉的那个浙江老板不见了。

更多人对于李书福的印象,仍然还停留在2002年。当时他40岁,刚拿到汽车生产许可证,意气风发,凭着造摩托车的经验对媒体说:“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日后,李书福曾多次澄清此事。但“汽车疯子”“汽车狂人”的传言早已经四处传播开来。

今年8月初,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最终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沃)的收购后,作为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各式公开场合,开始言行谨慎起来,谈得最多的还是“我的价值主张”。

“创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会感恩。”在11月9日的一次论坛上,李书福说,“我要感谢当年帮助我、支持我的乡长、村长、县长、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他还与众人分享创业经验:“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

“农村青年爱上欧洲公主”

今年3月28日,对李书福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在瑞典的哥德堡市,吉利集团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

李书福形容两家企业的并购时说,“吉利是一个农村青年,爱上了欧洲的公主。”早在2009年,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得知李书福打算收购沃尔沃后,大为诧异。王均豪说,“他总能干出些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2009年,吉利集团销售汽车32.5万辆,位列中国第十大汽车厂商。不过,与一汽、东风、上汽、长安等四大国有汽车集团比,吉利仍然是个主打低端市场的小厂商;甚至与同为自主品牌的奇瑞集团相比,吉利的民营背景仍显实力单薄。

通过海外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准,一直是中国本土汽车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汽车产业走上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道路。30年后,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合资品牌汽车占领了国内70%汽车市场。

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出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预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却没得到技术,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对于吉利、奇瑞和比亚迪等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自主品牌厂商来说,起步更为艰难,“模仿——消化”几乎成为当时的唯一出路。自主开发几乎是被逼出来的。当丰田汽车要对吉利豪情车系配置的丰田发动机大幅提价时,吉利被迫自主研发发动机。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李书福说,“创业的人,都是孙子,这一点必须要明白。”

对于先进的国外汽车公司技术,吉利们从未放弃引进。2002 年宝马宣布出售罗孚品牌时,李书福就已跃跃欲试,“但当时确实因为某种原因被人抢走了”。

下一个机遇要到七年后才降临。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冲击,奉行“一个福特”战略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出售沃尔沃轿车。沃尔沃历来以安全性著称。但自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以来,沃尔沃每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2008年和2009年亏损额分别达到16亿和9.34亿美元。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看来,“在中国车企中,与上汽、东风、一汽三大集团相比,吉利更需要兼并沃尔沃,因为吉利的品牌知名度和技术来源不如其他,所以吉利是最需要兼并沃尔沃的企业。”

吉利所熟悉的中国市场和销售经验,沃尔沃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及品牌,双方的互补性最终促成了这笔交易。并购完成后,李书福终于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参观沃尔沃在瑞典的试验场,此前在与福特的谈判接触中,他都始终未能获得参观许可。

位于瑞典的沃尔沃实验场,给李书福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万亩地,非常庞大,几百公里长的道路,好几百人一天到晚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所以他们要实现零伤亡、零排放完全能做得到。因为他们实实在在随时随刻地在研究,所以这些都令我欣喜。”

并购沃尔沃,吉利付出了18亿美元的成本,包括2亿美元票据和16亿美元股本。李书福此前曾对外透露,大庆和上海市政府为并购分别提供了4.44亿美元和1.4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吉利集团计划将在大庆、上海、成都三地建厂。

“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

与并购相比,对李书福来说,更大的挑战则是并购之后的经营。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鲜有成功整合先例。2004年,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磨合的过程不无苦痛;同一年,TCL并购欧洲最大的传统电视汤姆森彩电业务,但随着液晶电视的流行,这一并购价值随之缩水;与吉利同为汽车行业的上汽集团自2004年收购韩国双龙后,一直深陷“窃取双龙技术”争论,劳资双方冲突不断。

在并购沃尔沃不到一百天时,李书福就与沃尔沃的管理层爆发一场争论: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沃尔沃轿车型应该更小还是更大?

在李书福看来,“中国人喜欢大的车你就造大的,像有些车拉得很长,加长加长再加长。”此前,李书福曾对外表示,在未来三到四年,吉利控股将为沃尔沃增添2到3款更大更豪华的车型。

但是作为低碳、环保和安全的先锋代表,沃尔沃方面则坚持走安全、低调、高品位的道路,未来的车型应该是小型化、环保和节能。

“我们会充分交换想法,在两种方向中寻求平衡。”李书福说,如何提升沃尔沃这个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用户的消费心理。后来,李书福又建议,“沃尔沃在产品研发上作调整,尽最大可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开发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沃尔沃产品”。

产品的精准定位,是李书福接管沃尔沃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沃尔沃2009年在中国一共销售2.4万辆,尚不足同期宝马在华销量的四分之一。在李书福看来,沃尔沃销量不佳,与其定位人群过于狭小有关。在并购前,沃尔沃定位的销售人群主要是教授、律师、会计师、银行家、白领、环保人士、艺术家。李书福称,在中国,“这样的消费群体确实是凤毛麟角。”

更多场合,李书福还是尽量展现吉利和沃尔沃之间的平等关系。“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李书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牌定位,沃尔沃是一个豪华品牌,吉利是个大众化的企业品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投资主体,分别由两个关系层来管理的汽车公司。

但谁又能保证双方永远没有冲突呢?上汽在重组韩国双龙汽车一年后,双龙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在位于韩国平泽市的双龙汽车涂装2号车间内,至今仍然保存着当时事件的痕迹。直到12月6日,印度最大SUV和拖拉机制造商马亨德拉公司宣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70%的股份,上汽才从双龙的泥潭中解脱。

吉利和沃尔沃的未来会怎样?在12月4日的某商业论坛上,李书福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常小兵2010年是中国联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基于领先的3G网络,常小兵领导的中国联通3G业务,定位高端用户,推广明星手机,为3G手机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G手机将颠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

常小兵,1957年3月生,河北涉县人。南京邮电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他从安徽省六安地区邮电局技术员干起,直至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2000年4月,出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11月起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

无线的带宽是有限的,有线的带宽是无限的。

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

常小兵的3G生活

未来通讯的发展之路将充满神奇,其中大部分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本刊记者/庞清辉

手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均拥有率最高的电子终端。尤其是手机的功能以惊人的想象能力发展着,任何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娱乐、工作的功能,适合装在手机上的和不适合装在手机上的,统统都将被应用在手机上。

得承认,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进入手机主导的时代,但它已经来了。

2010年11月10日,上海市长韩正和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共同为“沃商店”上市揭幕。“沃商店”,是联通的“手机应用商城”,是手机应用软件的聚合、交易和服务平台,与苹果的“APP STORE”类似,包括了游戏、工具、娱乐、主题、生活以及阅读等多种应用。未来手机用户将可以不再通过网址来获得服务,而是通过应用软件来获得服务。

“手机应用商城”对联通而言意义重大。“未来中国联通希望在‘信息消费’和‘信息生活服务’这两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常小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中国联通确定了“信息生活创新服务领导者”的发展远景。

1957年出生的常小兵,拥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头衔,这位外表斯文谦恭的电信管理者,将带领人们进入一个怎样的未来手机世界?

掌舵新联通

2004年,在一场电信高管大调整中,常小兵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这次赴任对于常小兵来说,有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意味。

在常小兵接任之前,2004年年末的中国联通,交出了一张令人皱眉的成绩单:全年营业额793.3亿,利润43.9亿;其中CDMA业务全年亏损5.88亿。这个成绩,在四大运营商中排名垫底。央企进不了前三名可能将被重组,再加上G、C两网的发展乏力,中国联通走到了被拆分的风口浪尖。此时此刻,常小兵由中国电信的副总经理转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这一改变,使得常小兵一步跨过了固网与移动网络间的楚河汉界。拥有超过20年的电信行业管理和从业经验的常小兵,非常熟悉电信业务。刚上任不久,常小兵就频繁穿梭在黑龙江、北京、山东、湖北、重庆等地,实地调研和考察地方联通的一手资料。常小兵想把电信的地方优势挪移到中国联通中。

联通的CDMA业务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一块心病。不论是在此前的杨贤足、王建宙时代还是常小兵时代,CDMA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代名词。但是可惜的是,投入重金的CDMA业务迟迟不能盈利。从CDMA建设之初,联通就提出走高端路线,但几年来残酷的市场实际结果是,这一最初路线并不成功,连联通内部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用户入网CDMA,最大的动力来自“因为CDMA打电话便宜”的心理。但中高端的手机价位较高,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

在这件事上,常小兵展示了他的雷厉风行和决策果断。“CDMA发展一定要走老百姓路线”。2005年上半年开始,中国联通很明显地改变了CDMA业务的发展策略,缩减CDMA终端的补贴;同时加大了CDMA手机集中采购的比例,降低了CDMA手机价格,此举立即获得了CDMA产业链“叫好”。

2008年,中国电信行业再次重组。根据三部委深化电信改革的要求,原中国联通将C网出售给中国电信,与C网业务相关的人员也一并调整到中国电信,其余人员与原中国网通组成新的联通。电信重组方案刚出台时,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的重组是难度最高的重组,常小兵也是三大运营商中最累的老总。常小兵则幽默地回答:“不就是干两份活拿一份钱嘛。”

不能忽视的是,新联通在合并后拥有一个杀手锏。在未来3G业务的发展上,3G技术标准中技术最成熟、产业链最完整的WCDMA收归新联通经营。常小兵明白,中国联通要想在今后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机会只能在3G。

“非语音业务占运营商的收入比重将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非语音业务将占中收入50%以上。”常小对3G业务寄予了厚望。

无论如何,让常小兵聊以慰藉的是,他期许中的3G业务表现渐趋佳境。中国联通3G正式商用一年后,便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3G用户突破千万。常小兵说,中国联通在3G时代的目标,不是中国通信市场的跟随者,而是“做3G市场领导者”。

3G改变生活

3G发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网络的宽带化和移动化,二是终端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为了让联通手机“终端智能化和信息化”方面再胜一筹,常小兵从一开始就布局3G明星产品iPhone。

2007年1月,苹果首次面向市场投入iPhone,乔布斯关于iPhone “艺术品”的定位和强大的配套软件服务,一下子击溃了全球众多消费者。业内称,iPhone将改变全球智能手机格局。

2008年9月,中国移动与苹果第一次谈判破裂时,常小兵就公开表示,希望与苹果合作引进iPhone。

3G牌照的发放,无疑成为iPhone入华的分水岭。2009年3月初,常小兵带队中国联通谈判小组赴美。由于苹果3G版iPhone的开发基于WCDMA制式,2009年8月28日,中国联通和苹果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为期3年的合约,在中国大陆销售两款3G iPhone手机。

从“老对手”王建宙那里成功抢下iPhone代理权,与苹果联姻无疑是常小兵的得意之作。常小兵曾高调表示,他预计苹果的iPhone将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智能手机。而以iPhone增强联通WCDMA“沃”的影响力,带动3G高端用户的增长,一举摆脱长期以来在用户心目中的“低端”形象,也是常小兵为联通手机赢下的关键一局。

这个效果,可以从全国多地联通iPhone授权专柜消费者彻夜排队、手机一度脱销中清晰可见。“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说常小兵,你不要辜负我们WCDMA这些粉丝的期望,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我在公司内部也把这个话传达给我们各部门,我们主观愿望上不希望大家失望”,常小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Nielsen发布的《200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与3G用户调查报告》显示,3G手机用户的年龄分布集中在20~29岁之间,与2.5G手机用户的年龄结构相比,3G手机用户年龄结构更偏于年轻化,这也使得3G应用具有了无限广阔的扩展空间。

“3G除了本身的网络优势外,对用户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应用。”常小兵说得很简单,但布局却不简单。

2010年8月11日,中国联通与重庆市签订合作协议,在重庆建立NFC(近距离无线通信)产业联盟。重庆市民可以用手机付车费、打考勤,在重庆谈生意,也用不着纸质名片,只要将双方的手机轻轻一碰,电子名片就能传到对方的手机上。中国联通近期还创新性地推出了移动办公、手机采编、手机期货、智能公交、手机网银、手机航空等19个3G行业应用产品。

而6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2010年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上,中国联通分别演示了电子现金、在线汽车、手机沃导航、触动传媒、安全监控等技术的成熟应用,另外农业大棚、电子海报、订奶签到、防伪溯源和远程医疗等一系列通信体验,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2月16日,联通牵手人人网、2011最期待网游《醉逍遥》共同开启“玩《醉逍遥》做爱疯时尚达人”系列活动。在这次系列活动中,联通作为独家的iPhone4供货渠道,将为《醉逍遥》提供超过100台iPhone4手机作为活动的奖品。

“今天的移动通信,我们主要是满足了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未来的移动通信不仅要满足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人们也想撬动非语音市场发展的需要。这一块,整个的行业,无论是中国的电信业还是全球的电信行业,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常小兵说。

2010·新经济

刘迎建,2010年12月5日摄于北京获奖理由★汉王科技的成长和成功,代表着一种由技术驱动和产品创新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而刘迎建的眼光和策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潮流,立足于20年之后的市场。电纸书的成功,不仅仅是一种新产品的成功,更是出版社、媒体、网站等文字平台的成功融合,谁看得准,谁把握得好,谁就拥有未来。

人物简介:刘迎建,57岁,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1985年主持研制全球第一台“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通过手写输入汉字,1998年成立汉王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9月推出世界第一款5寸电纸书,并使国内电纸书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被《福布斯》评选为销售量排名第二的世界级电子阅读器厂商。

言论:技术创新太重要了,有技术创新,又对准了用户的需求,这样好的产品才能卖好价钱,有了钱才能翻回来做品牌。

再有十年左右整个书报刊都会数字化无纸化,未来,在2020年,大部分书报刊通过网络下载到终端。

刘迎建:让电纸书“燃烧”起来

不用纸张、不必印刷、无须仓储,刘迎建希望他极力倡导的电纸书,最终改变整个传统出版业的运转流程

本刊记者/杨正莲

尽管这两年颇为高调,刘迎建还是不太适应聚光灯下的生活,尤其是他一手创建并自任董事长的汉王科技上市之后。“做技术出身的人,在说话方面不太注意,我说话漏了好几次嘴。”2010年12月初的一个周日午后,刘迎建在中关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承今年甚至被深交所要求写检查:“还没有拿捏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小心了。”

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刘迎建的好心情,汉王电纸书即将迎来颇有标杆意义的第100万名用户。刘迎建十分忙碌。好不容易协调好的采访,最后排在了一个周日的午后,但采访后面还排着会议,再接下来就是出差:“自从做了电纸书之后就一直很忙”,刘迎建说,今年尤其累,国际国内市场都动起来了,“以前我们是孤家寡人,现在则是群星灿烂。”

电纸书在2010年的中国大陆市场取得高速发展。尽管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但是,汉王电纸书仍以70%左右的市场份额一家独大,刘迎建很自豪:“谁是老二?都不知道吧?还是汉王一家独大!”

今年57岁的刘迎建,此前深耕智能交互技术30多年,他所带领的技术驱动型公司汉王科技终于在电纸书领域赢得了爆炸性的增长。汉王科技的成长和成功,还代表着一种可能性,由技术驱动和产品创新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成功带给刘迎建个人最直接的回报是,汉王上市后,他成了亿万富翁。

引领阅读革命

刘迎建骨子里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和使命感。他梦想汉王电纸书不仅要在中国做第一,在世界上也要有所作为。“我们比美国晚了一年,但比日本早一年半,这个机会对于汉王来说很难得。”刘迎建坚信,“十年左右整个书报刊都会数字化无纸化,到2020年,大部分书报刊将通过网络下载到终端,这个空间非常大。”

瞄准电纸书这个机会前,刘迎建一直在为公司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他希望汉王科技能够进入世界500强。汉王科技扎根中关村十余年,一直专注于智能识别这个领域,刘迎建本人也完成了由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型,他希望企业能够伴随着国家强大而一块强大起来:“企业的规模与其所在领域的规模息息相关,大的领域方能造就大的企业”。刘迎建想要找到一个像天空一样辽阔的领域,那里不会有“天花板”。

刘迎建的立足点,仍然是他擅长的手写汉字识别技术。他最初锁定的目标是“记事本”——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记事本”是必需品,把记事本数字化,实现汉字的识别、记录之后,再跟通讯相结合,直接进行传输,甚至还可以做一些语音识别。在刘迎建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他也为此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技术展,马不停蹄地寻找梦想“落地”的机会。

2005年3月,刘迎建在美国消费电子展(CES)上找到了E-Ink公司的电子墨水技术,一块可以留下轨迹的屏,省电,不伤眼。这正是刘迎建想要的东西,他和跟E-ink的副总裁聊了一下午。回国后,汉王科技的电纸本事业部迅速成立。

名称、广告词,甚至包装盒都已印好了,一个专属于汉王的手写识别技术终端电纸本即将上市。刘迎建突然发现,2007年11月上市的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已成燎原之势,而索尼早在2006年1月就曾经展出过采用电子墨水技术的电子阅读器Reader。“到底是卖‘书’,还是卖‘本’?”刘迎建开始重新思考产品定位,“中国的报纸产值是2000亿,书籍产值600亿,加起来也有两三千亿。”

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陡然显现,刘迎建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2008年4月间,汉王逐步把战略调整为以书为主,原来的电子本事业部正式变更为电纸书事业部。为了抢占市场,汉王第一代电纸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手写识别技术,以免因开发周期太长而拖累电纸书的面世。

“读书人狂喜,印书人跳楼”,伴随着这句极富挑战性的广告词,汉王电纸书在2008年8月横空出世。随后,汉王砸下重金为电纸书造势。2009年底时,汉王已经为电纸书花了1.5亿元的广告费,2010年持续投入约1.8亿元。

“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市场。”刘迎建也频频亮相并高调预言电纸书的前景,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投入,要把水煮开。”

打通商业模式

不用纸张、不必印刷、无须仓储,刘迎建希望他极力倡导的电纸书最终改变整个传统出版业的运转流程。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汉王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5.8亿元,电纸书的贡献高达六成。此前,汉王的年销售额一直在2亿元左右徘徊。

“从用户的反应来说,电纸书是绝对的方向,但用户还有很多期待。”刘迎建说,面对百万级的用户规模,如何更好地提供内容服务,推动电子书产业的发展,是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根据美国亚马逊的经验,上百万套以后就是起爆点,上书城的会比较多”。

为此,刘迎建为汉王书城确立了四个目标:第一,争取做到每出一本新书,汉王书城马上就有对应的电子版;第二,即使没有纸书在卖了,汉王书城上也应该有对应的电子版;第三,降低出版门槛,先有电子版再印刷纸质版本;第四,引进海外优秀的科技文化书刊。

这是一个相当远大的目标。眼下,汉王书城里的上架产品包括13万本书,200多份报纸,300多本杂志。“现在已经是一个不错的B2C数字版权平台。我们也建了汉王书城香港馆、台湾馆,我们还会在纽约、欧洲建立华人书城,也不排除在美国、欧洲创建其他文种的书城。”刘迎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全球做数字化的先锋。”

不过,刘迎建现在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把上游做内容的企业连接到汉王书城的平台上,并让其通过汉王的平台赚到钱,从而形成商业模式。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市场环境建设好,把盗版遏制住。”刘迎建认为,电纸书在优越性和便捷性方面没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产业链相关各方赚到钱,“在美国搞数字出版可以赚到钱,因为它没有盗版,亚马逊卖到上百万台的时候就把阅读器的价格降了下来,商业模式也改变为以平台养终端。”

尽管汉王电纸书也将卖到百万台,但刘迎建认为,中国还处在终端养平台的阶段。“因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中国的书卖得便宜,当知识产权卖不出钱的时候,只能靠终端来补贴,终端卖贵一点。”

汉王的做法是,从终端里面拿一部分钱出来,向出版社买版权。汉王每年为此投入上千万元人民币,网上书城的收入汉王占二成出版社占八成。“一书一价,价格由他们定。”刘迎建说,“我们还帮助书商做数字化,把书的内容装到终端,然后加密,一书一密就安全多了。”

“这一段时间在中国还会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要看政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刘迎建看来,盗版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一直是终端补贴内容,“然后就是等待。”

提起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刘迎建哈哈大笑:“这个牛吹大了,我说这话是有条件的,我想在我退休前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刘迎建还在坚持这个梦想,看起来,电纸书极有可能帮助他收获光荣,实现梦想。 ★

王兴提名理由★王兴最早耕耘于中国的社交网络,却成就于团购的新风尚。当中国的网民们热情地投入到这种新的消费方式中时,王兴看到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引领潮流者的成功所在。

人物简介王兴,团购网站美团网创始人。1979年2月出生于福建龙岩,1997年从龙岩一中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01年拿到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特拉华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03年底王兴回到国内,在2005年秋发布了校内网,2007年5月推出微博客饭否,半年后又推出海内网。2010年3月4日,王兴推出美团网,这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成功的团购网站。

言论:团购未来将会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很多人每天上网会收收邮件,看看新闻八卦,将来也有可能会每天看看团购的信息,成为固定的可期待的东西,而且会形成习惯。                                                   

这个市场大到不需要我们评估。

王兴:让团购成为习惯

31岁的王兴如此总结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以及2010年的自己:“我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促进信息流动”

本刊记者/杨正莲

“今天,你团购了吗?”2010年的中国白领们突然发现,分享“聪明花钱”的乐趣,竟然也能够像Facebook、Twitter和“偷菜”一样时髦。

网络团购在中国突然爆发,部分得归功于王兴。过去5年里,王兴紧跟Facebook和Twitter的步伐,在国内先后创办了“校内网”“海内网”和“饭否”这三个红极一时的社交网站。这一次,他借鉴的美国Groupon模式,又在中国引领了网络团购的热潮。

美国的Groupon是中国团购网站的榜样。靠低买高卖赚取差价,2008年11月诞生于美国芝加哥的“Groupon.com”团购网站以其简单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上线7个月就盈利的奇迹,并用一年半时间使估值达到创纪录的13.5亿美元。在商业模式向来不清晰的互联网行业,这样的生存模式和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

王兴的美团网也在今年3月4日上线,并被公认为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成功的Groupon模式网站。网络潮人王兴可以被称道的品质有很多,比如,他能从自身需求出发寻找市场;他喜欢看书上网并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他知道世界变化太快并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他做事一定要符合有益、有趣、有利三个标准。然而,能够奠定其成就的,恰恰在于王兴生逢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社交网络日益勃兴、且服务业兴旺的时期,而且王兴本人也亲自参与其中。

到底是网络团购成就了2010年的王兴,还是王兴促成了2010年的团购热潮?答案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我们要利用已有的网络去传播一类信息,那就是消费信息。”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办公室里,31岁的王兴如此总结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以及2010年的自己:“我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促进信息流动。”

深耕社会化媒体

“美团是电子商务更是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跟社会化媒体的结合。”在王兴看来,美团这种形式的网络团购,就是用社会化的方式去影响电子商务。

王兴喜欢将基于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称为社会化媒体,包括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的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以及发展到现在的微博等。从小就玩电脑、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王兴,早在几年前就非常看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前景。“当时我不认为它是社会化媒体,后来才发现有一些媒体的属性在里面。”

2003年,尚在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兴,看到SNS在美国兴起并在几个月内风靡北美地区,他意识到这可能改变世界。“互联网是电脑和电脑之间的联接,而SNS则是人跟人联成的网络。”王兴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回忆自己当时的理解,“人跟人联成的网络,附着在电脑联成的互联网上,会进一步改变信息的流动。”

SNS那时在国内还是空白,王兴认准了这是个好机会,他决定放弃博士学位。2003年年底,王兴回国创业,拉了两个同学入伙。彼时的创业,主要以搭建社交网络为主,“我回国就是为了做SNS。”2010年隆冬,已经是国内网络创业名人的王兴,在仅有两张桌子三把椅子的会客室里,如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年创业的困境:“做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推广,就那么放着跑着。”

前前后后做了好几个SNS网站后,王兴终于在2005年12月份发布了校内网。尽管比Facebook晚了几个月,但这个专注于大学生群体的校内网,很快就成为最大的中文社交网络。苦于缺乏盈利模式,用户越多消耗越大,融不到钱的王兴只得把校内网卖了。

王兴再次引领社交网络潮流,是在2007年给中国带来微博客饭否。王兴推出饭否时,已经是5月份了,而Twitter半年前已在美国面世。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的饭否,2009年7月7日突然被暂停使用。紧接着,跟饭否使用同一服务器的“海内网”一同被暂停。

王兴的创业以惨淡收场,但他涉足的领域却在后来蔚然成风。2008年,被陈一舟收购的校内网获得了软银4.3亿美元的融资,垄断了七成大学生用户。微博客成了现在最有势力的新兴传媒。跟海内网一样瞄准白领的开心网,也凭借“社交+游戏”的产品理念一飞冲天。

饭否一直不能恢复,等了半年后,王兴又要重新创业了。“我们之前做了社会化媒体,就在想,社会化这一波还能做什么事情。”在他看来,互联网应有四大类,获取信息、通讯、娱乐、商务,而社会化媒体的变革也会影响到这四个方面的方方面面。“很明显,twitter用社会化影响了获取信息的方式,facebook用社会化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偷菜是用社会化影响了娱乐,那么社会化怎么影响了电子商务呢?”

引领网络团购

5年前,王兴一度尝试过电子商务。那时,王兴刚刚回国创业,SNS尚无起色,他结合自己在国外的切身体验做了一个“游子图”网站。

这个项目的业务模式就是,海外游子在国外用数码相机照了照片,通过网络传输,王兴在国内接收、冲印并按照约定地址寄给客户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那时数码相机已经兴起了,但是国内的父母还不习惯用电脑,如果国外冲印再寄回国内就很贵。”王兴说,尽管之前做了市场调查,但是网站上线后发现根本没办法宣传,只有很少量的顾客,而且需求不集中也不频繁,“第一个顾客是我姐姐,后来推动不下去,就没下文了。”如今,他还保留着那些没有用出去的印有游子图LOGO的信封,大概还有一两千个。

时隔5年,王兴再次杀进电子商务时,境遇已然不同。

这次几乎不用做市场调查,美团网的业务就能一炮走红。3月4日上线当天,美团网推出了一个五折的红酒体验套餐,卖出去79份。“那是一个蛮小众的需求。”如今的团购项目随随便便就能卖出几百上千份,美团网的月销售额也在2000万元以上,再次提起第一单生意时,王兴已经没有很明显的喜悦感了。

“一个变化是社会化媒体发展了很多,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团队受关注很多。”与5年前苦于不知道如何推广相比,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科技频道3月4日集中报道了王兴的新事业,还有很多人主动在博客等各种社交网络里面发布消息,“社会化媒体里面每个人都是节点,单个人传播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美团网火了,网络团购就这样浮出水面并广为人知。美团在每个城市推行团购,连接消费者和商家两端。“对于消费者来说,美团网可以推荐这个城市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同时还有深度折扣;对商家来说,新的顾客也很有吸引力。”王兴给美团网的定位是“精品消费指南”,“坚持每天推出一个团购项目,这东西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我们是第一个。”

“这个市场大到不需要我们评估。”王兴对现在的团购事业很有信心,美团的业务已经发展到10个城市,预计在春节前扩展到20个城市,“明年我们还会继续开拓更多的城市,肯定会在明年或者后年做到100个城市。”当年曾经拒绝给王兴校内网投资的红杉资本,早在今年3月份就开始跟王兴谈合作,他们同样看好王兴选中的这个新兴的电子商务形态,“1200万美元在9月4日到位,距离美团网上线恰好半年时间。”

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的王兴,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美团网上。“团购未来将会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王兴说,就像很多人每天上网收邮件看新闻看八卦一样,将来也会有人每天看团购信息,并形成习惯,“目前,我们觉得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

施正荣提名理由★在中国的光伏发电领域,施正荣是少有的科学家兼企业家式的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了中国最大的光伏企业,还以其科学家式的执拗,在行业处于最高潮时,发出“产能过剩”的警告。施正荣的清醒不仅在他的领域中是宝贵的,而且在我们整个社会中都弥足珍贵。

人物简介施正荣,尚德电力公司董事长。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扬中市,1988年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1991年以多晶硅薄膜太阳电池技术方面的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2001年回国创办了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兼CEO。因对光伏产业的贡献,2007年,施正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言论:“光伏产业还未成形,今天的世界第几,明天可能什么都不是。”

施正荣:光伏发电的盛世危言

施正荣的企业经历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起起伏伏。创业之初,施正荣曾遭遇过人员流失、连清洁公司都威胁他要搬走设备抵债的困境。在那次困境中,施正荣最后靠海外订单解困。而现在的市场风险,也让施正荣较早意识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光伏产业中所处的脆弱地位

本刊记者/周政华

身为光伏发电的领军人物,施正荣有时候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危机预言者。“光伏电池行业目前仍然是一个受到政府补贴的行业,政府提供包括电价上的补贴,以期让我们这个行业能够盈利。”

今年9月13日,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作为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下简称尚德电力),施正荣道出了光伏发电行业的尴尬地位。在更多人看来,这个行业的盈利似乎取决于政府的仁慈。

2001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个年头,施正荣回到了家乡江苏无锡,创办尚德电力,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光伏电池,为光伏发电(俗称太阳能发电)中最核心的部件,占整个光伏发电成本的6成左右。

施正荣当时与多个地方政府接触,很多人都没听过“光伏发电”这个新名词。如今,十年过去了,施正荣所创办的尚德电力,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供应商之一。此间,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的光伏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2009年,中国供应了全世界40%的光伏电池。

“不能再打价格战”

正如所有中国制造占据优势的产业一样,光伏发电也正在遭遇一场价格战。

今年9月13日,发改委在延迟半月之后,对外公布了国家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中标结果,该项目共涉及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和新疆等西北六省区的13个光伏电站项目,装机容量共计280兆瓦,相当于中国过去累计的各类太阳能光伏数量的总和。

尚德电力也参与了竞标。与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尚德电力只参投了新疆和田20兆瓦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根据6%~8%的收益率提出报价。后来,施正荣对外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如果达不到一定利润率,很难下定决定去投。”

此前,业内按照8%的内部收益率计算,对企业而言,合理的上网电价应在1.4元至1.5元/千瓦时之间。在2009年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招标中,中标的阿特斯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的竞标价格是1.43元/千瓦时。

然而,在国家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中,发改委公布的中标电价全部低于1元/千瓦时,其中隶属神华集团的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地方国企包头鲁能白云鄂博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各占一席,中标电价分别是0.8687元/千瓦时和0.7978元/千瓦时,英利与国投电力投出最低竞标价格——0.69元/千瓦时。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光伏电池成本没有显著下降。“要维护行业价格”,在得知中标结果后,施正荣向业内发出了呼吁。他甚至以“囚徒困境”举例,称“大家为了一己利益争着降价,最后往往得到双输的局面”。

在2009年国家第一批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中,发改委最终放弃了最低价中标的办法,最后指定该项目由报出次低价的中广核、比利时Enfinity公司、江苏百世德联合体以1.09元/千瓦时竞得。

今年,游戏规则回到了“报价最低者即为中标人”原则。负责招标的发改委相关人士称,之所以要对光伏项目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发现光伏发电的合理价格。

在光伏发电市场,“A公司报一个价,B公司报一个价,C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价,差别都非常大,政府搞不明白哪个才是合理的价格,只能选择低价的。”施正荣说,要想政府出台可行的光伏上网政策,国内光伏行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

施正荣所说的统一的声音,就是光伏业内所期待的固定上网电价制度。

2009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固定的风电上网电价制度,取代了此前6年实行的招标电价制度。这促使中国的风电行业飞速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第二大的市场。

如今,国有企业也兴致勃勃地进入这个新兴市场。据发改委披露的信息,在发改委收到的135份标书中,将近8成来自五大发电集团以及中广核、中节能等国企及其旗下子公司。时光回到2001年,施正荣创办尚德电力时,国有资本在光伏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金融危机之前,光伏产业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热点。2005年到2006年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民营光伏企业多达11家。在民营经济强省浙江,就聚集了中国四分之一的光伏企业。但眼下,随着国企大举进军,民营经济在光伏发电领域的前景平添变数。

产能过剩了吗?

价格战硝烟未灭,另一场危机又在酝酿之中。

今年11月18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光伏大会上,施正荣再一次敲响了行业警钟。“欧洲需求下降,明年全球光伏市场将肯定出现过剩。”施正荣说,中国今年的产能可达到12兆瓦左右,全球的产能已经达到20兆瓦左右,较大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大批新增产能的投入,极大扩充了光伏市场的供应量。早在2009年,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之一FSLR计划到2012年将产能提高一倍,达270万千瓦。今年9月,欧洲光电产业协会曾发布报告预测,由于一些亚洲公司跟进,全球太阳能市场2011年可能会呈现供求平衡或略微供过于求的状况。

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也纷纷减少对光伏发电的补贴以及大幅降低上网电价。今年7月1日起,德国对屋顶光伏系统和移除耕地农场设施的补贴额将减少13%;8月,西班牙计划削减太阳能上网电价幅度达45%;9月,捷克出台政策,规定明年3月,建在农业用地上的太阳能发电厂将不再获得政府补贴。同月,意大利决定开始削减对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补贴。

这对于“两头在外”的中国光伏产业来说,打击尤为沉重。目前,在多晶硅光伏电池的产业链条中,中国企业所抢占的主要是硅锭硅片生产、电池片生产、组件封装线等低附加值环节,而在产业链最上游的多晶硅料生产和最下游的光伏应用等高附加值环节则较少涉及。最近几年,随着国内多晶硅(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项目大批上马,“两头在外”的情况,演变为“一头在外”,即市场在海外的局面。

为启动国内市场,2009年7月21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启动了“金太阳示范工程”,计划在2到3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据估算,政府将为此投入约100亿元财政资金。

施正荣的企业经历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起起伏伏。2001年创业之初,施正荣曾遭遇过人员流失、连清洁公司都威胁他要搬走设备抵债的困境。在那次困境中,施正荣最后靠海外订单解困。而在2006年,施正荣的公司与全球老牌硅料供应商、美国纽交所主板上市的MEMC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多晶硅供货合同,由此规避了2007年末多晶硅最紧缺、价格暴涨的难关。

市场风险让施正荣较早意识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光伏产业中所处的脆弱地位。第十一届中国光伏大会上,施正荣,这位业内知名的危机预言者说,“光伏产业还未成形,今天的世界第几,明天可能什么都不是。”  ★

王传福提名理由★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农家子弟到身家几百亿元的公司总裁、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汽车奇人王传福能够赢得尊敬的重要原因,是他不但始终坚持制造业,而且一直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当人类面临能源枯竭的前景之际,王传福所打造的电动车核心制造技术,在人类能源消耗方式的革新竞争中,“领先日本20年”,创造了新能源经济的神话。

人物简介王传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安徽省巢湖市无为人,1966年2月15日出生,198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95年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现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比亚迪电子 (国际)有限公司主席。2009年9月28日发布的2009胡润中国百富榜上,王传福以350亿身家成为中国首富。

言论: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

比亚迪2008年将把电动汽车商业化,2009年推出纯电动车。我们比日本整整提前了20年,到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

王传福:电池大王的汽车梦

仅仅用独到的眼光和廉价的制造成本,显然无法解释王传福的全部。王传福故事的上半部分,充满了对行业领先者的模仿和改进,而下半部分,则是对领先者的颠覆和超越。而电动汽车的未来,就是这种颠覆的最好注脚

本刊记者/庞清辉

“我一直为梦想奋斗着,就是新能源、太阳能、储能电站。”王传福看上去内向而朴拙,戴着眼镜,斯文儒雅,不善言谈,除非你和他聊技术问题,他才会打开话匣子。

除了被外界熟知的电池梦,汽车梦,或许王传福的心里还有一个新能源梦。“我们的英文缩写是BYD,Bulid Your Dreams代表的就是一种实现梦想的勇气。”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电池生产的成本优势

王传福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研究的都是电池,下海后,他仍然专注于这个领域。

王传福的创业故事,在1995年2月开了头:王传福向做证券的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领着20多个人,租用了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就开工了。

与当时深圳多如牛毛的手机电池组装企业不同,因为王传福的专业背景,比亚迪一开始就涉足了核心的电芯技术。1997年,比亚迪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年销售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飞利浦、松下、索尼甚至通用也先后向比亚迪发出了令人激动的大额采购订单。

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至1998年,比亚迪生产的锂电池已经超过三洋、索尼和松下,牢牢占据全球市场份额60%。业界也曾流传一种说法:世界上每三部手机中,就有一块电池是王传福造出来的。

依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国外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比亚迪变成了中国式的半自动化生产线———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就用中国的裁纸刀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夹具,保证裁剪尺寸;等条件好一点就用剪板机,再好一点就用自动分切机;做不起无尘车间,靠人将手伸进无尘箱里进行操作。

上世纪90年代末,比亚迪的车间出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而在日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工人们必须穿好净化服,经过淋浴吹风之后走入宽敞明亮的真空车间。

在比亚迪的工厂里,除了人,还是人。

“比亚迪‘人+夹具=机器手’的半自动生产模式,摆脱了高昂设备使用费的限制,不仅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带来了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竞争优势——更灵活的生产线。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时,原有的生产线只需作关键环节的调整,对员工作相应的技术培训就可以。”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比亚迪用“以竞争对手一半的价格提供相同品质产品”的简单逻辑,在多个行业内迅速崛起。

“你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你凭什么打赢?”王传福说,所以,必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王传福看来,不仅是工人,中国工程师的创造力也是最棒的,因为他们总是工作第一,享受在后,“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很幸运,上帝照顾了我们,把这么优惠的东西放到我们这边来。”

王传福本人有很浓重的工程师气质。他喜欢和工程师们穿一样的夹克,把自己掩藏在比亚迪上万名工程师中。他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高尔夫,吃饭就像是完成任务。若是初次见面,即使有再敏锐的嗅觉,你也根本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外表朴实、不苟言笑、说话略带安徽口音的小个子中年男人就是后来拥有350亿元身价的中国首富。

2002年7月,比亚迪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10.95元,为当时H股股票最高发行价,融资16.37亿港元。2003年,王传福以资产3.28亿美元登上《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百富榜”,位列第13位。

“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

当人们还在为王传福在电池行业咄咄逼人的态势而震惊时,王传福却做出了令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2003年,收购陕西秦川汽车厂,削尖脑袋挤进了竞争白热化的汽车业。

“当我发现比亚迪也有做汽车的市场机会时,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王传福说。

投资比亚迪的香港机构投资者得知比亚迪决定造汽车后,异常惊讶。质问的电话几乎把王传福的手机打爆:“王总,我们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 随后短短几天之内,比亚迪的市值果然蒸发掉了30多亿元。

尽管反对声、质疑声一片,王传福仍然坚持:“我干这件事是坚定不移的,我已经决定下半生和汽车捆在一起。”为了做汽车,王传福盛情邀请汽车设计专家廉玉波加盟比亚迪,廉玉波问:“你懂汽车吗?”王传福老实回答说:“我喜欢车,我看了几百本书。”之前出差到北京,王传福买尽了书店所有的汽车技术书籍。

此外,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取设计灵感,王传福每年都要花费几千万元购买全球最新车型用来做研究样车,其中不乏宝马、奔驰、保时捷这样的名车。这些新车买来后,王传福会让年轻的工程师们将其一一拆解,拆完之后要写总结、写报告,车子则报废。

在王传福看来,汽车天生就是一项中国人的业务,虽然涉及领域颇多,但是基于中国目前的工业体系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壁垒,其中大量涉及的磨具,都需要人工来完成,中国企业成本优势明显。

2004年,比亚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其散发的印刷品上,印着王传福的语录:“一辆上百万元的车,在我看来也就是一堆钢铁。”

比亚迪就这样在王传福的领导下,“山寨式”地开始生产汽车。几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做电池的家伙居然能靠着这种“简单粗暴”方式,在群雄争霸的汽车制造业打出一片天下。

可是,王传福成功了。2009年,比亚迪达到全国自主品牌轿车销量第一,并自主研发了大型动力电池,解决了电动汽车最核心的电池技术,比亚迪成功地把自己和绿色、新能源、电动汽车联系在了一起。“王传福是个读了书却没有把胆子读小的人。”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兵这样说。

2008年初,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向巴菲特极力推荐王传福,芒格认为王传福“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他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于是,巴菲特委托中美能源总裁大卫·索科尔专程飞往中国实地考察比亚迪。索科尔带回来的依旧是对王传福的称赞,他告诉巴菲特:“这家伙(王传福)很有魅力,你一定要见见他。”2008年9月26日,当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时,巴菲特宣布投资2.3亿美元持有比亚迪10%的股权。

但巴菲特此后也承认,押注比亚迪更大的理由,是其创建者兼董事长王传福,而非该公司的产品。“我活着就会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看看这家公司取得的成绩,历史上没有人取得过。”

事实证明了巴菲特的眼光。在中美能源入股比亚迪仅一年后,比亚迪股价疯涨了近10倍,巴菲特投资的2.3亿美元迅速变成了23亿美元。

电动汽车勾勒的新能源梦

对于有“大梦想”的王传福来说,电动车只是其宏伟事业蓝图的起步,他的终极目的不是“电池大王”“电动汽车大王”,而是做颠覆世界的“新能源大王”。

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思路是,通过电池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电动汽车第一品牌。“比亚迪在电池上的成功,完全可以嫁接到汽车上。我们早在进军汽车行业之前,便已经开始了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研发。”

王传福曾豪情万丈地宣称,比亚迪将来至少要利用塔克拉玛干1/2的地方发电,并通过提高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深度整合太阳能电池产业链。

而在王传福脑中勾勒的新能源版图中,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和新能源汽车是三个核心板块,他准备大规模应用全球储量最大的金属“铁”和全球储量最大的非金属“硅”,实现人类能源战略的彻底改变。

电动汽车的未来,或许只是这种颠覆的一个注脚。“一项新技术的普及,从来都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是新兴汽车大国,消费者大都首次购车,第一辆车就购买打破传统燃油动力的电动车,在消费理念、环保理念等方面都需要时间进行转变。”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这种消费理念、环保理念的转变必将会在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

2010·科技

54研制人员在检测“天河一号”二期系统的运行情况。在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今年发布的榜单上,中国的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打破了美国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的纪录,成为超级计算机新的世界之冠。“天河一号”研发团队赢得的并非只是一场“看谁更快”的竞赛,而是一场为荣誉为国家的理想主义之战。

由国防科技大学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组成“天河一号”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出于对“银河”(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热爱而聚到一起,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冲到了该领域的世界之巅。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参与者都有莫大的自豪感,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天河一号:中国速度

通过攻克种种难题,不断创新,中国人自行研制的“天河一号”在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上打破美国的多年垄断,摘得金牌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长沙)

皮肤白净、身材高挑的卢宇彤,在以男性居多的“天河一号”研发团队里,可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当记者问她身为一名女性,当初为何要来军校这么枯燥单调的地方时,她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从小就从书上知道,这里是银河—Ⅰ诞生的地方,我向往这里啊!”

随着“天河一号”再次载入史册,卢宇彤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银河梦”。

2010年11月17日,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发布了最新一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荣膺第一。

从国防科大的北门进去,一眼就能望见按照“天河一号”的样子新建起来的计算机学院科研楼。由于整台机器现已安装在天津的超算中心,一楼近千平方米的机房如今已是“机去楼空”。倒是在旧楼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一台正运行着的小型超级计算机,深银灰色的机组群上闪烁着蓝色的指示灯,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身为团队主任设计师的卢宇彤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天河一号”开始的地方。

成功“翻墙”的混搭结构

2007年夏,天河研发团队总设计师、国防科大副校长杨学军教授在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年会上发表了论文《64位流处理器体系结构研究》,引起轰动。其原因,不仅仅由于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内地学者首次独立在这一顶尖水平会议上发表成果。

普通个人电脑的结构,就是主机+显示屏,而主机的心脏是CPU。据“天河一号”工程办公室主任李楠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超级计算机的主流技术路线是大规模并行,简单地说,就是把几十、几百、上千个CPU联结在一起。但到了2000年,当超级计算机的速度达到了万亿次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时,人们发现,CPU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并不能带来运算速度的提高,却遇到了一系列的瓶颈无法解决。

科研人员将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之为“墙”。比如,有“内存墙”,CPU多了但内存带宽有限,这会影响CPU读取数据的速度,就像一条4车道的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跑不快。有“功耗墙”,超级计算机规模越来越大,用电量也随之增大。一台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的用电量就将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用电量。曾有专家说:“如果不解决功耗问题,今后超级计算机只能与核电站建在一起。”还有“造价墙”,国外建造一台超级计算机往往要斥资上十亿美元,投入巨大。

为翻过这些“墙”,国际上有人提出“异构”的概念,将CPU与某种加速器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但至于用什么类型的加速器,二者如何融合,大家都在研究。

杨学军的论文,正是从理论上确定了CPU+GPU这种异构结构的可行性,意义非凡。于是,国防科大决定根据这个思路来研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科研人员从国外买回性能最好的GPU,将其与CPU连在一起,却发现运算效率只有2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心里都凉了半截,但经过分析发现,从技术原理上来说,这个结构是应该能达到更高效率的。”李楠说,

“原因很简单,就好像我俩跑步速度不一样,我要等你赶上来了才能一起执行下一个任务,效率肯定低了。”天河研发团队副总设计师胡庆丰解释说。实际上,GPU适合处理结构比较规整的批量数据,而CPU擅长复杂的逻辑运算,如果能合理分配任务,让二者分别干自己适合的事情,这样就能大幅提高效率。

“但这就不只是硬件的问题了,而是要从底层软件的层面让二者更好地融合。”胡庆丰说。

为了突破这个难关,他们拉着核心团队去长沙郊区一个叫母山基地的地方去“闭关”。那个地方手机信号差,不通公交车,人呆在那儿更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问题。

长达半年的“闭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实验室条件下,CPU+GPU的性能最高达到了70%,之前的那些“墙”都被一一成功翻越。

目前整个“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共使用了16384个CPU,7168个GPU。GPU结构简单,功耗低,价格也比CPU便宜很多。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比尔·戴利教授就曾表示:“中国的天河计算机采取的CPU+GPU的结构,代表了未来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势。随着计算机规模的不断拓展,这种结构虽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杨学军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88年曾经历的一幕:中国气象局有一间专门的屋子,里面放着从国外租来的超级计算机。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把这种计算机卖给中国,中国气象局只能租用。计算机拉到中国后,放置它的屋子有24小时监控,中国人不能进,连操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

“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心里都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他说。

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规律是每十年性能提高1000倍。200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是万亿次,那么到2010年左右将会达到千万亿次。因此在2005年,当国产超级计算机才刚刚突破十万亿次之时,杨学军感到,如果要占领制高点,就要尽快攻克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

“我们在‘天河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极大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团队副总设计师、计算机学院院长廖湘科教授说。

整个天河研发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总设计师杨学军也才46岁。“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大家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就像吵架一样,没有老师学生的区别,没有上下级的区别。这样轻松开放的氛围,才利于我们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出新。”卢宇彤告诉记者。

团队里,有很多人都像卢宇彤一样,出于对“银河”的向往而来到这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银河精神’,才能有今天的成绩。”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民表示。

据说,曾有外国公司以年薪30万美元的高薪来挖团队里的骨干,却空手而归。

“天河一号”除了在结构上有突破,还拥有多项创新,如自主设计的高阶路由芯片和高速网络接口芯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河一号”的CPU芯片中,有一部分为国防科大自主研发的飞腾—1000。

“目前之所以没有全部使用国产CPU,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户使用的很多第三方软件都在基于国外芯片环境开发的,在飞腾上无法运行。”李楠解释说。

TOP500自1993年发布以来,就成了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而美国长期在此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并在榜单中拥有最多席位,只在2002年,被日本研发的“地球模拟器”首次超越。两年半后,美国重返榜首。此次“天河一号”的后来居上,再次打破了美国已连续保持6年第一的纪录,在国外同行中引起震动。

然而,超级计算机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各国争相研发超级计算机只是一场单纯的“看谁更快”的竞赛?

对此,李楠表示,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众多领域的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自然世界、发现科学规律,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医学、气候预测、地球物理勘测和材料科学等。尤其在国防领域,目前美国已基本停止了核武器试验,而改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试验。因此,超级计算机对于国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卢宇彤告诉记者,“天河一号”在天津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后,已经有几十家用户排队预约。中石油有项运算任务,在以前的超级计算机上,需要3个月才能算完,在“天河一号”上只跑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不过,即使是目前“天河一号”的运算速度,也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的科研需要,胡庆丰说,“估计当计算速度达到百亿亿次时,才能满足需求。但到了那时,也许科学上又会出现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对超级计算速度提出更高要求。不过我们也树立了新的目标,要向亿亿次发起冲击。”  ★

施一公,2010年12月3日摄于清华大学。“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施一公,43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资格也有能力站在国际水准的高度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批评。他和饶毅今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辞呼吁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施一公:经得起推敲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在《科学》上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施一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本刊记者/钱炜

一面在《科学》杂志上公开指出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一面在这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当镁光灯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不像一些“学术明星”那样光说不练,他在为公共事务鼓与呼的同时,从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成为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

今年将施一公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科学》上那篇只有676个英文单词的短文。这篇题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饶毅联名发表。

此举并非出于书生意气或沽名钓誉。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9月3日,他还与饶毅、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学网的组织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专家学者开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这个会议还特意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将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有人质疑文章里为什么只谈缺点,避而不谈中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对此,施一公解释说,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许写这么长,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席职位回到清华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名字常见于各大媒体,名气也更响亮。

这一趋势在此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他和饶毅的联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在科技界也掀起波澜。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施一公和饶毅还是承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要夺权”。对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当大家都在担心施一公会不会因此而“倒霉”时,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多次邀请,请他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咨询或论证,“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此文“与事实不符”,并指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饶毅不会再对此事做公开回应。”施一公强调说,他们的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我很高兴成为国内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以我个人受些委屈,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说。

“科研本身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尽管回国后施一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科学界的公共事务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施一公也保证用60%的时间来“泡实验室”。按照他的说法,“每天早晨六点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赶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再回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时。”

超负荷的运转,给施一公带来了学术上的丰收。200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首个对转运蛋白晶体结构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Christopher Miller的实验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个类似蛋白的晶体结构,其结果与施一公小组的有所不同。于是,网上有人就此对施一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内科技界的一些著名专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组再次在《自然》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该转运蛋白的底物识别和转运机理,并纠正了之前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研究小组的偏差。

说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们的分辨率偏低,数据质量有限,所以在允许出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偏差。而美国那个研究小组尽管用了比我们更高的分辨率,也还是照样出错。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这与学术造假有本质不同。越是前沿的创新研究,越容易出现偏差。这种学术争论恰恰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来炒作,这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怪现象。”

由于施一公领导的研究组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连续取得重大进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届科协年会上,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

今年“两会”开幕前,在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作了17分钟的发言。“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自主权下放”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这两句话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人才培养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国时就说过,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他的这个院长也当得与别人不大一样——只负责人才引进与人事制度改革,别的统统不管。

“过去三年,我参与面试了80多位申请者,最后有40多位海归全职回来建立他们的独立实验室。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增强了清华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对此,施一公解释说,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等这些人员回国满6年之后,将他们的工作成绩交由国外的同行专家评议,以避免国内的潜规则,如果通过,即获得终身教职。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带的实验室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将成为今后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中流砥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学生们怎样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而是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培养。”

回国三年来,尽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艰辛,言谈间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记者不禁问:“您在回国前,难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么?”

“当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到大学建设,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

杨功焕,2010 年11 月30 日摄于北京“我不希望控烟成为形式主义的工作,说得更刻薄一些,别作秀。”

杨功焕,63岁,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举十几年之力,杨功焕牵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疾病监测网,所搜集的关键数据以及开展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烟草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她始终站在控烟战斗的第一线,不仅与庞大的利益部门讨价还价,还要与人类的自制力较劲。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她的身影尽管孤独,却无畏而光荣。

杨功焕:清醒的唐·吉诃德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而如何以巧劲儿用好这把刀,她依然在苦苦思索

本刊记者/王家敏

在中国,“控烟”看似一张不痛不痒的宣传海报。

这令杨功焕感到尴尬。她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控烟奖得主,也担任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的职位。

中国在2003年签订《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到她。然而,到了今年,承诺期已到,而中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履约,于是,这位控烟斗士被称为“唐 。吉诃德”——无畏、执著,却又孤独、悲情。

在记者面前,这位63岁的女士举止从容缓慢,笑起来还有酒窝。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个疯狂而孤独的骑士。她说自己清醒着,还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她语气柔和,却又斩钉截铁:“吸烟一定会带来健康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杨功焕这并非只是随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在参与控烟之前,她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了10年,负责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组织与运作。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

“四面楚歌”

用杨功焕的话说,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御用学者,烟草公司也把她列进了黑名单。总之,就是“四面楚歌”。

她一直战斗在控烟运动的第一线。1999年,杨功焕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行动倡导组织(TFI)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

但随着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介入,她发现自己并非“主流”。

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会议上,烟草局就表现出“反对倾向”。他们在公约文本上,试图减轻烟草危害的措辞。比如将吸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改为“有害影响”。

“控烟并不会在短期内对烟草工业造成影响,”杨功焕认为,但烟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会更快到来。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

在2008年11月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的主导部门,曾是卫生部、发改委经贸司等。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中国履行控烟公约,却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

冲破利益的盘根错节,杨功焕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改变执行部门,控烟就是一纸空文。”

有些时候,她甚至感到,除了这个庞大国家的烟草利益部门之外,自己身边的战友也是“敌人”。

基层卫生人员跟她说,控烟谁不会,“无烟医院”我们搞了好多年。在杨功焕看来,医院准备了 “禁止吸烟”的铜牌,贴在墙上,年复一年,迎接检查。

“从疾控的角度,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无效的。”杨功焕说,过去创建的“无烟医院”,有领导小组,有控烟标识,有数据库,就是没有“没人吸烟、没烟头、没烟味”。

“死亡地图”

数据,是杨功焕最为忠实的战友。她也用科学的依据,打出了感情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就这样开篇,“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100万是个宣传数字?”记者问。

“不,这来自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我们把不确定性放到最小,这个数值,甚至低估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缺少的是客观准确的数据,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传染病、慢性病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

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对未来几十年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就是杨功焕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十数年的主要工作。

监测网络把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分别设点。前四年里,杨功焕跑遍了各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两个监测点。这些监测点按照科学抽样方法,搜集了中国3000多个县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监测数据。

至2000年,监测网络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60万例死因报告。杨功焕带领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

这就是中国“死亡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的地区分布。

中国烟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烟草流行20~30年后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高峰。

杨功焕决定尽早搜集数据。1994年,她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队列,进行吸烟与健康的研究。该队列已经维持了16年。前期5年的观察结果证明了在20世纪末烟草使用导致了12%的超额死亡。由此推论出中国到2000年,每年有100万人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2025年,这个数字将扩大为200万人;到2050年,会上升为300万人,并且有1/2的死亡发生在35~64岁之间。

这些数据和研究成为中国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

未竞之业

带着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杨功焕自然理直气壮。但她也承认,从公众的角度,这些努力还是一场“秀”,报告止步于报告,一些严苛的行政控烟手段也让众多烟民多感不适。

于是,杨功焕还要和人类的自制力讨价还价。

说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个人也应该尊重并保护他人拥有健康的权利。不过,人们很难为20年后才发生的危害而限制目前的行为。

杨功焕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们不可能都是流行病学专家,明白其中的利害。吸烟的危害不像是甲流,明天就有症状。吸烟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这就像饮酒驾车,危险系数增高,但不一定会出事故。

“我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专家体系和政府的认同,最终由政府发布给公众。”她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立政府控烟的公信力。政府需要向市场和社会设计健康生活的观念,发布有关烟草客观、科学、公正的知识,定期发布烟草的行业和消费报告。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烟草、或者摒弃烟草,控烟效果才能更为稳固。

在美国,这场“控烟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1964年,美国卫生部发布“外科总结报告”,美国政府也认同这个结果。1967年,“吸烟与健康大会”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戒烟浪潮。

在戒烟浪潮中,公众不清楚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而带有“警示图形”加文字警告的烟草包装是一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杨功焕认为,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千亿盒卷烟,如果在烟盒上都印上健康警示标识,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控烟健康宣传。但在目前,中国烟盒的精美包装仍在延续,而参与控烟工作的政府专家,也改由烟草部门的人员担任。

杨功焕转而“押宝”在知识界,希望顺应整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发展绿色工业为目标进行控烟。她组织了数十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准备在2011年1月发布2010年度控烟报告。

“中国社会还不太具备对科学信息辨别和信服的习惯。我们以专家组名义发布报告,具有独立学术的价值,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她说。

2010·公共利益守望者

于建嵘,2010年12月3日摄于北京大学。获奖理由★2010年,于建嵘到处演讲,大声疾呼,致力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社会裂痕的方法。他与万载县委书记在拆迁问题上的交锋,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显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人物简介:于建嵘,48岁,湖南衡阳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近年来在网络上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影响广泛。

言论: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于建嵘:“最焦虑”的2010

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本刊记者/赵杰

2010年年末,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看到到处这么拆,心里很着急。”12月3日傍晚,在连续三次在饭桌上“拍案而起”之后,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眉头锁紧,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这一年“火气很大”,因为遭遇了人生当中“最焦虑”“最辛苦”的事情却“常感无奈”。

“最痛心”之事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他在餐桌上指责受邀前来讲座的于建嵘,原因是当天(11月1日)后者在县委七百余人课堂上号召不要强拆老百姓房子。殊不知早已为强拆事件心急如焚的于建嵘“不识抬举”,愤然离席,并用手指急扣,通过手机发出了一条引发轩然大波的微博。

该微博仅140字:“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事隔一月,于建嵘坚持认为自己当时做得对,“放在今天发生此类事情,我依然会和他这样交锋”。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于建嵘说,让他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明明知道做了错事还要理直气壮地强拆老百姓住房。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

“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年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七年里,由于没有户口、因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为了一位老农不再拉起平板车背井离乡地流浪,这件2010年“印象最深刻、最痛心的事件”让于建嵘踏上了为反对强拆鼓与呼的道路。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他不住向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除了那位到家里长跪不起的老农,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多起恶性拆迁事件。“今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七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其实,强拆问题存在已久,围绕该问题在去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也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践踏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一定要去呼吁”。

不但一个人讲,于建嵘还呼吁知识分子一起讲,“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认为,首先需要呼吁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但是,利益立场不同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言论而达成理解,这种现实也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号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

10号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

11号—14号清华、人大、北大、清华;

15号山西编办;

19号厦门大学;

20号广西编办;

22号杭州市委党校;

23号山东大讲堂;

25号浦东干部学院

……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今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时“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为此,他三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不停讲的结果,收获很多正面反馈,有些人在现场就哭了,也有些人在课后找到于建嵘进一步探讨。

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建嵘也很清楚,自己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执政者都心知肚明,这也成为他最辛苦之余备感无奈之处。有些人夸赞讲得好,但私下里找到他说:于老师,我们没有办法。

类似经历也让于建嵘“感觉很没有办法”,但是,他用“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讲下去”的话语来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悲观。

对于自称“最辛苦”的于建嵘,围观者也不是个个买他的账,一些人用“作秀”“为出名”之类的词语评论他。

“有人追问我的动机,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要出名,做梦都为了出名。”于建嵘反问,“我出名有错吗?”

于建嵘认为,目前就是要把问题放在道德的最低点来讲。“我脾气不好,没有崇高的道德,我承认。但是大家应面对自己的问题或错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时,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于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

潘家华提名理由★当气候讨论越来越与百姓生活相关,当气候谈判越来越政治化,潘家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频频出招,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争取碳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言论和姿态,不仅代表着学者的智慧与良心,更代表着中国的妥协与坚持。

人物简介:潘家华,1957年出生,湖北枝江人,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高级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言论:“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碳”性人生

在今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本刊记者/刘子倩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坐在薄熙来旁的他侃侃而谈,对面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时低头记录。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今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作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53岁的潘家华长期从事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做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四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五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低碳之路应“高歌”却不“猛进”

“他在国际交流和政府关系方面能力强。思想活跃,还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正在坎昆参加会议的人大教授邹骥如此评论老友。

但工作已改变了他的生活。潘家华的爱好从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为散步。如今连散步的空闲也没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浓茶提神。潘家华说,现在很少有时间锻炼,全靠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鲜有人知潘家华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体素质过硬的武警战士,多项军事训练名列第一。年过半百之时,潘家华在布鲁塞尔参加中美欧三边论坛时,他的存有敏感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抢,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从歹徒手中夺了回来。

潘家华由武警战士变成气候谈判专家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30年的高碳发展。之后,“低碳经济”一夜间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词汇。但低碳经济学家潘家华却没有高兴起来。他正在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者和批判者转变,试图改变人们对低碳的误解,批判“伪低碳”行为。

比如,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河北安平县规定,从9月3日起,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及普通百姓,每隔两天停电22小时。潘家华连用三个“荒谬”批评此政策。他分析说,断电降低了社会福利;一些不能断电的医院、企业只能购买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发电效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发电效率,造成了资源浪费;最重要是,简单限电对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他还认为,利用财政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的政策也属“荒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补贴消费者?”在潘家华看来,电动车是一个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新经济产品,国家其实更应该将补贴直接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简单地用补贴政策将产品推向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高歌’,但绝不能‘猛进’”。潘家华解释说,低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设下气候问题陷阱,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达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难理解诸如气候谈判及碳排放权的意义。潘家华的解释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他面对面地说服了马尔代夫总统接受“碳预算”方案。

但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仍担忧未来。按照现在的消费速度,我国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11年,煤炭也只够使用41年。在他看来,碳的总量降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产力。“当一吨碳创造的价值从10000元变成12000元时,就说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也是低碳。”潘家华说。  ★

王维平提名理由★当垃圾焚烧成为城市中的敏感话题,引发反对派民众与政府发生冲突之际,“垃圾专家”兼人大代表王维平拿出了自己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从而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以理性建立沟通的人。

人物简介:王维平,61岁。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环境工程,作为评估专家对上海、重庆、北京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方案进行过评审。

言论:“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王维平:沟通化解垃圾困局

当民众反对派与政府的冲突发生后,面对谩骂,王维平坚持以理性来说服大家,最终搭建起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

本刊记者/王婧

有人骂他“王自焚”,有人给他寄子弹、带血的菜刀。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烧运动中,已过花甲的“垃圾专家”王维平陆续收到这样的恐吓。

他曾经想过要沉默以对,但最终,他走进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现场,他看到有人拉着血书写的横幅——“反对焚烧”,甚至还有脏话。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烧。”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搭建沟通桥梁

在一片吵骂声中出场的王维平,发现自己被请上了PK台,对面坐的是“反烧派”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台下坐的是打着横幅的“反烧派”群众。

2009年9月,为了反对在社区附近3公里处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100多名奥北社区的居民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这一次,王维平和对他“恨之入骨”的“反烧派”在节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维平镇定自若,先给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请举手。”演播室一片嘘声,没有人举手。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演播室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谁去过焚烧场?”依然没有人举手。

在“反烧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维平,却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场里调研的垃圾专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捡垃圾,吃苍蝇饭……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场。他最终成为了“丐帮”的精神领袖,并由此成为中国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王维平说。正是这句话,让奥北社区的“反烧派”意见领袖“驴屎蛋儿”决定和这位专家加强沟通。

王维平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历经百年,已经是相当成熟稳定的工业化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就是焚烧。而垃圾焚烧场的核心技术正是烟气净化,它的净化标准比燃煤炉的烟气净化技术都成熟,排烟标准比其他燃炉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 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王维平说,“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节目录制后,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沟通,随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一场连主持人都担心失控的节目在沟通中和平结束了。

事后,王维平的办公室就成了“驴屎蛋儿”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只要有人打听王维平的办公室,门卫不用查便脱口而出:“东楼211”。

办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却放了一张约2米长的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图。

“垃圾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对抗,不是指责,不是示威游行。”

他说,“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之外,还有了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冲突就这样走向了对话。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维平和“驴屎蛋儿”,以及垃圾场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维平曾经拉二胡卖艺,“驴屎蛋儿”还特意送了王维平一把二胡。

聊到兴致处,王维平从书柜里拿出这把精致的二胡,颇为专业地拉了一段G小调。他捋捋花白的头发,说,“有点儿伤感吧?这音乐是表达——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因家境贫穷,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后来,刻苦攻读8年,他成了一名传染病专科大夫,并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岁那年,他突然转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转行的原因是他发现怪病越来越多,参看国外资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来自环境污染。

王维平心里有笔账:当医生,一天看25个病人,一辈子不过看5万个病人,可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不从根本上诊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头痛医头”。于是,他决定研究垃圾处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尚未有专门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垃圾研究所。王维平于是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毕业后,他放弃在日本俸禄优厚的职业,回到北京,在市环卫局继续从事垃圾研究。

随着环保日益被重视,2000年,北京市环卫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为北京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在垃圾场摸爬滚打10余年后,王维平提出了“循环经济”,当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

王维平一直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对此领衔提交建议。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各委办局、各区县都签了责任书,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净菜进城,谁来监管过度包装,都有了明确分工。

从2010年4月中旬开始,北京把每周四定为“垃圾减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发布,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已经将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计划中。

“垃圾对策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末端处理垃圾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这是我们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结果。”王维平自豪地说。

努力似乎仍在继续生效。最近,又产生了一个让王维平很高兴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在2010年11月,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天1.74万吨。“一天减少0.1万吨,这是北京史无前例的垃圾负增长!”

2010·教育

朱清时获奖理由★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众多体制上的障碍,已经法制化了的障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能把它全部克服了的现在参加到我们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大方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我。”

朱清时三解“困卦”

对朱清时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他坚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将成功,尽管成功者不一定是自己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深圳)

2010年接近年底的光景,朱清时收到记者发来的照片——自从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以来,每个月都有记者来拍照。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朱清时心里略有怅然:“啊,我已经老去这么多了……”同是仰着头的一张肖像照,他觉得今年10月的他,比去年同期“满面红光消失了,新添了几许皱纹,(显得)疲惫”,那是拜失眠所赐。每天的睡眠多少,完全取决于“吃多少安眠药”。

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破解方法之一是承受这个困境,仍坚守正道,自得其乐,等待时机,必可成事,摆脱困境。

12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自主招生咨询会——家长带着孩子从各地赶来,对这所尚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批文,准备由学校自己给学生颁发文凭的南科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校和深圳教育局领导坐镇,能容纳200人的会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定一场的咨询会也增加到三场。这个场面让朱清时很感动,“大家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

不可能的任务

深圳的冬天,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但朱清时腰间却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那是因为肾结石的缘故,腰寒。

自从任了这个校长,朱清时就没再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因为)我从事南科大这件事,(所以)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朱清时语速徐缓,却不得不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

在中国大陆,按照教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要建成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经过的程序为专科的设立、评估,本科的设立、评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历时二三十年。

而南科大的目标,是要效法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是被全球猎头公司和深圳市选中的“造反”带头人。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还说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这般给力的话,被舆论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校长聘书,闪光灯下留下了改革者意气风发的面孔。但实际上,“深圳筹备南科大,教育部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同意的,因为深圳筹备南科大的思路跟现有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格格不入。”朱清时清楚,此先河一开,后来者的攀比将难以对付。

骑虎难下是种焦虑且危险的体验。

“筹建不经批准,你要动用财政的资源,你要想建南方科大——违法!”朱清时说“头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

已经就任的朱清时想着“总要尽职做一些事”:“我能做的事只有一项,就是把我们想建南科大的理想、理念,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教育界的专家、领导,让大家来评判,应不应该让这个学校去试一次。”结果,在媒体上,朱清时“博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舆论的压力,(加上)上级一些首长的态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很有改革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困境就走出来了。”

“一千万”的自主权

筹备建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花钱”。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钱是要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程序来花的,朱清时“买电脑”和“修房顶”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朱清时是如何“完全被捆住手脚的”。

“我第一天上班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买要两个月哦。’”64岁的新校长被吓了一跳。对曾经账上有着几亿机动经费可供支配的前中科大校长来说,在深圳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更让人无奈。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后,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个说话绵柔、温文尔雅的四川人有点恼火了。只是,他的破解之道依然是“讲道理”。

“我们去跟深圳市委市政府沟通……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是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也给我们1000万机动经费。这是第二次走出困境。”

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结果没到一个月“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如果花这笔钱要走老程序,大概需要半年,“当然肯定会被批准,但是值得浪费半年时间吗?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的。”

这1000万元,对于建校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依然嫌少,“但给我们自主权,这就是一大步”。

原则问题不妥协

当然,朱清时想要的自主,不仅仅是财权,更重要的是招生和办学。去年建校时,他说,南科大要从高二招学生上来,转眼,他释放愿景时的那届高二的学生已经升上了高三,但南科大的招生还没有实现。

目前,教育部能够认可的招生方式是2011年后开始,与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没有南科大学籍,“这样我们就很为难了。”朱清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坚决地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就是照我们最初(的打算),袁贵仁部长同意的,我们考虑自己授文凭和学位。”

在朱清时看来,自授文凭和学位是“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做的事”,再自然不过。 “(其实)教育部根本就管不过来,但就是把授学位权给卡住了,这是中国教育行政化的一个重大标记。”朱清时说。“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接近年底的火爆咨询场面,至少证明,朱清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第三个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是吧?”朱清时说。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说这话时,温雅的朱校长握起了拳头,短促而用力地振臂,这是谈话间他少有的肢体动作。

一年的时光,给了朱清时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比较经验:“(以前做科学实验)跟没有生命的对象打交道,它的规律都是很清晰的;现在我们要办学,要跟人打交道,人都有思想,所以规律都不是很清晰,取决于个人的态度。”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

有时,下属会听到他喃喃地念叨自己的任期:“我还剩下四年……”下属撺掇着说:“再干一届吧。”校长不置可否。

只有一次,老头儿喝了点酒,私下里才吐露这样的狠话:“(下一届)坚决不干了!”

而在没有酒精作用时,在人前,朱清时还是会说:“大家的希望,都希望看到中国教改成功,即使干不成,我们走到哪里,后人都可以借鉴,所以仍然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教改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  ★

何克抗提名理由★作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公认顶级专家,何克抗研究的是教国人学母语的技术。10年里,年届七旬的大教授总是泡在小学课堂里,主持着一项延续了10年的教育试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只要教育方法先进而得当,不管是在繁华城市还是贫穷乡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样灿烂。

人物简介:何克抗,1937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荣誉(终身)教授。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2001年6月~2006年5月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目前是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GCICE)第一副主席,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言论:“我很同意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何克抗:泡在小学课堂里的大教授

10年来,何克抗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文/蒋昕捷

车在山道上颠簸,远处的山峦寸草不生,目之所及都是刺眼的黄色。2010年10月末的一天,何克抗教授第4次来到海原。在这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何克抗要做的事,“就像要让西海固被青山绿水环绕一样不可思议”。

一年前,他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带来被称为“跨越式”的教育课题。他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让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能认读超过2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比如简写版的《三国演义》,能手写出150字以上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总之,其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城区最好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同时还要确保不增加任何课业负担。

在海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眼中,远道而来的何克抗是位“大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这样一位在教育技术领域内公认的顶级专家,如今却是“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据他的一位弟子估算,“老先生每年超过1/4的工作时间都泡在小学课堂里”。

低估了孩子的母语能力

何克抗最初启动“跨越式”课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把课题引向农村。

10年前,当这一课题进行首批试点时,选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小学。然而,锦上添花并不是何克抗的最终目标。从2003年开始,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2004年,课题开始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丰宁全面推广。

2008年年底,时任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马兴旺在银川听到何克抗介绍跨越式课题,他在一个中午找到何克抗,问:“能不能把这个课题放到海原?”

在此之前,这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花了40天时间,调研了海原山区里的上百所村完小和教学点。他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何教授:“可怜的地方,住着可怜的老百姓,生下可怜的娃娃,接受着可怜的教育。”

“跨越式课题不挑剔师资和生源。”何克抗回答说,“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何克抗并不是“搞教育”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致力于研究汉字编码。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苹果公司邀请他去开发汉字输入,被他拒绝。回国后,他用汉字编码技术教小学生识字。在30年的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跨越式”教育理念。

在教育界,很多人对“跨越式”提法颇有微词。在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是官员才会喊的口号,而教学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来不得虚假和浮夸。

“其实,我们大大低估了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能力。”何克抗回应说。在他看来,传统母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受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按照皮氏理论,5~6岁的学龄前儿童,其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支持逻辑思维。在10岁以前,儿童也只能具有基于具体事物的初步逻辑思维,很难写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文章。

“传统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之所以低下,正是因为受到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何克抗说。这种影响既广泛又深入,几乎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领域。

在继承和批判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何克抗先后完成了两本著作《语觉论》和《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在他看来,儿童快速学习母语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以语言运用为中心,而非以语法字词为中心。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均已具备写出结构完整、通顺流畅文章的客观条件,因此母语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把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个教学环节结合在一起。

直观地看,跨越式课题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接着是学生自主进行的10分钟拓展阅读和10分钟写作练习。

尽管跨越式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理念并不复杂,但是老师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教学模式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因此每个月,以何克抗为首的课题组成员都会从北京分赴各个试验区,通过听评课给予试验教师更多的指导。

何克抗每到地方听课,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都会请他吃饭。他在酒席上基本无话,吃完了就要离开。他走后,课题组成员得赶紧向满座的领导解释:“老先生一向如此,请别介意。”“我不喜欢应酬,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何克抗说。只有说起教育的时候,他才会滔滔不绝。

在海原,一天的工夫,何克抗和课题组成员跑了两所乡镇中心校,听了4节课,评了4节课。回到县城宾馆时早已天黑,就在等待服务员开房门的短暂工夫,年过七旬的他斜倚在服务台上,一言不发。

“老先生累得够呛啊。”随行老师们私下感叹。

学语文就是学做人

时光倒退50年,当年轻的何克抗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电子专业时,一度痴迷于写小说,甚至一心想转到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成,留校任教。1979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一生都在琢磨怎样把与教育有关的那些理论、技术跟实践相结合。他从未放弃对母语教学的热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存在三大问题。”何克抗后来总结:一是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二是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三是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

他服膺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读、写、听、说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何克抗就下决心要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于是,一项名为跨越式的课题从沿海地区最好的学校走向普通校、薄弱校、农村学校,沿着这个轨迹,何克抗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

实际上,早在2006年跨越式课题就已经通过教育部验收,被认为是“一项优秀的科研成果”。理论上,他没有必要再用新的试验证明跨越式课题的科学性。

“我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同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何克抗说。

最初的几个月,海原课题组的试验并没有显现出明显效果。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似乎并不大。

然而,每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从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海原的课堂里,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总是会被感动。一位海原老师评价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此外,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历经10年教育实践,如今,在北京的远郊区县、深圳的南山区、广州的越秀区、新疆库尔勒、河北丰宁、宁夏海原、甘肃成县……由何克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试验区,试验学校也发展到250多所。

今年10月底,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次课题研讨会上,何克抗再次向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了这项课题的信念。

“教育的力量就在于,能把普通的老师变成名师,能把原本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很快地……变成优秀的学生。我觉得……我觉得……”何克抗说这番话时,数度哽咽,最终也没能说完。

散会之后,人们还在议论,一句挺寻常的话,为什么会让饱经世事的老教授不能自已。一位相熟的老师沉吟半晌说:“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

人人字幕组提名理由★2010年,一群业余网络翻译者将普通中国人带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他们让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中国网民,让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机遇和挑战,而中国网民也因为这些志愿者的坚持和努力而拥有了亲近知识和智慧的新途径。

简介:2004年成立的人人字幕组(YYeTs字幕组)是非营利性网络翻译爱好者组织,专事译制海外影视字幕,通过网络免费发布。2006年6月1日人人字幕组开放其论坛,2007年改名为人人影视,宗旨为“分享、学习、进步”。目前,人人字幕组约有组员1000多名,论坛注册会员90多万。2010年初,人人字幕组开始批量译介国外著名大学开放课程。

言论:

“让我们全民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全民教育。没人给你发文凭,没人给你授学位。只是学习,共同进步。”

——组长梁良

人人字幕组: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

一次无心插柳,最终促成一场开放课在中国的热潮。偶然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享与开放的必然趋势

本刊记者/陈薇

1角、3角、1元3角1分、2元7角6分、3元……这是一份网友自发捐助表,数字有些寒酸,最大的一笔也不过1000元。然而,这些带着角分零头的捐款被一笔笔记录下来,最后的数字竟是8.9万多元。

钱都是捐给人人字幕组开放课程的。组长梁良有些意外,也感动,“从来没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网友在一直支持我们”。他还看到网友附言,“为了开放课程,请坚持下去。”

开放课程(Open Courses)运动起始于近10年前的美国。自2001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将其本科至研究生课程全部搬上互联网、供全世界免费使用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机构加入,贡献出超过13000门的课程资料,最终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教育资源与共享运动。但直到9年之后这场运动才真正引起国人的大范围关注,并在网民中掀起一股“淘课热”,众多网民通过网络免费聆听国际顶尖高校顶尖教师的教诲。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国内以翻译美剧而知名的组织——人人字幕组。在2010年年初,他们偶然将一集哈佛大学《死亡》课程译出,竟意外点燃了开放课程在大陆爆棚的引信。

一个平平的开始

让人人字幕纪录片组组长张琼(网名Joanna)详细回忆初次翻译开放课的情形,是一件有些为难的事。她只记得,2010年年初,一位网名“空格”的组员第一个在QQ群里提出翻译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课《正义》,而另一位网名“etschina”的组员热切响应,单独领走了第一集的翻译任务。

“男生,读大学,很认真”,而至于这两位的真实姓名,张琼便摇摇头说不知道了。

不问真名,不记身份,有任务便在网上集结,这是人人字幕组的管理状况,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是另外的世界,在网络上,名字无关紧要,翻译的“作品”才是他们愿意展示于人的“翎羽”,他们珍视自己的翎羽。

张琼给人的感觉有些娇小,在苏州某大学读对外汉语研究生。她与组长梁良以及大部分组员都未曾谋面,但感觉却像再熟识不过的人。

两周后,etschina交上翻译稿。这位不一般的“Solo勇士”(指独立完成一集翻译)对组长张琼附上了只有一个词的感想:“难”。

“首先是句数特别多,一集课程往往有1500句左右,几乎是一集美剧的两倍。其次,术语特别复杂。洛克的《政府论》是怎样翻译成中文的,每个细节都需一一核实。”张琼说。

之后是漫长的校对与讨论。他们将课程字幕传到QQ群里内部纠错,放上论坛请网友挑错。如此大费周张,第一集上线已是两三个月之后。

而在此时,国内网民对开放课还所知甚少。尽管早在7年前,大陆的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宗旨是把国外开放课推广到国内)便已成立,但因工作都以国内高校为对象开展,在社会上影响力极有限;而在台湾,朱学恒此时带领着志愿者团队OOPS已经翻译了近6年开放课,却也不为大陆网友所知。

人人字幕组试译的《正义》在上线之初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张琼们对此并未介意。因为决定要啃开放课程的硬骨头,“首先是自己感兴趣”,她自任校对,和翻翻(指翻译)、轴人(指负责调整时间轴的组员)持续折腾了两三个月。组员们都是义务劳动,唯一的回报“美刀”(根据计时工作量为组员们发的虚拟工资)也只能“买”到“勋章”或是换来服务器流量,仅此而已。

“一点点的理想主义,(组员们)非常热情”,张琼想不出更多词语来形容这个群体,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都很愉快。”

进军开放课

《正义》的平平反响让字幕组其他成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品”的存在,包括组长梁良。事实上,在张琼操作《正义》的同时,另一家以内容分享知名的网站就曾找到梁良,希望人人字幕组帮忙翻译耶鲁大学的哲学课《死亡》。

作为人人字幕组成立6年来坚持至今的唯一元老,梁良习惯了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忙碌。对梁良来说,早在2008年他就对国外名校的开放课程有所耳闻,但因人手不足,一直未动念翻译。这次虽是朋友之托,他还是又犹豫了两个月,“专业度太高,不敢接招”。

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梁良最终应允下来,但他还是动了个小心思,将第一集课程拆分后作为测试新人的任务分发下去。接着,回收、筛选、合并、校对之后交了差。5月底,《死亡》上线,结果出乎意料!上线没多久,后面便跟出几百个充满溢美言辞的帖子,“神一样的开放课程”“神一样的字幕组”这样的句子被后来者不断重复。

“做字幕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夸张的场面”,梁良激动了。这天晚上,他紧急召集组员讨论,一个新的“课程组”迅速成立。增开的《金融市场》《心理学导论》,加上《死亡》课程,也都立刻确定了负责总监。此时,梁良才知道,原来纪录片组的张琼等组员已经开始了同样的工作。这个工作让人人字幕组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教育资源的分享与传播。事实上,在6年前,梁良正是抱着分享与回报的想法,加入了人人字幕组。

梁良是组里的核心人物,但他也很可能是一千多组员中学历最低的人。出生于广西柳州的梁良是苦孩子出身,只上完初中便外出打工,至今还会被催交学费的噩梦惊醒。他用第一年的工资买了电脑,通过网络学会了电脑绘画、影视后期、服务器技术,最终找到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他说,“初中之后的所有教育,都是在网络上完成的。”

“我从网络获得了东西,那么我要回报它。如果公开课能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应该更加努力去做。”

人人字幕组首先联系上台湾朱学恒和大陆另一家字幕组TLF。三家商定各自翻译,齐头并进,资源共享,避免重复。

朱学恒对人人字幕组的同行评价颇高:“从整体来说,大陆字幕组的志愿者的英文水平更高更整齐。”

在《死亡》上线两周后,人人字幕组陆续开出《聆听音乐》《古希腊历史简介》《欧洲文明》等7门课程。8月份,又新加入《美国内战与重建》《新约》《心理学,生物学和食品政治学》3门。这十多门翻译后的开放课在网民间迅速形成口碑传播,通过论坛、社交网络、内容分享等网站呈几何式蔓延扩散,开放课开始成为大陆网民的话题。

变化已经发生

熊伟是在字幕组第二次内部号召时,从美剧组转战课程组的。他是清华大学基础物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加入后任耶鲁大学开放课《基础物理》的课程总监。

“没什么别的要求,不烂尾就行”,这是字幕组的简单期望。

但此时,人人字幕组的开放课程已声势日隆。一家国内知名商业网站找到字幕组,提出为字幕组翻译付酬,条件是字幕组今后不能在网站上免费发布字幕。

“不免费发布字幕还叫什么字幕组?”梁良毫不犹豫地拒绝。

2010年11月,因开放课热,网易、新浪先后设置开放课程视频专区。至此,字幕组、门户网站、部分教育机构及个人,加上纷至沓来的媒体,这些积极的推动者们共同引领着姗姗来迟的中国开放课程运动。

同时,一些高校学生会、个人网站,包括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也陆续找到字幕组,希望探讨合作的可能,对此,字幕组态度明确:“完全可以合作。”

因为译介开放课,梁良感觉到,字幕组以前那种灰色感觉(涉及所译介美剧的版权问题)也渐渐减弱了,甚至出现了愿意无偿资助者。因为某天下午的一次服务器故障,梁良的信箱里一下子多出三百多封主动要求捐助的邮件;而在后来进行的一次捐款中,只前三天的捐助就足够支持字幕组一年的服务器租赁费用了。

不过,光有钱是不够的,比如熊伟碰上的新麻烦:《基础物理》第八课之后的翻译任务没人来接了,他只得自己上。“一共20集,按这个速度我得一直做到(大学)毕业”,熊伟偶尔嘟囔,“梁良的胃口是不是有些太大了”。但抱怨归抱怨,熊伟对自己承诺“哪怕毕业了也要翻译完”。

张琼则一如既往地呼吁字幕组保持翻译水准,别自己砸了牌子,“可能外面看的是热闹,但是我们自己要比较冷静一点。等这个风吹过了,大家冷静下来就会看质量。”

梁良仍在多方奔走,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商议合作,计划用网友捐助资金建立课程服务器分站点,甚至希望开发软件,动员所有受益者每人翻译一分钟,共同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浩大工程。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测这场由人人字幕组肇始的国内开放课热潮到底会走多远,或者,他们所促成的国内网络免费学习热潮是否会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某些影响。但或多或少,变化已在发生,一些看过开放课的在校学生开始对比国内外教师授课的不同;一些已经离开校园的年轻人通过开放课,第一次品尝到没有压力和功利目的的学习乐趣;一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发现,原来大学教育竟然可以如此之近……

开放课程更打破了知识与教育传播的藩篱,也许人人字幕组的成员们在译介开放课时并未思及这些,但改变就在他们的所做所为中一点点发生着。   ★

四环游戏小组提名理由★在国内学前教育规模化、小学化的背景下,由一群教育学教授和学生接力维持的这个民间互助小组坚守着“爱心、自立、分享、共建”的理念,成功地让家长重拾“孩子第一任老师”的使命,让儿童回归本真,并为北京城内流动人口儿童们提供了享受学前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简介:“四环游戏小组”是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授和学生创立的民间互助小组。从2006年至今,四环小组始终为北京新街口地区“润德立市场”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近乎免费的学前启蒙教育。已有400多名学龄前孩子从这里快乐“毕业”。

言论:“游戏小组的理念并不是超前,相反,它是一种对儿童本真的回归。建那么多豪华的幼儿园,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

——“四环游戏小组”创始人张燕教授

四环游戏小组:纯真不“搬家”

在志愿者和家长们细致入微的关怀下,“四环游戏小组”的30个孩子亲如一家,大家保持着共同上课习惯,礼貌尊重中不失自由活泼

本刊记者/崔晓火

孩子们又“疯”了!

尽管费劲,这些幼小的躯体还是滚着游戏用的旧轮胎,从四面八方歪歪斜斜地齐扑过来。

“你上我的车,我带你去动物园看我姐姐卖衣服……”卷发大眼的孙京诚喊着,顾不得手中的韩泰轮胎再次滑倒。可他话音未落就被4岁的丁华翔赶超了。“不,我们要回湖北!”小丁用更大的力气喊道。

如果不是今年5月因为一系列国内校园安全事件被迫解散,从而导致媒体大规模的报道,“四环游戏小组”可能依旧默默无闻。实际上,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授和学生创立至今的民间互助游戏小组,已经在皇城根下存在了六年。

它并不是幼儿园,取名“四环”,是因为小组中的绝大部分孩子,都住在相隔不到700米的四环胡同润德立综合农贸市场附近。市场内聚集了近千家商户,几乎都是非京籍家庭。

“爸爸老师”

一位卖西红柿的摊主正认真履行着小组“老师”的职责,故意捏着嗓子和28个孩子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从“1”数到“10”,哪位小朋友还没猜出就得受罚。他4岁的儿子刘炫一边看着,一边偷笑。

五年前从四川广安来北京的刘道云,一年前随儿子一起加入游戏小组。对于刘炫来说,在这里做游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爸爸每星期三都会和他一起来上课,带大家做游戏。小朋友们还管爸爸叫“刘老师”。

被问“强装嫩”的感受,“爸爸老师”哈哈大笑。“这样不是能跟孩子们更亲近嘛!”这位37岁的父亲说。

和刘爸爸一样,参与四环小组的父母们都共同遵守着一个比较严格的排班制度,每天都能有一位爸爸或妈妈来代班,但几乎每天开课时赶来的“老师”都会比计划中多上几位。

大人们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学生们一起照看“游戏小组”的30个孩子,教他们阅读、手工、游戏和协作打扫卫生,带他们去隔壁的公共厕所。小组教室的墙上订着一本以半天为单位的“计划”,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拥抱孩子、安抚情绪”。孩子们非常亲密,共同上课,礼貌尊重中不失自由活泼。

六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张燕为调查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走进润德立市场。她发现,这里学龄前子女虽然在父母身边,但由于缺少关怀,他们大多处于“放养”状态。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让父母通过某种组织形式,重新回到子女身边。

四环游戏小组就这样偶然地诞生了。六年来,它的环境处处受困,却依然顽强地存活着,似乎又证明了这种“将父母带回孩子身边”式教育有其成功的必然。

“游戏小组”现在有女孩18个,男孩12个,其中最小的3岁,最大的6岁。小组里的每个父母都是孩子们的“老师”,如果把所有值班的家长和志愿者加起来,共有老师将近40名。

在小组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家长育儿互助宣言”,其中详细列出了家长需共同承担的责任,如任教、出席家长会、为子女购买人身保险等,无所不包。宣言下方,20多名自愿互助参与项目的家长都一笔一画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小组的6位志愿者则负责设计课程并要协助家长。凡是在北师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就读的研究生,都会走进小组,其中还包括一名男生。据说,这位高而瘦的男生每次来都会被调皮的孩子们抓住臂膀玩“挂树”。

每个月底,小组举行一次家长会,商讨小组的运作,并通报每个孩子的表现。每月还会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增进家庭之间的感情。12月的活动是邀请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这一天,孩子们正热热闹闹包饺子时,又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报名。夫妇二人都来自河北邢台,丈夫在荷花市场做电工,妻子则在润德立市场销售小百货。他们的儿子张艺斌刚满3岁。他们说,自从今年5月进驻润德立市场,其他商贩一直建议小两口把孩子送到游戏小组,告诉他们:把孩子送这儿来,既放心,孩子又听话,还不多收钱。

不过,当班的志愿者没有立刻接受报名。“老师说还要再来两三次,如果孩子适应的话就收下。不过现在孩子已经不想跟我们走了。”这位年轻的爸爸说。

屡次叫停的游戏

志愿者没有直接收留张艺斌,或许还有一个为难的原因。

从2008年至今,“四环游戏小组”先后三次因北京奥运安保、手足口病和甲流等原因被通知“停课”。一停便是数月。今年5月,因国内发生多起校园安全事件,由于害怕承担责任,已收留小组五年的润德立市场不得不将游戏小组“请”出原先的活动场所——市场空置的仓库。至今,这个仓库仍然闲置,家长和老师们都觉得可惜。

8月,游戏小组终于找到新的场地:位于北京新街口大半截胡同内的一座半截大的四合院。但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一点儿也不能便宜。

“过去在市场,家长光是每天上厕所的机会都能顺路去看孩子好几次。现在搬出来,家长的顾虑自然就多些。”刘道云说。

房租很贵,家长们主动把“自助基金”由原来的每月20元提高到150元,但30个家庭的总和也不过是房租的三分之二。即便小组得到了一所培训机构半年房租的临时资助,并申请了其他国内公益基金,但资金一天没有凑齐,小组就仍然面临解散的命运。

于是,小组的微型民主再次发挥了作用。经过投票,30户家庭中有一半支持通过略涨“月付”和增收小朋友的方式渡过难关。但出于安全考虑,增收的人数不宜多。于是张艺斌的入学可能还要等等。

小院的环境也令人担忧。此院地处公厕附近气味不佳,木门也被孩子一时顽皮踢烂了。站在小院里,孩子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头顶四角的天空和浮云。

好在简单的环境并未影响老师和孩子们的情绪。在四环市场卖童装的杜阿姣,已经看到7岁大的儿子彭帅雄从小组“毕业”,并就读于新街口东街小学。“哪个幼儿园有这样好的老师?”看着下课了又在市场商铺间“串门”帮忙的志愿者,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民说。

至今,从小组快乐“毕业”的孩子已超过400名。今年8月,小组还迎来了成立六年来第一位,也是唯一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

虽说越来越受到新街口附近家庭的欢迎,“游戏小组”无论在民政还是工商部门,都无法获得注册。由于它也不是民办幼儿园性质,小组也不能从教育部门获得许可。

《中国新闻周刊》就“四环游戏小组”的现状联系了北京市教委和小组所在的西城区教委,获得的答复也体现了教育部门的为难。“这种小组就是一种社区内互助性质的儿童托管,类似培训机构,但绝不是幼儿园。我们没法提倡,但也绝不能说它是非法。”有关负责人这样回答。

不过,官方始终对小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今年1月,由全国妇联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已表达了与“四环游戏小组”合作的意向。12月1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首届“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地的民办学前教育组织均获得了难得的展示舞台。

“四环游戏小组”的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燕教授认为,对于国内超过1亿的学龄前儿童来说,学前教育赋予孩子们的更多应该是自然的人性,而不是超前的智力开发。

“游戏小组的理念并不是超前,相反,它是一种对儿童本真的回归。要知道,建那么多豪华的幼儿园,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张燕教授说。

至少现在,孩子们仍然能在“游戏小组”自由地呼吸冬日的空气,尽管这种自由可能是短暂的。

4岁的丁华翔就要随父母回湖北黄石的乡下。小男孩边在轮胎上跳跃,一边念叨:“明天我就要回家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他身后,其他小朋友仍然笑着吵着跟着他跳,谁也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

2010·出版传媒

侯小强2010年,侯小强执掌的盛大文学低价推出了电纸书Bambook,将电纸书的价格拉下了神坛。2010年因此被认为是电纸书的普及年。盛大文学正在做的这件事,将对读书人影响深远:把文学与商业的脉络彻底打通,建立起公平透明的行业规范和自由平等的版权格局,让写字的人获得尊严。

侯小强,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新浪,29岁担任新浪网副总编辑,后又执掌新浪博客。2008年7月,33岁的侯小强入主盛大文学,担任首席执行官。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累,年富力强的男人,有什么资格过安逸的生活呢?”

侯小强:让写字的人获得尊严

“我原来的角色是服务于普通用户,现在的角色首先是服务于一百多万作家,让他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够获得写作给他们带来的尊严。”

本刊记者/杨敏

2010年,是盛大文学的运营年。侯小强做了两件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签约出版了韩寒的《独唱团》《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以及蔡康永的《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二是电纸书Bambook问世。这是侯小强2010年最费心的一件事。这款外观轻薄灵巧的电纸书一上市,就被当作市场的搅局者,因为售价比市场同质产品便宜了一半。自9月28日起,不到一个月,Bambook销量达到4600台,开始攻城掠地,抢占市场份额。

为了证明盛大文学在中国版权工业中的地位,侯小强俨然变身数据控。“第一个数据是,从线上来讲,我们占了中国90%以上的份额。百度上每天被检索最多的一百本小说中,有90本是来自于盛大文学。第二个数据是,线下社科类图书中,前1000位,我们大概占了180左右,18%以上的比例。无线领域,以中国移动基地为例,排行榜上前50%以上的作品是我们的。”

侯小强语速很快,自认是急性子,更是工作狂。

“我现在周六周日休息时,会觉得有愧疚感——你有这么大的压力,有董事会的压力,公司这么多员工都看着你,你没有资格去休息。我坚信一点:努力是可以获得能量的。”

给作家当经纪人

侯小强自去年10月开始写微博,至今已聚集16万余粉丝。每有更新博文,身后应者云集。

他开始写微博的第一天,就爆料不断:与郭敬明住同一小区,帮李宇春找医院,同于丹晚餐等。最近一次,是踢爆韩寒生子。其微博人气立刻飙升。

不得不说,侯小强对于如何炮制新闻有极敏感的神经,从他主管新浪博客期间的几件力作便可见一斑。引发强烈社会舆论的博文《请星巴克从故宫搬出去》,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与侯小强吃饭时偶然谈及,并在侯小强的要求下写出来的;洪晃跟侯小强聊天时谈及80后作家,侯小强让她对此写篇博客,一个星期后,《凹造型》出炉。

“文章上载之后没几天,我去上海出差,在飞机上看见每张报纸的文化版都在转载或评论这篇文章。我吓一跳,才知道这是侯小强的局,是他设置的。”洪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评价侯小强:“他对大众的文艺趋向的号脉非常准。他出的选题,几乎百发百中。从那以后我学习他,把ilook改变为每期一个专题,但是做不到他的精确度。”

对于受众市场敏锐的嗅觉和开创性的营销方式,加上异常丰富的媒体资源、文学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最终使侯小强成为陈天桥的座上宾。

“我和陈天桥是气味相投,一见钟情。陈天桥是一个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恰巧我也是。”侯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两会期间,我去西直门外的酒店里见他,他指着西直门外车水马龙的大街,说:中国文学也能像这样多好。他这个愿景感动和影响了我。我觉得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2008年7月,侯小强成为盛大文学的掌门人。

“新浪是一个广阔的平台,你可以和最新锐的、最有影响力的人去沟通,盛大则更专注于一个垂直领域。我原来的角色是服务于普通用户,现在的角色就首先是服务于一百多万作家,让他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够获得写作给他们带来的尊严。”侯小强说。

在侯小强的眼里,盛大文学已不是原创文学网站,而是一个版权运营中心,包括版权生产和分销。他想要打造的,是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版权运营公司。

盛大文学与韩寒、蔡康永这些传统作家实行的是签约出版的方式,即一次性买断作品版权。而对于为数众多的网络写手,盛大文学则按照一千字两分钱的标准向读者收费,然后跟签约作者分成。

“这是我们的基础的商业模式,作家一半我们一半,前半本免费后半本收费。现在我们平台上写作的人超过130万人,每天产生的字数超过了一亿字。”

除了提供稿费之外,盛大文学意在为作家提供最好的经纪服务,以激励他们持续写作,并最大限度开发其商业价值。

“我们会在生活中对他们予以扶持,包括体检、福利等。甚至,对于一些作家来讲,快递费也是一个支出,我们会把快递费也写进合同里。除此之外,我们也对他们进行商业规划、个人定位。在国外,很多作家和经纪人都是一辈子的合作。”

但并非所有的网络写作者都能得到稿费和经纪服务。“可能只有10%的作家是有商业价值的,90%的没有。”侯小强说,“所以不能指望在这个平台上,所有人都能赚到钱,这是不可能的。”

盛大文学利用web2.0、书评、搜索量、排行榜等一系列网络工具,及有经验的编辑队伍,来发现有市场潜质的作品和作者,并帮助进行线下出版,出卖游戏版权、影视版权等,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我们的模式依然在丰富和深化。可能做一个编剧公司。有些人特别擅长讲故事,(写的东西)很主流化,容易改编成电影电视作品。有可能把这些作家签下来,专门写故事脚本。”

截至目前,盛大文学已产生了十几个收入过百万的作家、百来个收入10万以上的作家。他们有人靠写作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栋别墅。

在云端的“云中书城”

侯小强构想中的未来电子书的理想国,叫“云中书城”。

云中书城是盛大文学打造的一个数字图书馆。陈天桥为爱书之人,家中珍藏大批线装书,于是借用了李清照“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意象,将这一数字图书馆,取名为“云中书城”。

云中书城包括盛大文学旗下7家文学网站的所有作品,和部分传统媒体出版行业的版权。而这些作品都将提供给Bambook,作为它身后最强大的能量库。

“电子书的售价其实低于成本,云中书城大部分作品都能免费阅读。我们现在不急于做大、赚钱,而是要慢慢通过打击盗版,培育稳定的市场,再来赚钱。”

侯小强希望,云中书城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如数字图书商城一样开放的超级平台。“今后,所有的签约合作方、内容提供商,都可以使用这个平台,有自有品牌,可以自主上传,自由定价。”侯小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所有云中书城的内容,并不只有Bambook能看到,未来汉王、中移动、新浪上也能看到。”

在他看来,云中书城能为版权各方提供一个公平、透明且开放的平台,为建立一个共存共赢的行业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目前令侯小强最揪心的,是各种盗版行为。据侯小强说,盛大文学旗下网站的知名小说,95%以上都被盗版。正版小说章节发布不到5分钟,就会出现在贴吧中,一夜之间有数十万的点击和数千回复。

侯小强微博里有一句惊悚的口号:“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另一句则是他颇悲壮的决心:“若只此一役便离开,也值得。”

在2010年11月,盛大文学将百度一举告上法庭,这是否预示着继360与腾讯之后,另一场网络战争也将要拉开大幕?

“他有非常强烈的做事情的愿望,也有很强的好胜心。而且看准目标之后,能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与侯小强合作多年的朋友、北大教授张颐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他,“他在一个团队里,有很强的协调能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与人协作、共谋多赢,在侯小强看来,是大多数成功人士的特质。在外人看来早已身披成功光环的侯小强,对于出名,有着下意识的警惕。他在微博中写道:名声就是吐在你身上的唾沫,迟早会干掉。

“名声对我来讲,这不是我的一个收获,而是我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我身边有很多别人景仰的名人,他们也有恐惧、焦虑、绝望、哀伤,他们在我眼里,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分。”

那么,这么疯狂地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一方面喜欢过平静的生活,一方面又要承担责任。人最重要的属性,是责任感。你得为了别人活着。”侯小强说。  ★

韩寒2010年,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以150万的销量打破了文学期刊市场的沉寂。他推出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销量也突破100万册。他的博客的访问量迄今已达到4.4亿。在当下观点过剩常识不足的普遍浮躁中,坚守常识和良知,使韩寒成为80后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

韩寒,1982年出生,17岁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高一退学。同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成为畅销书作家,靠写作和赛车为生。2006年开始写博客,关注和讨论一系列社会问题。2010年推出文学杂志《独唱团》。

言论:“文艺有些陌路,但文艺永远不会末路。”

韩寒:每个人都在改变局部的世界

2010年,韩寒推出文学杂志《独唱团》,以实践“复兴文艺”的理想。他说:我不能,但我们能

本刊记者/陈晓萍

2010年,韩寒在作家、职业赛车手和博主之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主编。

7月6日,筹划已久的文学杂志《独唱团》第一期面市。上市的当天,在北京地区,20分钟内2.2万册销售一空。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韩寒,经常穿黑色裤子,戴黑边眼镜,一如邻家男生,但显得非常有教养,且英俊,阳光,所到之处女粉丝的尖叫声响成一片。他出席的公众活动,众多长枪短炮几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面前是一位偶像明星,而不是一位作家。

韩寒小说的男主角多是小镇少年。而在朋友眼中,他始终是一个亭林镇少年,这点从未改变,只是少年变成了青年,2010年,这个青年又变成了一位父亲。不过,对于这个最重要的新身份,韩寒一概不予回应。

但在熟悉他的人看来,他仍然是一个善良而有点羞涩的大男孩——“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认识韩寒的朋友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随后,9月,韩寒出版了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篇小说最开始刊登于《独唱团》第一期,未完待续,但迟迟等不来第二期杂志的读者,却迎来了这部新创作小说的单行本。

“文艺永远不会末路”

今年28岁的韩寒,自认为1999年和2009年这两个年份对自己最为重要。

1999年,17岁的少年韩寒获得了“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初赛作品《求医》《书店》,复赛作品《杯中窥人》。随后,他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引发社会关于“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而少年韩寒最终以退学来回应了这场讨论。

2009年,已是青年的韩寒,出版了创作生涯的第6部长篇小说《他的国》、第9本文集《草》和第10本文集《可爱的洪水猛兽》。他2000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仍在加印,畅销200多万册。

也是在这一年,韩寒开始筹办杂志《独唱团》。身为主编的他,希望办一本有观点和立场的双月刊文学杂志,实现“文艺复兴”的理想。热爱文艺的他认为:“虽然文艺有些陌路,但文艺永远不会末路。”

韩寒开出了颠覆文学市场的高稿酬——一个字两块钱。“我是来破坏这个市场的。”在他看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立的文格。而稿费普遍异常的低,是中国产生大量文化垃圾的原因。

然而,这本以书代刊的杂志至今为止虽已创造了150万册的销量,却是叫座不叫好。评论界对第一期反应平平。当然,评论界也以足够的耐心,期待着第二期。

但没想到,《独唱团》第二期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本该是双月刊,却成了一本年刊。

在策划《独唱团》的同时,韩寒还计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推出另一本杂志《合唱团》。这将是一本走高端路线的文学杂志,每期推出30篇文章,或者原创,或者选摘。

做了主编的韩寒,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赛车手的身份。2009年,他赢得了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组年度总冠军,也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的双料年度总冠军,他还代表中国队出战世界车王争霸赛(ROC),为中国赢得了ROC征战史的第一分。

对于这些成就,韩寒自己却认为,他只是到点了就做某一件事。比如,赛季到了就比赛,杂志要出了就开会,有灵感了就写书。

不外出比赛的时候,韩寒的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中午起床,吃早餐,然后去玩——至于玩什么没有一定之规。傍晚吃中饭,再去玩,玩什么也不一定。半夜吃晚饭,然后上会网看会儿碟才睡觉。当然,他的玩也包括飙车和约稿等等。

“作家、赛车手、博主和主编,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身份,所以我选择了他们。赛车手我做了六年,主编只做了一次,一切都是因为惯性。”在2010年岁末,韩寒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总结自己的这四个身份。

“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那800字”

韩寒上学时,一次期末考试,作文题是《我的追求》,老师要求写800字,韩寒写了200多字后,觉得写到点了,就不写了。他在结尾中写道:“不管你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去追求那800字。”作文自然被判不及格。

少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最惊世之举便是退学。

退学当年,《三重门》问世,大受欢迎。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把韩寒请去,18岁的年轻人遭遇专家学者和观众的集体围攻。大家苦口婆心地要挽救这位失学少年,更怕他成为一个坏榜样。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三重门》让韩寒成为中国版税最高的作家之一。他用版税挣来的钱买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富康轿车。随后他迷上了汽车,更迷上了赛车。他曾同时拥有四辆汽车以及八台很稀有的摩托车。这些车通常会在一两年内被他半价卖掉,然后换新车。

韩寒再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2006年开始写博客后。这一年,畅销书作家韩寒开始与文坛前辈论战,炮轰作协,说如果自己当选作协主席,第一秒钟就是解散作协。而和文学评论家“韩白之争”更是让他在网上成为焦点。

不过,彼时那种对权威的蔑视,多少尚带点少年的轻狂和玩乐的心理。

2008年,韩寒在博客上劝告读者不要去家乐福示威。他随后的一系列博文更是清醒而理性,独立的声音让公众刮目相看,也让他赢得“意见领袖”的称号,得到了陈丹青、梁文道等著名学者的赞誉。如今他的博客访问量已经达到4.4亿之多。

韩寒自己如何看待“意见领袖”这个称号?他选择了不回答这个问题。

至于2006年开始写博是不是那一年特想跟这个世界谈谈,或者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冲动?韩寒表示:“不啊,就是新浪邀请我,我觉得挺好,不用经过编辑删改,大不了发表了以后被删,比给杂志给稿子要爽,于是就写下来了。谈了那多么年,早就没有冲动了。”

那语气,一如他曾经说过的:“我经常妥协,如果一个人说他永不妥协,我认为他一定演猛男演得入戏太深了。”

2010,和这个世界谈什么

比《独唱团》晚两个月上市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现在的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

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同样是一位小镇青年,名叫陆子野。

少年时期的陆子野是一个性格懦弱的男生,在跟小朋友玩时,只能当配角。他崇拜比自己强的男性,也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中心。他的童年玩伴“10号”总欺负他,但他长大后却发现,他其实崇拜“10号”。他暗恋的女生刘茵茵和“10号”成了一对,两人后来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生。

10号在短信中对刘茵茵说:“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来适应这个世界吧。”现实中,韩寒说:“每个人都在改变局部的世界。”被看做偶像的他能否振兴文化?他说:“我不能,但我们能。”

“我发现我生命里崇拜的都是那些热血的人们……我总是发现,当我发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思考了。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行动了。当我行动的时候,他们已经翘了,然后我又不敢行动了。”陆子野说。

而韩寒说:“我是比热血的人行动得更快的人,但翘得比他们晚。”

那么,如果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四个身份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他会抗争吗?

“不会抗争,到了我被迫放弃的时刻,那一定是遇到了巨大的、不可调和的、不可战胜的压力。也是抗争失败的结果。而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游戏无数场梦,出局的未必叫做失败者。” 他这样说道。  ★

张小波2010年,张小波在图书策划领域,继续书写着“张氏神奇”。他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震动业界。诗人的爆发力、想象力加上出版人的独到眼光和气魄,理想主义气质和商人嗅觉的混合,成就了张小波在出版界坚固的地位。

张小波,生于1963年,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作家,知名文化商人。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后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系列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成为成功书商。他策划的《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等畅销书引领了出版界的风潮。

“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

分裂者张小波

“理想主义长久地支撑在里面。很多时候,它会超越商业法则。”

本刊记者/黄艾禾

2010年10月,张小波担任总裁的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出手大动作: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一套10册。消息一出,震动业界。

从国内的出版业巨头来数,还真没有几家能有这种大手笔。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获诺奖之时,国内还没多少人知道她是何许人,一年之后,她的中文版都上市了,而且是以全套作品集的规模,这种气魄和速度在中国出版业是空前的。不要说民营的出版商做不到,即使国营的老牌出版社,做到这一点也基本是神话。

之所以说出版全套《赫塔·米勒作品集》是大手笔,不仅在于其咄咄逼人的速度,而且在于它的投入。光是作品的版权费,就达14.5万欧元,再加上译者的稿费等等费用,若想收回全部成本,大约得卖到10万套。张小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像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完成10万套确实比较困难。”

“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

凤凰联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凤凰联动可以说是个异数。严格说来,它既不是国营,也不属民营,而是一个“国民合营”的结晶。

去年4月,国营出版集团巨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张小波的民营出版公司“共和联动”共同注资1亿元,组建了凤凰联动,其中,国营一方占股权51%,民营一方占股权49%。控股方派驻财务总监并按照出资比例获得利润回报,而日常经营管理则由原共和联动方面主要负责。

张小波说:“当时有很多报道,说我们是被招安了,被收编了……我是觉得,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版主体,用所谓‘招安’这个词,词用得是非常爽利,但是否能准确描述这样一个现实?不一定。”

凤凰联动成立一年多以来,张小波一直在探寻如何发挥合资双方的“长板”。他总结出:凤凰联动的长板,第一是创意力,这是自由竞争激发出来的;第二是灵活性;第三,是某种理想主义。“这么多年它长久地支撑在里面。很多时候,它会超越商业法则。”

“比如,每年我们会选出这一年中最好的诗来出版诗集,而诗集在当前永远是会赔钱的。出版赫塔·米勒,也是超越商业法则的。”张小波说,“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们中国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是滞后的。他们要么就回到古代,而对当下,他们找不到语言做有力和准确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引进米勒,我们就是要看看,人家对于当下的文学表达是如何做到的。”

在此之前,张小波还策划过出版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虽然也买下了全部版权,但出于种种原因只出了《羞耻》一本。即使这样,张小波仍说“这是最令他骄傲的一本书”。

在商言商,书商不遵循商业法则,何以生存?况且张小波的名字是和一连串的畅销书连在一起的:《中国不高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国足球内幕》,乃至《山楂树之恋》《求医不如求己的智慧》系列……

其中仅仅《中国不高兴》一书,就卖了60万册,当然是大赚了一笔。但张小波向记者辩白说,出《中国不高兴》,真不是首先出于商业价值考虑。“我们认为它会有影响力。书中谈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将它比喻成中国内部的‘奥斯维辛’事件,说在中国,价值观的虚无性和价值重建的紧迫性同时凸显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公众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作为出版人,我骨子里对书中观点会有某些认同。至于卖得好,有影响力的书,当然会卖得好。”

张小波说,他也出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立诚的书。“在网上那么多人骂他汉奸,我觉得,应该给他的思维一个全貌展现,让人能了解。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出版应该是社会一个共生的平台。我能做到即使是我不认同的观点,但我深知它有价值而把它出版,这一点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的政治倾向与我的出版之间,我希望能实现一个有控制性的互动。虽然这是很不容易的。”

张小波说,他至今还看不懂财务报表。“反正有财务总监,就由他来管就好了。”张小波的全付精力在于策划选题,还有就是为要出版的新书写广告语。捕捉社会情绪的热点是张小波的拿手长项。他做的许多书一上市即能炒热,不管是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民间养生的狂热。

张小波刚刚推出的一本新书是《穷人通胀富人通缩》,正好打到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痛点,而这本书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了,当时想的书名叫做《通货就要膨胀》,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现在的通胀已经不是“就要”的问题了。

张小波另外一个要做的动作是,推出一批“80后”“90后”的“小青年写的书”。“关于中国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的产业制造、中国向何处去……会不会变成跟西方一样的国家?有几条道路?我已经不愿意找‘50后’‘60后’的人写东西。他们基本上认知是过时的。”

这或许就是张小波的成功之道。他能捕捉到社会潮流的最前端,看似在做“超越商业法则”的事情,却赚到了大钱。

没有放弃写作

张小波做书商已经将近20年。

1991年,江苏镇江文联的干部张小波决定下海,此前他在国家机关已经待了7年,再往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本科生,那时的他,整天读的是萨特或卡夫卡,“写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上学和当机关干部的日子,让张小波饱读名著。“当然那时读萨特和走入社会10年后再读萨特,无论是理解和体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段时间,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张小波回忆说。

决定下海,是想改变命运。对于这些文学青年来说,做书商是一条最现成的路。张小波记得当时这一拨上海的和四川的诗人,比如宋渠、宋炜、李亚伟、马松……大家都在尝试做书,而张小波做的第一套书,是温瑞安的。“应该是赚到钱了,因为我们是先借了钱的,到最后把借的钱还掉发现还有剩的,这就说明是赚了钱了。”张小波说,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那时就对账目心里没数。

早年做书商的日子,张小波有些不堪回首。最困难的,还不光是资金问题,是感觉备受歧视,一种“无所归依”的感觉。“年年都说要整顿‘二渠道’,常常觉得手头的这本书就是最后一本书了。”

所以,当2009年,张小波以自己的实力与凤凰出版集团实现组建凤凰联动时,他有一种欣慰感:“以前说你是民营的,二渠道,现在,他愿意和你对话了,承认你了。当然,审视自己这近20年从事出版的历程,会有很多的极不满足和极大的遗憾。你做的值得人去谈论的好书有多少?你做的是不是用过即扔的东西?但是虽遗憾,我不后悔,至少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他们的‘转企’等各种改变,也是源自于我们。”

张小波现在的生活是一种高速运转的节奏。他每天不停地与人开会,吃饭,打电话,在出差的路上,还要带上数部书稿,为它们写广告词。与20年前在镇江文联当干部相比,这完全是一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但张小波说,他内心的改变没这么大,他还一直没有放弃写作的梦想。

张小波的一部剧本《刽子手花园》被电影导演张元看中,已经准备投拍了。“这是我从商十几年来写的第一个剧本。你内心的虚荣心和光荣感是会被激发的……这个非常纠结,我内心有无数的写作计划。我每年都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把这个公司接管了?我是想回到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但随着年纪的推移,总觉得不太可能了。无论你的体力、你的创造力、你对文字的把握,都不太可能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地恐惧。”

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张小波。张元说,没想到张小波的东西写得这么好,同时也说,张小波“很分裂”。

2010·海外

魏可欣获奖理由★

魏可欣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

人物简介:魏可欣(Casey Welson)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爱好跑步,珍惜身材,是有机食品忠实支持者。最喜欢的书是《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它讲述了华人Lee与美国家庭共处的故事。

2007年,她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地的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

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魏可欣用一天13小时的工作和无私赤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支持。

言论: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魏可欣:授人以渔的美国女孩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魏可欣认为,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本刊特约撰稿/何婧

2010年,比2009年变化很多。首先,“我开”小额信贷机构北京办公室的占地面积扩大了约6平方米。

在东四胡同的院子里,“我开”多了一间小长方形的会议室。2009年“我开”CEO魏可欣接受采访的时候,这里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库房,窗户上挂着破蛛网和枯叶碎片。现在这里装了暖气,自己用淡黄色油漆刷了墙壁,配备了些不同款的二手桌椅板凳,跟大办公室风格统一。大办公桌上的鱼缸里生活了一年的金鱼已下了小崽,原来院子里爬墙头的野猫,现在是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的家猫。

去年的这个时候,魏可欣说她希望2010年能够推出“我开”的中文网站、提高网站流量;而她现在在规划每年募款100万美元、帮助数十万人脱贫的目标。

一年的时间,“我开”的办公室多了两位网络技术工程师,可欣也有了自己的“幕僚长”和“新闻秘书”。

在办公室里侧的简易厨房,魏可欣会用小电器做饭,虽然其他人都不在办公室吃饭。

“她吃的非常简单。”“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指着厨房台子上的几个塑料饭盒说,“就蒸米饭,白米,加上这种橘红色的有机大米,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核桃,搁点盐,也没有菜。”

“这样比较健康,也不容易发胖。”可欣靠着厨房门,为自己辩护。

看不见的中国

魏可欣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4年过去中文已经非常老练,不仅能接受陈鲁豫的中文采访,还能跟操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农民工交朋友。魏可欣最初到中国,是在清华参与一个发展研究项目,但她没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是蜗居的农民工。

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23岁的时候,魏可欣和在麦肯锡工作的美国女孩孟康妮两人,创建了针对边远农村贫困人口的“我开”小额贷款机构。

中国姑娘春苗并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春苗遇到可欣的时候也是22岁。魏可欣当时刚到北京,每天都去租房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春苗是给可欣端菜的服务员,可欣会说中文,日子久了春苗跟她熟悉起来。

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春苗就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干服务员,她只能去工厂或者工地做体力活,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春苗的工钱都不超过每月900元人民币。

“所以我决定要教会她英语,这样她就有可能去星级酒店或者星巴克这种地方工作,在职业选择上提高一个档次。”魏可欣回忆说,那时每天晚上都教春苗2小时英语。春苗非常好学,而且让可欣吃惊的是她很聪明,学得很快。可转折点毫无预兆地来了。

一天晚上,春苗在可欣对面坐下,对她说“我很喜欢跟你学英语,但家人催我赶快回老家结婚,这就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你就像我在北京的大姐一样,但是你也只能为我做这么多了”。

坐在春苗对面的沙发里,可欣很受冲击,但她知道春苗说的是事实。可欣和春苗这两个同岁女孩的区别,在于她们降生的时候,一个生在中国四川农村,一个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可欣的父亲年轻时得到帮助从学徒奋斗成为企业家,而春苗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太多太多春苗这样迁移到城市却依然无法谋生的人,只能静悄悄地回到她们穷困的起点。

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像春苗这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魏可欣想如果能让这些人都有份小产业,有奋斗的起点,事情就会不同。

得道者,多助

如何能最好的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不同人和不同群体对此有各自的认识和模式,比如慈善已在而今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但魏可欣认为慈善不是长久之计,还会助长懒惰消极。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微型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扭转这个趋势。”魏可欣说,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在与地方NGO组织大量交谈和研究数据之后,魏可欣非常确信,“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我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且小额信贷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只有一个人都可以做下去。魏可欣就从两个人开始,建立了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地区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机构,帮助了数百人开办了养殖种植的家庭小产业,借钱的农民还款率都在99.5%以上。

2009年下半年,“美国24岁姑娘发贷款扶贫”的故事吸引了几十家中美新闻媒体。2010年曝光率少了很多,但“我开”继续在做事。

除了发展更多的地方合作伙伴帮助发放回收贷款之外,魏可欣去很多地方演讲和宣传,不久前拿到了台湾一家基金会10万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使得魏可欣能聘请拿工资的全职人员打理网站、管理志愿者和策划宣传。

“我开”现在的技术总监,本·班森(Ben Benson)11岁开始编程,14岁就接美国政府委托的业务,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刚起步的小公司还是大银行、世界500强,他都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服务。魏可欣认为自己撞了大运,随机在网上贴的招聘广告,让本加入了团队,“他真是百万里挑一的天才”。

现在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你可以看见自己一笔20美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我开”还有自己的博客、网络社区,经常上传工作视频。

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我开”。主管人事常务工作的“幕僚长”迷晓兰(Julia Meek)原来在英国的NGO工作。她经常被邮件惊到,“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最近一次,一个北京律师发来邮件,表示愿意志愿服务,帮助“我开”处理在中国的法律事宜。

“我开”有名义上的董事会,由魏可欣的家族靠人脉请到。可欣每次回美国,都与董事们见面。董事会测算“我开”的商业模型后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每年300万美元的筹款能力,“我开”就能实现资金循环、永续运作。

魏可欣非常骄傲地表示:“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前进了五分之一。”

可欣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每年回家四五次,回去有很多的会见和演讲日程。她很恋家也很爱父母,在家很喜欢做饭和陪母亲四处走,她还是家庭聚餐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开很久的车去一个能够俯瞰旧金山湾的餐馆吃饭,或者是去有机超市买蔬菜。

二十年后说

魏可欣反复说,她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贷款人付亚军,总让魏可欣想到现已失去联系的春苗。

付亚军是个年轻妈妈,她过去跟春苗一样没有休息日地工作。她跟丈夫两人每天这样工作,才能让两个孩子有饭吃,他们不购物、不生病,因为承受不起。

几年前,夫妇两人在一个蘑菇种植场里打工,学会做蘑菇生意。夫妻俩攒了两年钱之后,自己搞了个小种植场。但是种植场很快遇到了规模瓶颈,扩大规模能显著提高收益,倘若发展得好,两个儿子将来有可能上得起大学。但关键是,他们手上没闲钱。付亚军幸运地听说了“我开”,贷了600美元(不足4000人民币)购买原材料。而这样实用的小数额贷款,银行懒得做,政府也做不来。

第一次贷款之后,付亚军的蘑菇养殖走上正轨。现在付亚军借了第二笔数额更大的贷款,来自全球的20位捐赠人一起提供了这笔贷款,魏可欣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付亚军的计划中,用不了三五年她家的生活就能“完全变样”,孩子们未来能接受高等教育变成城市人。

魏可欣会说一句中国古语,“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2010年《时代》杂志影响力百人评选中,克林顿提名瓦伦丁·艾伯,这个桶状身材的美国中年男人在海地地震后,孤身跑去海地教当地人养鱼,还负责收购和分销,帮海地人获得收入。

魏可欣以为自己和同事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给想发展的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

魏可欣的蓝图不是一日之功,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但变化说快也快,魏可欣相信时间,也相信中国变化的速度:“每次回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回来,东四街上就会有两家餐馆要么新开张、要么关门或改了招牌。”

目前“我开”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海外机构还不能接受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捐款。新年将至,在回答“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会想要什么”的时候,魏可欣说:

“第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机构,让‘我开’能够吸收人民币捐款;第二,希望‘我开’覆盖全中国每一个省份,每年有超过100万捐款人(最好多数是大城市年轻人)参与,能帮助到数以十万计的人;至于第三……”她大笑说,“希望我头发永远不变灰,脸上永远不长皱纹!”  ★

迈克尔·桑德尔教获奖理由★因“公开课”而誉满全球的哈佛教授桑德尔,今年在中国学子中赢得千千万万的粉丝。他的“正义”课,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探讨道德和哲学问题产生了同样的渴望。

人物简介:迈克尔·桑德尔,美国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

1975年,桑德尔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以为,他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去当政治记者,但是政治哲学把他迷住了。桑德尔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念完了博士学位。言论“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桑德尔:哲学教授的“全球教室”梦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本刊记者/ 安然(发自美国)

只用5分钟,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便从略显局促的办公室,走到壮观的纪念大堂。这座堪称哈佛“地标”的哥特式建筑矗立于校园之中,既有宗教式的神圣感,又有生活化的亲近感。桑德尔教授的“教室”,就设在位于其中的桑德斯剧场。这里,正是他讲授道德和政治哲学入门课——“正义”的绝佳场所。

桑德斯剧场跻身“美国最具历史性的剧场”之列。作为哈佛校园里最大的室内会场,它通常用于举办演讲、典礼、音乐会、节日庆祝等重要活动。全木质结构的剧场共有二层座席,阶梯状排列的座位环绕讲台,剧场内部宏伟庄重而不失温馨。

“这样的环境给教学平添了历史感和戏剧性。”桑德尔说,“环状排列的座位让课堂里的人彼此容易看得到,有一种个人之间的亲近感,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作演讲。”

1980年桑德尔首开这门课的时候,学校只给他安排了一个能够容纳15人的小教室,但当年就吸引了100多名学生参加。其后,随着选课人数的迅速增多,“正义”课不断转移到更大的教室里,最后“不得不” 入驻“桑德斯剧场”。其时,这位年轻的教授也因为批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同是哈佛教授的约翰·罗尔斯而蜚声学界。

桑德尔的课每两年开讲一次,多年来课堂规模一直保持在1000人左右,在哈佛大学的所有课程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班”。至今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因而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

宽敞的讲台上,他语调柔缓地讲话,若有所思地踱步,就像是在自家的书房里。没有高亢的声音,没有花哨的手势。此时,桑德斯剧场变成了安静的教室,只有近千名学生集体敲击键盘的声音,如远方隐约传来的涛声,是对台上讲课者的款款回应。

这是2010年11月29日,感恩节假期后的第一堂课,也是桑德尔教授30年教学中一堂普通的“正义”课。

像苏格拉底一样讲哲学

“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桑德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如果有轨电车刹车失灵,你会为了避免撞死轨道尽头五个正在施工的工人而变道,宁愿选择去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吗?”

“如果有五个病人分别需要一种器官来做移植以挽救生命,医生为此去杀害一个健康的人,取出他的器官来,救活了那五个人,他的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中国的医院门口有‘号贩子’,他们雇人连夜排队挂专家号,然后倒卖给愿意出高价的病人。他们的这种买卖行为是公平的吗?”

桑德尔的教学方法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式的”。不论是“脑筋急转弯”式的伦理困惑,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例,都成了他课堂上的“作料”。在鼓励学生阅读经典的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穆勒、罗尔斯的同时,在他的课堂上可以开放地讨论一切与现实生活贴近的问题:华尔街的分红、贫富不均、税收政策、反就业歧视、同性恋婚姻、堕胎……从这些人们不得不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桑德尔带领学生引出哲学领域里的各种经典命题,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对每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学生,桑德尔都会先问清他的名字,然后叫出学生的名字来讨论问题,他觉得这样的对话更显亲近,虽然这并不妨碍他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刁难”学生。

桑德尔说,“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哲学明星到亚洲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今年3月,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邀请桑德尔作为主讲人前来参加。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进入一个能够容纳二三百人的报告厅时,那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甚至在讲台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也把他围成一个圈儿,让他远没有了在桑德斯剧场的讲台上踱步的自如。

后来他听说,为了听这个晚上六点半开始的讲座,有人下午一点多就前来“抢座”,很多人提前两个多小时就进场等待。

事后,主办方给他演示了一家中文网站的“正义”课视频,那里显示的点击数达50万次之多。

今年8月,当桑德尔应邀在日本东京开讲“正义”时,主办方通过“摇号”方式发放的500张免费入场券,竟然被黄牛炒到500美元一张。那一次,他索性“将计就计”,一开场就抛出“黄牛倒票是否道德”的问题,当场引发了热烈讨论。

在哈佛,“最受欢迎的”桑德尔教授也许仅仅是在课堂上,而他最近觉得,自己在很多地方比在哈佛校园里还受人追捧。

“我从青年人身上,直接看到了他们强大的动力和好奇心。”桑德尔说,他讲到的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已经被很多中国学生所熟悉。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活动中,学生们积极、活跃地参与讨论和辩论。

让桑德尔感到兴奋的是,自己的课程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这一现象也让他对教育的未来模式产生了新的思考。

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

把大学课程搬上网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自麻省理工学院10年前创办“开放课程项目”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加入到教育资源共享的行列中。

“哈佛现在还不是开放课程联盟的成员。但是,学校以我的‘正义’课作为尝试,力争创造出新的模式。”桑德尔透露,哈佛的目标是,通过精良的制作,为观众和学习者提供“全教室体验”。

为此,桑德斯剧场布置了特别的灯光和音响设备,并安排了三台高分辨率的摄像机专门用来捕捉学生参与互动的画面——这是桑德尔的课堂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为一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哈佛的第一个开放课程项目通过专业的制作,体现出高水平、高质量来。”据桑德尔介绍,“正义”课电视专题节目及其学习资料除可以在其专用网站(www.justiceharvard.org)上看到以外,目前已在非商业性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将于2011年2月开始播出。

“把‘正义’课搬上网络和电视只是一个开始。”桑德尔说,“它是我的‘全球教室’计划的基础。”

以桑德尔“正义课”的教学内容为蓝本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在即,他希望这本书成为他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按照构想,桑德尔希望以“正义”课目前的视频、书和网络资源为基础,寻求和中国知名大学的合作,邀请中国的教授和他一起分别开设“正义”课。“中国的教室”可以使用他在哈佛的视频、书籍等资料,以类似于他在哈佛的方式进行教学,同时加上中国教授的授课,并引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实例来进行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探讨。

桑德尔也期待着亲自走进“中国的教室”,探讨中国的问题,并把它们带回到“哈佛的教室”里去进行讨论。

“互联网为真正的全球对话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它是人类共同的‘装备’。”桑德尔说,他期待着和中国同行合作,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在中美之间以一种“视频实时连线”的模式,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对人类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普遍问题,进行双向对话和讨论。

在用“全球教室”来描述这一盛举的时候,这位儒雅的哈佛教授露出兴奋的表情。他说,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

卢安克与广西山区里的学生。人物简介:卢安克,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97年到2010年11月,他先后在中国各地的偏远山区支教十多年,过着简朴的生活。

2010年11月,因为媒体和社会的过度持续关注,卢安克备感压力,决定离开中国。

言论:

“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提名理由★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农村,为了乡村教育,一干就是7年。

他做事的目的很简单,惟其简单而让以功利为出发的人不能理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单纯简单,从而产生出感人的巨大力量。

卢安克:他真的成了传说

卢安克觉得在中国支教是幸福的人生,回到故土却是无可奈何,因为和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

本刊记者/刘炎迅

12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给卢安克写信,很快就收到一封自动回复,落款是卢安克,时间却是11月7日。

他说,“不知道该如何接受那么大的热情”,“做不了被大家关注的一个”。

后来,他又亲自回了一封信,告诉记者,他已经不在中国。

从1997年开始,他就在广西的大山里和孩子们在一起,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努力帮助那些乡村留守儿童,让他们能接受好一些的教育。

这个消瘦的德国青年,此时显得局促不安,他说不想再被采访,此前密集的报道,让他感到有些糟糕。

如今在老家,他终于有大把时间去看今年收到的无数个电子邮件,每天要回50至100个。

“偶像”的惶恐

卢安克1968年出生在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

1990年的夏天,他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来中国旅游,3个月里,他做出一个决定,留在中国,留在那些乡村里。

有媒体说,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唯一的国际志愿者,但在今年的博客里,卢安克这样说:“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

去年12月,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柴静的采访后,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

很多人骂他,很多人赞他,还有很多年轻人,抱着各种念头,跑到板烈找他。板烈村是个小村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境内,村子默默无闻了很多年后,因为卢安克,因为电视镜头,瞬间成了各地“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朝圣之地。

卢安克原本安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为避免引发争议和误解,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只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说明。“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他说。

在过去的7年里,他喜欢在博客里记录自己在乡村和孩子们相处的点滴。

“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卢安克坦率地说,但如果他放弃,他的学生又很难过。这让他颇为纠结。

今年的暑假,显得喧嚣。卢安克当时在广州参与纪录片拍摄,他并不知道,板烈已经人声鼎沸。

来了三拨人。一拨给学生补课;另一拨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做调研,并擅作主张说,他们是被卢安克委派的。

还有一拨,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拨占领了,所以不得不到乡里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还来了几个说要长期呆下去的志愿者,但卢安克都没有跟他们接触。

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大多显得踌躇满志,他们要“带给板烈新的明天”,他们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

但卢从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跑过来对他说:“我觉得你很特别,从你那里能得到一种力量。”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一些理想主义者编出来传说。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

村庄很小,志愿者青年无处不在。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卢安克发现,有陌生女人在他的房间里等着他。而在他午睡醒来之时,随时都会看见一张或几张陌生的脸,等他起床,想和他聊聊。

这些陌生客人的友好和好奇,如同一口大锅,盖在一只小瓷碗上。

卢安克感到压力巨大,一连病了几次。“由于媒体闹我个人的事,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国家;由于我吸引了那么多而给学校带来不安,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学校。”

有人在网上呼吁,别来烦卢,他们用三毛的话说:“有心的人啊,我们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努力。”

卢安克说:“你们跟着我也学不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不如你们跟着我的老师学习。我的老师——以前是我翻译的书,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不想躲开的命运。”

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入秋后,卢安克已经打算离开。他不想孩子们中途换老师,所以秋季学期,他没有继续给学生上课。

他留在板烈,帮广州的朋友做纪录片的剪辑。

这时候,他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一些孩子来邀请他,去学生宿舍神聊,聊着聊着,大家就靠在一起睡着了,像兄弟一般。

10月,卢安克带着五六年级的学生,拍摄完成了一部“歌曲录像”,名叫《还有谁在乎我》。

这首3分42秒的视频,记叙了卢安克和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歌声是一群孩子在合唱,参差不齐,却显得很真诚。画面很质朴,剪辑由卢安克一人完成。

一开场,卢安克穿着集市上买来的金黄色的仿制湖人队篮球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运动服,衣服敞开着,没拉上拉链。

这是一场“搏斗”,卢安克被包围在中间,尽管他高出大半身,但很快就被几个男孩绊倒在地,大家都在笑。四周是山坡野草,枯黄一片,远处的天很蓝。

画面很简单,村庄,泥路,庄稼地,水潭,到处是卢安克和孩子们玩耍的乐土。

看看歌词,似乎能明了卢安克的某种心境:“我孤独躲在黑暗,在世上有何用?伤心的我无奈站在冰冷的窗外。你却告诉我英雄会孤独,好汉不需要有面子。”这个词是他和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写的。

在村子里,卢安克带着孩子们拍了好几部视频,在其中一部长达40分钟的《和平剑》中,这些孩子们很认真地演出,笑着,闹着,讲述着一个关于正义和控制的传说故事。

带孩子们拍视频,做“电视剧“,卢安克的想法是:“这里大山区的孩子,都是现代文化被动的消费者,比如香港录像片,我想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他们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很多人不理解卢安克,甚至认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农村,和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是另有图谋,比如有人会反复去求证:“卢安克有没有恋童癖”?

像柴静说,当下的人们不习惯没有目的的行为。

“我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卢安克说。

有的学生问:“什么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比如,我想当研究家。”

多年前,卢安克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初中义务当英语老师。不过,因为他的课程不是按照标准来开展的,家长有意见,过了一个学期他就被解雇了。

“我那种不重视成绩的教育害了学生的升学率。如果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我只能自己离开。”他回忆道。

身边的人总是会问,你干吗不接受工资?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卢回答:“我的教学工作是义务的,但我还有第二份工作:周末和放假时,我经常帮人做翻译、维护网站、制作纪录片。”

卢安克每天上午备课,下午上课,晚上写东西或学习,“很自由”,周末和放假时,他都去学生家。

当地的村民慢慢接受他,和他说笑。而在五六年前,这个金头发的老外,还被人说成是个特务。

早在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就已经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今年6月,卢安克说:“这几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半合法半非法的。没有支持我工作的法律,但有支持我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导。每次办签证的时候,他们为了我的事情就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11月,他走了,当他去北京上飞机时,觉得自己“已经跟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整天在做些不必要的事情,让自己无可奈何”。  ★

玩桥牌的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提名理由★他们两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越南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他们没有将财富留给子女,而是选择把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乡村,在南美洲的热带丛林,都可以看到盖茨基金会飘扬的旗帜。他们用行动,告诉了中国新兴的富裕阶层,如何去更有意义地生活。人物简介: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在1995年到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奥马哈市,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他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风靡世界。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捐出总价达3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产投向慈善事业。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

言论:

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

——沃伦·巴菲特

慈善是人们作出的一种选择。我们要向大家显示,它能带来许多乐趣,会产生很大影响。不管在什么国家,我们都要鼓励更多的慈善行为。

——比尔·盖茨

“巴比”:富人应更有意义地生活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决策的事。”2010年9月,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一场事先过度张扬的慈善旅行中,对着50多个中国企业家说,“我们不想给你们施加压力。”

二人已对有关来华劝捐的说法多次澄清。早在出发的两周前,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回复新华社的公开信中就写道:“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解答那些对我们慈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的问题。”

回到美国两个多月后,盖茨和巴菲特开始推动一个名为“捐赠誓言”的项目,游说富裕的美国家庭把绝大多数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12月14日,当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受邀做客白宫时,他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聊起了“捐赠誓言”,这一次似乎连总统也成为他们的劝捐对象。

年轻时也曾不想分心做慈善

要是放在24年前,在那时的盖茨看来,“劝捐”可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1986年3月,微软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31岁的盖茨融到6500万美元。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盖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母亲对他说,“你应该捐出一些做慈善”。当时,这个被创业激情包裹着的年轻人,这样回应了他的母亲:“我只是想经营我的公司。”

这不过是母子二人无数次的争吵中极为平常的一幕。11岁时,盖茨就经常和他们的父母争论。母亲对儿子的一切期待──保持房间干净、按时吃饭、不要咬铅笔──都有可能成为双方摩擦的起源。

后来,当心理医生告诉盖茨父母,他们的儿子最终将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最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涉。从那以后,父母决定放手,默许了盖茨一系列决定:包括转学到更自由的湖滨中学就读,考上哈佛后又中途退学,搬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帕克基开创微软。

“家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盖茨日后回忆,当时他并不反对慈善事业,只是不想从微软的工作中分心。后来,盖茨还是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了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董事会。

而此时的巴菲特已经是名满美国的股神。到1994年,巴菲特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而巴菲特在1986年写给《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就表明了自己对财富的态度:“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巨大的财富不仅会使他们好逸恶劳,成为纨绔子弟,而且并不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992年,盖茨才与年长他25岁的巴菲特,在一次华尔街CEO聚会上见面了。巴菲特和盖茨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吃汉堡、看橄榄球比赛,也喜欢在网上打桥牌或解数学题。这些为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奠定了基础。

这时的盖茨几近工作狂,盖茨的创业伙伴、微软CEO鲍尔默说:“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尤其是一到晚上就活跃起来。当时的情况是,经常在我早上醒来时,他才准备睡觉。”

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

盖茨曾计划60岁以后,专心做慈善事业,但母亲的病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3年,盖茨母亲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乳腺癌。1994年,就在盖茨与梅琳达结婚的头几个月,盖茨母亲在写给梅琳达的一封信里说:“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2007年盖茨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不久,母亲离世了,盖茨决定加快他的慈善计划。母亲去世的第六个月,盖茨从他的私人账户里拨出了1亿美元,给他父亲成立了一家基金会,这也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从这里,盖茨的父亲开出了第一张支票,给当地一项癌症计划捐款8万美元。

这时的盖茨已经不再是当年落寞无名的互联网小兵了。在1995年的《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盖茨以129亿个人净资产,排名世界第一。从那以后,一直到2007年,盖茨一直保持着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

巴菲特也正是从那个时候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老二。2004年,巴菲特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之一。这年7月,他的妻子苏珊中风去世。巴菲特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

“苏珊比我小两岁,一般来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她和我一直都认为,她会继承我的财产,并看到我们的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们都觉得,财富应该回到社会上。”巴菲特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基金会去做慈善。

2000年,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按照盖茨基金会的规定,盖茨夫妇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也就是超过10亿美元。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盖茨说。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非洲儿童,最终促使盖茨夫妇全身心投入到全球卫生保健和教育事业上。

2008年6月27日,盖茨从微软退休,专职慈善。从那以后,盖茨开始变得行踪莫测。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媒体经理张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时候在非洲的村庄里,有时又去拉美。盖茨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疫苗和教育上。

去年夏天,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里,消失多年的小儿麻痹症疫情突然爆发。在看到那些因患病而无法站立的儿童后,盖茨决定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截至今年4月,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的成立,为巴菲特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捐款渠道。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他将从2006年7月起,陆续捐出85%的个人财富,大约是300多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把这些钱几乎全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巴菲特成为了盖茨基金会的活广告。“如果你的目的是把钱回赠给社会,但却困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基金会,那最合适的选择莫过于由一对既年轻又聪明的夫妇运作的机构了。他们(盖茨夫妇)已经展示了他们的能力。”

“关键的一代人”

巴菲特显然对中国的富人们抱以厚望。在北京的慈善晚宴上,巴菲特说,现在这一代人是“关键的一代人”,当今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将有机会引领并激励后来人为慈善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据跟踪中国富人动态的组织胡润百富的数据,2009年,中国捐赠最多的前50人,其捐赠额度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82.1亿元人民币。

来华之前,“巴比”二人曾计划游说中国富人捐出一半以上财产。但今年9月的中国之行后,他们取消了这个计划。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在慈善晚宴上,盖茨和巴菲特都强调,中国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慈善模式。

“我们做慈善有各自的方式,有些人可能非常愿意公开地去谈,他是怎么去做慈善的。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大家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和努力,我们也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和帮助。”比尔·盖茨说。

2010·文化

《宝岛一村》剧照获奖理由★

他是华语戏剧舞台上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关注当下关照现实、关护人类真实内心的编剧及导演。2010年他把《宝岛一村》带到大陆的舞台,让许许多多大陆观众首次与台湾民众共同体会了60年来另一群人的痛与情。

人物简介:

赖声川,生于1954年,籍贯江西会昌的客家人,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自1984开始剧场创作,不断在台湾创造各种纪录及实验,陆续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市场,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言论:

在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

《宝岛一村》,在嬉笑中表达痛感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本刊记者/丁尘馨

毫无疑问,《宝岛一村》是2010年华语戏剧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出。

这出话剧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大陆首轮短暂的巡演,即引起不小波澜,口碑相传,至2010年10~11月间二轮演出时,已是在戏剧圈掀起了骇浪——北京上海等地均出现难见的黄牛票一票难求景况。

简单说来,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是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两百万官民中的三户普通家庭近60年的生活变迁。故事里,三家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眷村里,窗户邻着窗户,吵吵闹闹又相互依靠,他们将60年飘零命运中的悲喜生活一一展示给观众。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

在《宝岛一村》,赖声川又一次把他特有的幽默风格嵌入自己对这群飘零生命的尊重里。痛与笑,常常是在同一幕场景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众人返乡探亲,是《宝岛一村》的高潮。台上呈现却极为简单,简单到只有椅子和人。三户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河南的人家,如眷村排屋的样子并列在台上,以追光灯区隔各自的时空。他们的故事情感各不同,却递次地呈现出相同的痛。

赵家儿子台生替亡父回到陌生的北京,他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却感觉如此熟悉”,当奶奶看着从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双膝跪下时,她的第一个“见面礼”是不由分说地抡巴掌!冲着被打懵的孙子,她哽咽地喊,“这个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他说,只是出去玩玩就回的,可是一玩,就是40年!”话里没有对时代和政治的追讨,只有一个普通家庭在时光流逝中对离别的无望与伤痛。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感动,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时间!时间的流动在《宝岛一村》里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突然间,这些人都老了这就是人生。”赖声川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在60年眷村故事中找到的那个痛点。

即使是沉重的返乡,《宝岛一村》里仍不失笑点。第二户朱家返乡,临到家门口时,朱先生跟台湾太太“提醒”说,“一会见到老太太,你叫她‘姐姐’”太太点头,好奇地问“哦,她是你姐姐?”“不!她是你的姐姐!”观众还没来得及擦掉在上一场赵家耳光中流出眼泪,就瞬间爆笑起来。两岸间心领神会的台词,是赖声川连通人心打开隔膜的密码。

但凡看过赖声川戏剧的人,不论层次,都会对独特的赖式幽默印象最深。笑中带泪,是观众对《宝岛一村》最统一的评价。他承认,即使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相比其他诸多关于眷村的故事,《宝岛一村》多了一种轻松感,“但是它也很沉重”。

在龙应台的讲述里,这是一群“被时代的齿轮碾出的一群人”。他们被框在了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赖声川则希望给这样一群流亡的人和颠沛的命运留出更多的尊严。

他让《宝岛一村》里头的那些主题自己冒出来,但不是刻意被强调的。他相信人生的意义有更多是在具体生活细节里,在尊严里。“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其实《宝岛一村》庆贺的可能就是这种精神。”

戏剧专业念到博士,加上近30年的舞台经验,赖声川相信自己对戏剧的理解,他很清楚,时至今日如果讲述那个荒诞时代下的个人命运,仍然只是在“诉苦”的话,几等于作品的“自杀”,“苦到最苦,肯定不能做,玩100年也玩不出什么来——因为没人看。而且你要给观众的讯息是:苦!苦到最后就死了,然后怎么样?还有呢?——没有了。”

事实上,关于1949年后两岸隔绝对普通人带来的伤痛,早在1989年,赖声川就做出话剧《回头是彼岸》。那时台湾刚解严不久,故事讲的是台湾军官在解严之后随即找医生开出假病危证明,为的是见到在大陆相隔40年的女儿,1949年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独自生活的女儿,40年后如何面对父亲和姨太太在台湾的新家?数十年的隔膜与谅解,赖声川在《回头是彼岸》里已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你要能看得懂人生的这个大喜剧。可是,它又太悲哀了。”赖声川说,这,就是《宝岛一村》的感觉。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宝岛一村》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只剩下真的”。赖声川把这种“发现”归结为找到了戏的“真理”。

魔法要落在对生命的关照上

找到一出戏的“真理”,不是简单地就可以发现。赖声川不玩微博也不上网,却总是在剧场给观众带来新的概念、创意和思考。日本NHK电视台称其为“台湾剧场最灿烂的一颗星”,《远东经济评论》更指他的戏是“中国语文世界中最精彩的剧场”。他创作的题材之广、作品之多(表演工作坊成立26年,已创作作品近50部),在华语戏剧圈中没有二者,绝大多数作品,无论形式、内容还是想象力,都让人耳目一新且回味深长。

中长发、蓄胡、说话间不急不缓且耐心谦和是赖声川给人始终的印象。伯克莱大学戏剧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台湾并于1984年创立“表演工作坊”,身兼导演、编剧、舞台设计、教师,创团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及之后的相声系列,在幽默逗笑的背后,是对台湾现实社会的深刻担忧和不满,首演以后,即在台湾继而华语地区造成轰动。之后的《暗恋桃花源》则成为该团经典剧目之一,至今畅演不衰。

2000年的《如梦之梦》更是以高超的说故事方法,让人走进他精心编织的生命命题,该戏也成为赖声川重要的戏剧坐标。

如今的赖声川越来越相信自己拥有让戏剧变得神奇的“魔法”。“当年我有很好的老师在教我这个东西”。赖声川至今感念雪云·司卓克对自己戏剧的影响。  那时他还在美国读戏剧博士。差一年就要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忽然对什么是戏剧、为何要创作戏剧开始迷茫。直至夏季的一次欧洲戏剧之旅,在荷兰,他看到了能让戏剧活络起来的文化,也学习到了日后成为他创作特色的集体与即兴创作。

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直接在公园里支着大帐篷,作一出“讨论公共厕所尊严”的演出。赖声川随后了解到这个剧团还有过更不可思议的演出:3个演员,1个观众,就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表演,而医生即为观众。演出的目的只是为了刺激医生面对病人和死亡的冷漠与麻木,这部震惊欧洲医学界的戏剧作品,使他感到惊奇并豁然开朗。在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的戏剧中,他看到了戏剧作为其根本意义的所在,即:为社会而创作、为弱势群体发言。

这之后,该剧团导演、荷兰戏剧大师雪云·司卓克恰到伯克莱客座教学,赖声川闻讯丢下正在准备的博士论文,整个学期都跟着这位即兴创作的大师。司卓克带学生排演一部戏剧,讲的是美人鱼的故事。在离演出仅2周的时候老师临时到纽约开会,把戏丢给了身为副导演的赖声川。这位跃跃欲试的准戏剧博士开始在这加一点那减一点,往戏里添改了诸多自己的想法。演员虽然不解但也配合地完成了。可是越改他发现越不对劲,就在差几天就要演出的时候,老师回来了。赖声川跟老师坦白,“我把你的戏搞砸了!”

司卓克沉默地看完整场,没有休息,让演员们直接从头再来,在赖声川面前一个一个地把所有他犯的错修改过来,“停,你到那去,然后就这么都回来了!这个老师是有魔法。我把她的魔法全都去掉了”。

两个小时,戏改完了。所有人都舒服了。那个犯了错的准戏剧博士问了老师一个最笨的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师的回答如当头棒喝,却也让他受用一生,“因为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那时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愿望:我要有一天,也可以说出这句话——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最棒的——你知道目标在哪里了”。

确实,这个出生于1954年的导演,在他此后近30年的戏剧创作中,一直在实践这样的目标。无论他的相声系列,还是台湾解严后的社会话题《回头是彼岸》,人至黄昏心境的《红色的天空》;悲喜剧交叠的《暗恋桃花源》,讲第三者引爆麻木生活的《十三角关系》;还有关于人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我和我和他和他》,追循心灵轨迹的《如梦之梦》,以及之后的《如影随形》又及在2008年岁末推出的《宝岛一村》,无一不是对两岸现实社会里的政治、民生、家庭的批判与关注,而他都将这些“大背景”转化为对生命之痛的敏感和关切。

“我认为自己已经出师了”。作品越多年纪越长,赖声川更相信,“作为编剧导演就应该要做魔法师”。《宝岛一村》里,他说自己最后把这个魔法落在了“生命”上。

“人的眼睛、人的心要被训练到,才能看到那个真相”。已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的赖声川现在更期待像老师那样继续将多年的戏剧经验与感悟授予后辈的戏剧人,可是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当今中国戏剧环境中并不容易实现,“我非常愿意把力气放在帮忙指导有潜力的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在哪里,我现在还在找”。  ★

赖声川赖声川:戏剧作为“社会论坛”的角色是对的

“戏剧还是一个‘社会论坛’,永远是。但是当‘社会论坛’变成只是娱乐,它是危险的,社会将快速走向肤浅,将经不起讨论任何深刻问题”

本刊记者/丁尘馨

中国新闻周刊:《宝岛一村》的创作中,王伟忠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他在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也是用的这些故事,作为编剧和导演,你在这一堆的素材中做了什么?使它与一个冗长的肥皂剧完全不同了。

赖声川:我其实是在找一场戏的核心。可能是个核心情感,也可能是个核心意象——通常是情感。它是真实的,你要剥掉所有不真实的东西,包括编剧编写中想象的不真实的内容,就能找到那个真实的部分。其实就是剥掉所有的假象寻找一个戏的真相——《宝岛一村》的真相。

而且我要引导大家走那个方向把真相找出来。当演员也知道他找到的时候,戏就很舒服。

中国新闻周刊:眷村的故事,在台湾从70年代起就有许多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2008年也有电视剧《光阴的故事》,你有把握做的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赖声川: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他们都写过眷村,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发点,都是苦,苦不堪言;灰、灰暗。以前很多台湾文学都是这样,从苦到更苦到绝望。王伟忠有一点和我很像,就是很乐观,这个气质带到了《宝岛一村》的创作里。

苦不苦?苦。可是从头到尾苦的话,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没有人要看你的戏。我有一个朋友,他很聪明,每次都会挑战我,这样的观众,他会说,“你要演两个小时的苦吗?第一分钟我就知道苦,没有别的吗?没有转折吗?那我为什么要看?”

如果一直要强调那个苦,从我编剧的专业看,是作品的自杀。因为观众是希望从一点转折到另一个高潮,你苦到更苦,那不是一个好的曲线——一个戏的曲线很漂亮就是从头到尾戏很紧凑很好看。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如果苦是眷村的真实气质之一,那回避它算客观的吗?

赖声川:眷村,确实有快乐的部分。那些老人之间的感情,确实不是苦到底,他们有真诚的感情;也确实苦,但日子是真实的,是共患难的一种感觉。而且时代变化了,大家在越来越好。那种一味的只有苦的家庭极少。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赖声川的《宝岛一村》想要给观众看的是什么呢?

赖声川:面对苦难的历史和苦难的人,我们处理的态度,不是在批评也不是把他英雄化,而是在庆祝,庆祝他们过完了这段日子。命运给了他们的这副牌,应该怎么样面对?不过,《宝岛一村》也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们被框在了一个小地方,回不了家。流亡的命运,其实很悲惨。什么是家?该怎么定义?这些也都是《宝岛一村》留给人的思考但是生命就是这样,好几代就这么过去了,在这么苦的日子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在他们的很人性的一切生活里。

中国新闻周刊:《暗恋桃花源》在大陆演出的巨大成功,给大陆的戏剧人带来两个启发,一个是大家发现戏剧是可以走市场的;另一个是,尤其喜剧很有市场。但这两个启发却带来了误区:他们纷纷做起了大批质量粗糙的喜剧商业戏剧。你怎么看《暗恋》带来的这个变化?

赖声川:大的来讲,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们的城市里需要多一点欢笑。可是笑,也分有意义的笑和没有意义的。好莱坞电影里也有很多无意义的笑,它让你在笑声中逃避和忘掉烦恼,可是这不是我的个性。

如果说我们带领的风潮是,题目的门槛变低了,大家笑一笑就算了,我没有太大的怨言和批评,我觉得市场需要成熟的过程;观众也需要从傻笑、暂时忘记烦, 恼到带着更多的目的进入剧场,得到更多的营养。这是个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担心观众的口味变得越来越低吗?

赖声川:我没有太大的担心。什么事都有它自然的法则,如果这些爆笑剧很粗糙,到了某个点观众就会唾弃它——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这里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做出更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戏剧扮演“社会论坛”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认为,它现在的功能是什么?

赖声川:我认为戏剧可以是娱乐,但不能总是娱乐。有人也很反感,说看戏为什么一定要去思考——“思考什么呀?”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超越娱乐的一种东西。

戏剧在社会中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陆过去几十年中这个角色有点缺席,于是我们社会中也少了点什么。纵观历史中政治经济强大的社会,它的戏剧一定很强的。它是社会的一种声音。

所以它是“社会论坛”的角色是对的,虽然我一直否认说我再也不想做,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做。它还是一个“社会论坛”,永远是。

但是当“社会论坛”变成只是娱乐,那是危险的,社会将快速走向肤浅,变得经不起讨论任何深刻问题了。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是你想通过戏剧来表达的?

赖声川:我越来越觉得或许老天是给了我一些特殊的才能,我希望把他们做出来给大家看。我不认为我能教给观众什么道理,我希望带给观众的是一份礼物、一份精神的礼物。让他们看完戏以后不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而是觉得有所收获。  ★  

姜文获奖理由★

他始终以一股粗野的阳刚之气,在阴柔气重的中国电影界里特立独行,拒绝同流合污, 2010年,终于以《让子弹飞》证明了自己的坚持。

人物简介:

姜文,1963年出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3年,他首次自编自导,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美国《时代》周刊将其评为“95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榜首。媒体称这部电影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新的发展时代!之后16年间,导演三部电影无不凸显个人特质。

言论:我不是一个喜欢上赶着做事,或者盲目随大溜的人。

姜文:中国电影里仅有的雄性气息

姜文的存在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在众多身形柔软、面目贪婪的同侪之间,他始终没有磨灭掉猛兽的气息

文/朱靖江

如果把姜文比喻成拍电影的肉食动物,似乎并不过分。在以圈养为主要存活模式的中国电影界,电影人——特别是电影导演们——大多是性情温良的草食系生物,在日渐残酷的票房压力与高深莫测的审查制度之间,经营着自己一亩三分的艺术自留地。正是在这样一种物质主义与威权主义兼容并蓄的体制之下,张艺谋朝向东北二人转与爱情小清新积极转型,陈凯歌笑容可掬地“回归到自私、利己的基本人性”,冯小刚精算着利益最大化的种种变数与常数,而贾樟柯继续无力进入游戏的主场。

因此,姜文的存在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他始终没有磨灭掉猛兽的气息,在众多身形柔软、面目贪婪的同侪之间,姜文拥有足够的强硬和坚韧应对生存环境。而在近乎不妥协的前提下,他居然成为了名利通吃的大赢家,一个众望所归的“电影英雄”。

子弹飞,依旧霸气

《让子弹飞》无疑是导演姜文的一场翻身胜仗,仅仅5天时间,便突破了两亿人民币的票房大关。在此之前,他信心爆棚的《太阳照常升起》成了一枚哑炮,更早之前,他野心勃勃的《鬼子来了》被直接活埋入库;再往前算,就是他爆得大名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了。积16年之功,完成四部电影作品,其中一部禁映、另一部口碑票房双失利,却依然被视为中国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的确有他独到的魅力。而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霸气与秀气、大喜与大悲、青春烂漫和老谋深算都浑然一体,刚好展现出他日渐圆融又棱角峥嵘的创作格局。

“霸气外露”是《让子弹飞》中黄四郎团伙对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张牧之)的评价,也是很多人对现实生活中姜文本人的看法。所谓“霸气”就是气场强大的威慑力,不但在自己的主场说一不二,哪怕是别家的客场也当仁不让——拍摄《寻枪》时期的陆川或许最有心得。姜文的电影总有一股粗野的阳刚之气,这在阴柔气重的中国电影界其实是一个异数。自从张艺谋在《红高粱》里宣泄掉黄土高坡的最后一分野性之后,中国电影人便集体投入了深宅大院的后宫阴谋,从鱼贯而出的“×女郎”到绣楼紧闭的“十三钗”,从妖气十足的《无极》到脂粉味重的《夜宴》,从伪娘当道的《三枪拍案惊奇》到断袖情深的《赵氏孤儿》,一干电影人只在精美却恹恹的戏路中找寻快感,貌似坐拥天下的王者,却早已丧失了“雄起”的能力。

万人之中,惟见姜文始终秉持着凶猛的本性,不仅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随时扛着猎枪,漫山撒野,更在《让子弹飞》中领着几号麻匪在鹅城的街道上纵横呼啸。或许有人并不欣赏姜文的电影风格,但无可否认,只有他算是为日渐雌化的中国电影注射了几针雄性荷尔蒙。

“特立独行”的成功

粗豪不掩内秀,强梁不失细软,姜文在其作品当中多有小儿女之情,但工笔之下不觉俗艳,倒是能让人感悟情怀的美好。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宁静饰演的米兰便烂漫如春光,大气如女王;《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同样不食人间烟火,特别是在新疆的雪山之巅,更是圣洁不可方物。到了《让子弹飞》,青楼头牌“花姐”更成了冷酷世界中的一缕神光,不仅捕获了张麻子的心,更掳走了他所有的兄弟们。

严格说来,姜文一直疏于描摹男女之间的情感,女性角色在他上街打架、入山打猎、进城打劫的故事里并非核心所在,因此不妨以开玩笑、画漫画的方式植入他的电影故事——《让子弹飞》里汤师爷的两任老婆都是漫画人物,挥之即来、呼之即去、莫名而死——这或许也是这部电影较少女性拥趸的原因所在。然而相较于当代中国电影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矫情(如《杜拉拉升职记》里那些跨国公司OL们)、极端(如《唐山大地震》里积怨多年的女儿方登)、伪装清纯(如《山楂树之恋》里故作懵懂的静秋)、貌似多情(如《非诚勿扰》中的空姐笑笑),姜文电影中的女人们始终保持着敢爱敢恨的质朴情怀:《让子弹飞》里的“花姐”敢于一枪顶着自己的头,一枪抵住张麻子的胸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愿望,这份决绝的勇气,让这个卑微的女性角色赢得了年度电影史上的一席之地。

姜文的喜剧天赋众所周知,北京爷们儿的幽默感配上矫健的动作身手,比起光说不练的葛优其实更有看头。他曾赋予《阳光灿烂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少年心气,也给《太阳照常升起》渲染上荒诞不羁的神色,甚至是《鬼子来了》这么一出惨剧,都因为唐山口音与荒唐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到了商业气息浓烈的《让子弹飞》,漫天飞舞的笑话成为这部影片的畅销保障,大批观众涌入电影院,正是为了感受高密度段子的爆笑效果,欣赏姜文、葛优和周润发飙戏的快感。然而从本质上说,姜文是一个悲剧作家,他的每一部影片从内核到框架都是落寞的悲剧,只不过覆盖着喜剧的皮毛。他一件件地把崇高的东西打碎给人们看:青春的信仰、英雄的神话、爱情的忠贞以及后革命时代的美好前景。姜文用一种玩笑的姿态做着这些悲凉的举止,貌似玩世不恭,每一个动作却饱含深意。

《让子弹飞》之所以成为本年度最耐咀嚼的文化作品,正是因为姜文在这部作品中提供了意味隽永的解读空间。让那些从《阿凡达》里解读出“宇宙最强拆迁案”的影迷们兴奋莫名——他们热心地分析着这部虚构影片的能指与所指,隐喻与反讽,期待着在影片的字里行间看到令人血脉贲张的现实关联。姜文愉快地享受这一切,他只负责写出谜面,至于谜底,也许只是空空二字。

和当代的中国电影人一样,姜文同样有其历史局限。《让子弹飞》虽然有影像的铺陈,却更像是一个寓言,一场言辞犀利的舞台话剧。它过于强调戏剧的张力,却忽视了电影本身的现实维度。鹅城及其百姓只是一张棋盘与殊无个性的棋子,只有张麻子率领的英雄们拥有人的真实面孔。在姜文的电影思维中,依然是精英主义的俯瞰视角,民众只是戏中的群氓,抑或只是买票看戏的芸芸众生。正因如此,姜文过于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度相信自己的才华与判断,这既可能造就《让子弹飞》的成功,也可能造成《太阳照常升起》的落败,甚至引发《鬼子来了》遭封杀的悲剧式结局。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姜文与《让子弹飞》的成功恰逢其时。他是人们在一连串不满与失望之后的一颗幸运星,宣示着中国电影人仍然有热诚与能力运作一部成功的影片,无论将它看作是一单畅销的商品抑或是一部烙印鲜明的作者电影。在所有的中国导演都毫无底线地为他们的影片植入广告的时候,特立独行的姜文拒绝同流合污,甚至不惜与制片人翻脸,单是这番风骨便足以令世人钦佩,更足以同一些唯制片人和投资人马首前瞻的大导演划清界线。

对于姜文而言,电影依然是一种文化表达和思想交流的艺术形式——虽然娱乐的外衣亦不可少。在以恶搞为荣、思考为耻的中国电影界,他始终代表了一种道义力量,如同武装的先知一般,为追求梦想的年轻电影人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通路。

尽管在这条道路上,姜文同样步履蹒跚,但总会有个把莽撞少年,追随着形单影只的张麻子,走在光影世界的崇山峻岭之中。★

范迪安提名理由★在他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五年期间,观众人数成倍增长,这个一度高高在上的国家级展馆渐渐回归民众生活,它正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发展,日益变得专业、多元、宽容、有趣。

人物简介:范迪安,1955年10月生于福建,1980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1985年进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2005年起,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言论:我就想办一个大众喜欢的美术馆。

范迪安:如果只做行政,我毫无价值

在中国美术馆主政的五年,他用各种方式迂回地推动着这个国家级美术馆向更专业、更有趣的样子转变

本刊记者/杨时

范迪安刚出差回来,一位中层干部追过来,和范迪安商量着有关一次内部学习的事情。范迪安嘴里配合着,“好,就这么办吧。”楼道里张贴着正在这里展览的“立体主义时代”艺术大展的海报。他停下来问记者,“这个画册你有吗?这个展览真不错。”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他不得不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但是美术专业出身的他,显然更喜欢谈论艺术和美术馆本身。

在中国美术馆的这座办公楼里,范迪安工作了五年多。这些年,他推动当代艺术走进国家级美术馆;引进西方最前沿的实验作品;组织中国艺术家走向欧洲场馆其间,范迪安有野心、有推进、有无奈、也有妥协,他用各种方式迂回地推动着中国美术馆向自己心中的样子转变。

得让大家走进美术馆来

范迪安有一间硕大且杂乱的办公室。无数书籍、画册和资料像废墟一般塞满了空间。甚至在一天前,一摞杂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饮水机。说起这,他有些不好意思。他确实无暇收拾。

美术馆中正在展出“立体主义时代”展、陈平的个展等。刚回到北京,会议不断。一天后,他又要去香港主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的开幕。201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超过了100个。其中很多都需要作为馆长的范迪安出面,各种各样的开幕式上,他很少照本宣科念稿子。有时他会说说套话,有时说说官话,有时说说真心话。在他这个职位上,这些都是无法推卸的工作。

这一年,中国美术馆被媒体关注的一件事是8月举行的“建构之维——2010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岳敏君、方力钧等等那些充满对当下社会戏谑的当代艺术符号终于进入了这座把守严密的艺术殿堂。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这个展览的意义和价值——当代艺术被官方接纳、被主流认同——或者终于具备了合法性的外衣。

范迪安作为展览的推动者总是笑着稀释这一切附会的意义。他更愿意把这描述成“中国美术馆和另外的学术机构中国当代艺术院合办的一次好展览。”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水到渠成——当代艺术家变得成熟,当代社会变得宽容。

不可否认,促成这样的展览与范迪安的推动无法分开。在他看来,中国美术馆不能自我封闭,必须与当下社会发生关系。

2008年夏天,范迪安把旅居海外的著名艺术家蔡国强请进中国美术馆。他奇特的火药爆破艺术和大型装置作品塞满了数个展厅。蔡国强是当代艺术的明星和代言人,同时也是北京奥运会的英雄。当他把那些神奇的大脚印用烟花的形式打上夜空之后,他那些晦涩的个人作品就变得为大众宽容,他的身份也变得可以多重阐释,范迪安早就看到了“前卫”的蔡国强对于扩展公众审美视野的意义,也早就与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及蔡国强本人策划了这个展览。在那之前,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有美院背景的雕塑家展望的个展。用不锈钢雕塑的假山石既有古典意味又具当代观念。范迪安一边用大众和官方都能接受的尺度一点点筛选着当代艺术,一边在逐渐转变着大众对中国美术馆固有的僵化认识。它在邀请更多的普通人走进来,“都说中国美术馆是艺术殿堂,说实话,我自己最不爱用这个词。”范迪安对记者直言。

这是范迪安从上任馆长之初就定下的基调。“我们得让大家来看。观众是衡量一个美术馆优差的指标。”范迪安笑笑,“这算是我给自己出的一个难题。”

改变在尝试中逐步实现

“难题”是从2005年12月开始的。

那时,范迪安从中央美院副院长任上被调往中国美术馆任馆长。有人认为一直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家范迪安被置于这个位置,意味着官方对当代艺术的试探性接纳,也有人觉得他最终会被体制化。

一上任,范迪安就召集同事讨论这座有着40年历史的美术馆未来的走向。“第一个要求,我就想办一个大众喜欢的美术馆。”范迪安对记者回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要求:增强展览布置的时代审美性、将展览延伸出教育活动。“其实都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进美术馆。”范迪安说。在他看来,在这个阶层日益分化的年代,美术馆应该能起到一些缓解焦虑的作用。这是他的愿景也是野心。“无论能否做到,观念上都该这么想。这样的话,我的工作还有点意思。如果我只做平庸、琐碎的行政事务,我毫无价值。”他对记者坦言。

中国美术馆的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从展出法国乡村风景油画到引进美国波普艺术先驱劳森伯格,它不断地给中国知识界带来震动。“那时候中国美术馆绝对是前卫派。”范迪安笑着说。随着中国向商业社会的转型以及娱乐渠道的多元,中国美术馆随之沉寂。2005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火爆。798、草场地和众多私立美术机构的兴起,都让中国美术馆显得尴尬。范迪安知道,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返。

范迪安需要在兼顾历史的前提下寻求变化。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一点点改变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方式,在布置方式和导览方面显得越发平民化。突破性的变化来自于敦煌大展。

2008年初,中国美术馆入口处竖起了仿真的敦煌拱梁,馆内设施一切按照敦煌实地景观布置。展览期间观众达到60万人次,范迪安知道,这样的实验成功了。

范迪安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就在敦煌大展之后半年,他选择了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无数机械、大屏幕和互动游戏被放进了展厅,这个名为“合成时代”的新媒体艺术展首次亮相。这是另一个极端,新媒体艺术甚至超越了当代艺术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未来时态。范迪安用这样的形式告诉人们,“国家美术馆不一定天生保守。”它以三年一届的方式成为了中国美术馆的“常规品牌”。一切努力算是有所回报。范迪安上任之初,美术馆每年观众人数不过30多万,从2008年之后观众数量已经固定在百万以上。

国家美术馆期待新形象

用敦煌大展和新媒体艺术来归纳中国美术馆的改变方向,范迪安是同意的。但是他笑着说,“希望能加上一个新中国美术60年的展览。”

确实,这个展览最符合人们对于中国美术馆的印象——混合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美术史知识的编年记录。他觉得这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和文化的真实脉络。

“新中国美术60年”也是他决定带出国门的一次交流。明年它将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进行巡展。除此之外,范迪安任上的五年中,很多次以策展人的身份将中国当代艺术家推向西方,其中不乏像去年举办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这样的大型展览。

去年,经他努力,中国美术馆在海外办了17个展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看似顺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阻力。

中国的文化体制下设立了众多美协和各级画院,那些领着工资的画匠们,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到中国美术馆做一次个展为自己艺术生涯立碑定位。这些人们通过各样的关系和方式找到范迪安,让他头疼不已。 “他想的是自己来国家级的美术馆亮个相,我想的是观众来了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范迪安苦笑说,“美术界在艺术的价值观上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谈到这些,范迪安仍会流露出一个批评家的锋芒。

所以,中国美术馆仍然很别扭。范迪安承认,对于这样的问题“既急迫又无奈”。好在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们已经逐渐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中国美术馆的新馆已经得到中央批复。在鸟巢旁边,一块12.86万平方米的土地已经进入概念性设计的招标阶段。

在范迪安的计划中,这个新馆将划分成20世纪中国美术的固定陈列、中国当代艺术和探索性艺术的展出以及书法和民间艺术的展览。

现在范迪安努力做的是扩大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一方面补齐20世纪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缺环,一方面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后者,他表示,“越是国家美术馆,就越应该保护好当代的成果。”  ★ (实习生刘艳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贤治提名理由★多年以来坚持“自由第一性”的写作态度,林贤治以批判的笔触和启蒙的态度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

2010年,其主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它以知识分子的勇气直面残酷的历史、对抗集体的沉默与健忘。

言论:“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人物简介:林贤治,作家、编辑。1948年出生于广东。高中学历。最初以诗人身份被公众注意,后转为研究鲁迅,以鲁迅研究者身份出版《人间鲁迅》等多种著作。同时开始文学史、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批评写作,以尖锐和批判性著称。出版有《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旷代的忧伤》等。

林贤治: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就是批判

“自闭”般的生活成就了一个直率的批评者,那些戴着光环的知识分子都曾被他尖锐地批评过

本刊记者/杨时(发自广州)

今年夏天之后,林贤治总能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和来信。这些陌生人向林贤治讲述着自己在文革期间亲见的恐怖。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林贤治诉说,都是因为他主编的一本书。2010年4月,《烙印》出版。这本“黑五类子女”的集体回忆录历经数年、辗转多处,最终得以问世。“算是给这些人在社会档案里留下了一笔。”

林贤治走进办公室时一直为迟到道歉。他有着规律的生活,而早起对他是个难事。他兴致不错,这一年还算收获颇丰。作为作家,他出版了自己的几本著作;作为编辑,推出了几位好作者。不久前,他被通知获得了“在场主义散文大奖”,有30万元奖金。这个由民间赞助的文学奖的宗旨强调“去蔽、介入、揭示本真”。

这一切都让他高兴。当然,还有他看重的那本《烙印》,半年内又加印一次。对于一本主题如此沉重的书,也算个惊喜。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林贤治的很多书一经出版都遭遇争议。他个人写作态度的激烈、决绝总会让读者阵营迅速分化。“邵燕祥先生对我说,《烙印》这本书如果把最基层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写得充分一点就好了。

这本书对他来说算是了却一个心愿,他并没有计划把这个口述史再继续下去。“我只是想做一个开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他说。

还有另外的工作其实也一直在默默进行。比如自己写的另外两本书《纸上的声音》和《沉思与反抗》。前者是近三年来的文化批评文集,内容从评点西方知识分子阿伦特、索尔仁尼琴一直到中国的鲁迅和胡适,主题和林贤治其他作品一致,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自由斗争与专制封锁。后者是他30年来写作的选本。在书的序言中,林贤治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己,他坦陈30年前曾经为了能够发表文章,按照报纸要求写下成打的颂歌。他写道,“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世界就无非就分成自由或不自由。”林贤治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任何写作,自由永远作为“第一性”。所以在他的书中,论及的人物无论中西均是个体对于强权的反抗。但是,不可否认,林贤治笔下的人和事大都在西方。虽然他一向以批判的锋芒著称,但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事件,极少见到他的发言。林贤治解释,“我写西方的历史、西方的人,其实言都在中国,算是一种隐喻的写法。这是他写作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为编辑选择书稿的标准。

林贤治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他选择“写作者”。“这个名字最朴素。”他笑笑说。他的本职是一名编辑。出版对于他是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同时也是爱好。

至今不会用电脑的林贤治一般都是通过纸媒寻找合适的作者。一次,他从一本书评刊物上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撰写了一篇介绍东欧解冻前地下文学的短文。林贤治就打电话向对方约稿。“我不认识他,跟他说希望你能来组织一本书,介绍东欧的地下文学。”

半年之后,这本书名为《地下》的书出版,成为林贤治作为编辑在这一年中颇为看重的一本。还有《哲学船事件》,讲述了1922年苏俄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异议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流放的历史。除了这些充满隐喻的书籍,他也关心周围的作家。两年前,上海一名教授因为在课堂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而被学生告密,一时舆论大哗。林贤治在媒体上看到那位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觉得“颇不错”,于是就约了他的书稿,“争取今年能出版”。

林贤治在花城出版社已经供职近30年,除中途被短暂借调去办报外,他一直在这里。对于这个高中学历、不会电脑、不善交际的编辑,出版社无论技能考试还是工作量考核,对林贤治总网开一面。“他们都还算宽容,不像我,很偏狭。”林贤治自嘲地说。

偏狭和极端,是他听到关于自己最多的评价。他从不回避,坦然承认。这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农民家庭,17岁开始被批斗。常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让他对于“达官贵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他后来不爱交往、拒绝商榷的极端性格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也是他长期以来的一种自我保护。

林贤治生活方式的“极端”在圈子里尽人皆知。例如,他从不参加三人以上的聚会,认为“那纯粹浪费时间”;20年来也再不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觉得“那些会议全部都是无聊的,研讨不出任何内容”;对于居住了几十年的广州,他甚至不清楚有哪些旅游景点,外地的朋友到粤约他一同出游,他回答“没兴趣”。

实际上他是一个随和的人,只不过他为自己划定的原则和界限比大多数人严厉一些。他生活简单,衣着朴素,对于每顿饭的要求是“只要有一条鱼,青菜或者一个蛋就足矣”。但是,每个月会花一两千元买书。他自己总结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其实都是工作。”最大的爱好是“拉拉小提琴和哼哼歌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极端的性格。他也乐得清静,每天步行上下班,每周去书店两次,读书、写作。

底层出身、学历不高的林贤治对于中国的高校充满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呼吸过学术界污浊的空气”是一种幸事,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读过大学而稍感惋惜。他厌恶学术界制定的种种框架与限制,认为写作最需要的就是自由而不是规范。早年一直研究鲁迅的林贤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着鲁迅的做派。林贤治如今已过“愤青”

年龄,但他仍然充满激情,时时生出愤怒之火。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就是批判”。

2010·体育

李元伟获奖理由★

2010年,这位前篮管中心主任捧出37万字自传体的改革总结,再次为中国篮球的发展献上自己的改革经验,在中国的体育官员中,对自己职业生涯剖析如此最为透彻和坦诚,李元伟树立了一个榜样。

人物简介:

李元伟,生于1948年。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篮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

任篮管中心主任期间,力推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借鉴国外成功职业联赛模式,推出中国篮球“北极星计划”。取消联赛升降级,实行联赛准入制,成立CBA联赛委员会。

在任期间大胆启用外教,两届奥运会,男篮均进入前八,女篮在北京奥运会上杀入半决赛。

言论:

现有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关键看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决心。这非常关键。

李元伟,为中国篮球市场化开了头

在任这五年,他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诸多艰难与挫折,但他认为,这些尝试对“发展职业篮球是必要的”

本刊记者/唐磊

广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夺冠的第二天,王治郅给李元伟发了条短信:“昨日的冠军也献给您,谢谢李主任。”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开村仪式上,王治郅拉着李元伟合影,说:“感谢李主任给我创造了回国打球的机会。”

2002年夏,NBA赛季结束后,王治郅选择留美继续磨练球技,没有及时回国参加国家队集训,最终失控发展成“王治郅滞留美国不归”。

2003年,李元伟上任篮管中心主任后,即开始协调运作王治郅归国。经过四年的努力,李元伟协调了国家队、体育总局、八一总政治部、媒体等多方面工作,并且多次亲自和王治郅联系、见面,终促成王治郅回国。

李元伟从不否认解决“王治郅事件”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备战奥运会,作为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奥运会的成绩是最终考题。

“我也做好了大郅回来后,不一定用得上的准备,毕竟他当时的训练不系统,比赛也打不上”。即使如此,李元伟也认定当年这个“险”冒的是对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运作他回国,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认可。“这是中国体育界落实以人为本的实践,也是范例。项目领导愿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做,这是关键。”

本届亚运会上,少有悬念的男女篮、女排都获得了金牌。有人说,2009年1月卸任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主导的一系列改革尝试,直到现在还在惠泽中国篮球。在任上“革自己命”,卸任被圈内怀念的体育官员,在中国体育界还颇为少见。

“采取什么措施发展职业体育,三大球问题解决要靠社会化市场化,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这是由运动项目规律决定的。”李元伟很简单地总结自己在任五年期间的改革心得。

随着李元伟离任,篮管中心的做事风格、政策制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CBA联赛办公室被取消、联赛大赞助商合同期满后不愿续约、俱乐部被要求加强同地方体育局合作……加强举国体制,也被现任领导公开强调提出。

2010年6月,李元伟出版了自己的书,回顾自己五年的篮管中心主任生涯。书中尽显一位体育官员在现有体育制度内改革探索的艰辛。

“这五年我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包括职业联赛改革、国家队备战模式改变、群众性篮球开展、篮球资源整合开发、篮球文化建设,都在尽可能探索。我认为这些发展职业篮球都是必须要的。但毕竟时间比较短,只能是开了个头。”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写个东西留在那儿,为的是便于后人来思考。至于对不对,要靠实践来说话。”

“联赛为本是对的”

改革,但同时要全力保障国家队战绩。这两个目标有时是矛盾的,可现阶段,唯有保障国家队成绩,才能为改革赢得时间、争得空间,李元伟深谙此理。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职业化的操作也因现有的中国体育制度而无法深入进行,李元伟这5年更多是为未来的职业化发展做尝试和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任时,联赛改革和国家队成绩之间的平衡怎么拿捏?

李元伟:职业联赛是国家队成绩的基础,联赛为本是对的。国家队方面,就是组织强有力的中外教练班子,吸取国际上备战大型运动会的模式经验,同时尽可能增加联赛赛程,增加对抗性,提高中青年球员的比赛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联赛按照理想的职业化操作,但无法长时间集训国家队,造成国家队成绩下滑,上层领导可以接受吗?

李元伟:搞好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备战会有矛盾,但不是不可调和的。找一个合适的点很重要。

我们(篮球)的集训是走过弯路的,长期集训,甚至有极端说法是圈养。这确实未必是国家队集训的最好方式,如果职业联赛水平很高,国家队就不需要集训那么长时间。但现在联赛水平还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立了篮管中心和俱乐部组成的联赛委员会管理联赛,但其实管理权还在篮管中心。现阶段,行政化、职业化两种管理权力怎么平衡?

李元伟:要承认现在还是在半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变过程中,篮协和篮管中心还是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吸收俱乐部投资人或代表参与管理,采用民主的方式决策,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联赛管理做准备、尝试。这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还有人在诟病投票问题(联赛委员会投票)。我要说这是管理的一大进步,我完全可以采用过去的方式,就是篮管中心做个决定,说谁进CBA谁不进。但投票的方式反映所有联赛参与者的意志,这是符合职业联赛发展要求的。

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这个制度不好。

我是体制的受益者,也受制于体制

赋闲的李元伟常常会参加一些体育研讨会、学术沙龙,或是体育总局政策性课题的研究评审。在这些场合,李元伟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甚至比在任时更坚定。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以来,每次大赛都会引发对中国体育改革的一次讨论。

李元伟:这实际上反映了北京奥运会以后,群众对于体育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体育价值的评判标准正在发生变化。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对于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旧的体制有历史存在的必然性。首先要肯定这个管理体制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体制是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几十年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体育的改革力度很大,但为什么突然停滞了?

李元伟:当时的体育改革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比如,当时明确提出中国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当时提出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推出了体育彩票,大大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推出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众多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非常明确,管理中心这种形式,是由事业单位向协会实体化过渡的产物。

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没有继续推行下去,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理解,毕竟奥运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运动成绩当然非常关键。客观上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就减缓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的体制内,体育官员要改革,你认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李元伟: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让你可以强有力地实现你的目标。

但同时你也受制于这种体制。改革,只能在一定程度做,比如如果影响到奥运备战那就不行。

这种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关键看你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决心。这非常关键。  ★

赵蕾提名理由★

她是这次广州亚运会中国所有金牌选手中,唯一一位有正式工作的业余运动员。她的出现或许是个巧合,但是中国体育改革的方向却需要更多的赵蕾出现。

人物简介:

赵蕾,1989年出生,8岁开始学习网球,2006年入选国家队。2005年获全国锦标赛混双冠军,同年获中国杯国际软网邀请赛单打冠军,2009年成为青岛香港路小学教师,2010年获广州亚运会单打金牌。

言论:

“我现在工作了,我知道要什么,自己是为了一个梦想去拼的。”

赵蕾:非专业的亚运会冠军

作为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软式网球的比赛基本没有奖金,集训队除了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而这恰恰成就了赵蕾“业余运动员”的身份

本刊记者/唐磊 (发自青岛)

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小学体育老师赵蕾夺下亚运一金两铜后说,她需要赶紧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这可能是中国金牌选手中,唯一一位有正式工作的业余运动员。这是个巧合,赵蕾参加的软式网球是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地方专业队不重视,而赵蕾本人又具有一定实力,因此有机会进入了赛前临时组建的软式网球国家队,成就传奇。在国外,这样可以拿金牌的非职业运动员普遍存在,但在中国,如果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不改革,赵蕾可能仍只是唯一一个。

被迫中断专业运动员发展

不满7岁那年,赵蕾开始学游泳,可学了一年她还是不敢往下跳。父亲找到教练,问自己的孩子学游泳到底会不会有作为。教练答,孩子的身材不够高,只能练练当业余爱好。“那就不游了,以后掉到水里淹不着就行。”父亲对赵蕾说。

赵家没出过专业运动员,也不爱好体育,送赵蕾学游泳,多是出于“青岛的孩子哪能不会水”的想法。

二年级,有网球教练到青岛市南京路小学招生,挑中了班上4名学生,赵蕾是其中之一。那时的她还不知道网球是什么,父亲说:“那就去吧。锻炼身体。”

那是1997年,在中国了解网球运动的人并不多,现已消失的青岛元真俱乐部招收了赵蕾他们,多是类似少年宫舞蹈班的性质。每个孩子一个月交三百块钱便可以练球。赵蕾是班上4人中唯一报名的。

学员们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每天跑5000米。练了一年后,一次在青岛举行全国范围的短式网球赛(儿童打基础的网球赛,场地小、拍子小、用海绵球),赵蕾和队友配合双打得了个第五。

从此俱乐部更重视了,老师也同意赵蕾下午不上课,专心练球。教练要求更严,队员练不好时,教练会打人。“被打怕了。训练量也特别大,我受不了了。”赵蕾回忆说。

赵蕾跪在爸爸面前,坚决不再练了。父亲说:“不行。”妈妈、爷爷奶奶都希望赵蕾好好上学。一段日子里,家长们为了赵蕾的去和留吵得很厉害。

在俱乐部学了快三年,1999年赵蕾被调入青岛市网球队,开始向专业运动员发展。而上初中后,学校要求赵蕾下午必须上完课才能去练球。课业压力又大,练完球常常到晚上十二点作业都做不完,赵蕾只好早起到学校做作业,学习成绩也随之下降。

因为当时青岛网球运动队水平不高,初二那年,队友都逐渐离开青岛,到外地省市队发展。“途中换了很多教练,来什么教练就跟什么教练。我其实也想走。”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家里供不起。”

当时年轻网球选手每年可以参加12站比赛,费用须自理,每一站约花三四千元,只有进入前八名,运动队才可报销一半费用。一年三四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是不小的开销。另一方面,爷爷奶奶都不希望赵蕾把学习扔掉,“而进了专业队就完全不学习了”。

在犹豫中,2003年,山东体育学院的一名老师找到赵蕾,问她“想不想来上学,同时还可以练球”。老师是网球裁判长,常年执法山东的比赛,了解赵蕾的实力。家里人也觉得既能打球,还能拿个货真价实的大专文凭也不错。

让我多练一会儿

初二下学期,赵蕾就到了山东体育学院,就读网球专业。上午上课,下午练球。但比赛机会仍然少,于是老师带着他们转攻软式网球。

软式网球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日本,当时日本因不具备制作球和球拍的条件,就用橡胶球代替网球。软式网球的规则、场地、比赛方法和网球基本相同,1975年开始有了世界范围的比赛。

相比职业联赛发展成熟的网球,中国软式网球赛的参赛门槛较低,专业队练得少,水平也不高,大学生可以参加比赛,很快赵蕾就找到了对付专业选手的办法。2005年5月,赵蕾拿了全国单打第二、女双第二、混双第一。

时任国家队教练宾洲找到山东体育学院,调赵蕾到国家队集训。

2006年的全国比赛,赵蕾获女单第一名。国家队备战多哈亚运会的集训,教练开始向赵蕾倾斜。“全队围绕我一个人训练,对面三四个男队员一个角站一个,同时打我一个。”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没参加过任何国际大赛。队里对我期望很高,集训后期,我的想法就特别多,做梦就是自己拿了亚运会冠军会怎么样。”

“我在想,赢了以后应该摆个什么姿势。看电视里大满贯赢了,都是躺着的。”赵蕾回忆说。赵蕾最后拿了第六名,她将问题归结为,“当时很没有经验,连省队都没有待过,我就是个非专业的运动员。”

2010年4月,赵蕾再次被招入国家队集训备战广州亚运会,这时她已在青岛市香港路小学任教大半年。集训队20名队员中只有赵蕾一人有正式工作。在青岛,赵蕾没有教练、队友,没有所属运动队。国家队集训是她重新找回状态提高水平的唯一途径。从这个角度看,赵蕾并非是完全的业余选手。国家队遇大赛才集训,除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

赵蕾一天三练,晚上的训练是自己加的。她经常向教练提出,自己哪方面还不行,想练练。她觉得相比其他队友“我对集训有一种渴望。我费那么大力气来集训,学校地方也协调了很久,我知道我要干什么”。赵蕾说,“多哈亚运集训快结束时,我想赶紧打吧,打完回家。这次我一直想的是时间不够了,想多练一会儿,但队友们的想法和我在前次集训一样。”

孩子们的老师

广州亚运软式网球的金牌上有个牙印,是孩子们争相围拢看金牌时留下的。“应该是男孩,孩子们非要咬一下。”赵蕾说。

亚运夺金之后,香港路小学的孩子们写作文、出黑板报都是关于“赵蕾老师”的,“现在都不叫赵老师了,都喊赵蕾老师”。

青岛市香港路小学有60多名教师,21岁的赵蕾最年轻。

练广播操、写教案、准备公开课,赵蕾彻底告别了运动队那种“拼命练,练完就睡”的生活。但参加亚运会的念头并没有放下,无法保证正常训练,赵蕾就每天找人打网球保持身体状态。

“他们(专业运动员)比较有局限性,每天都只是训练,社会交际少,还要考虑以后的工作。我的社会交际经历比他们更早,我感觉对打球有影响。”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广州亚运会前,赵蕾还是特别紧张,与在多哈不同的是,她做了很多针对性准备,比如遇到哪个对手应该怎么打。“现在工作了,自己是为了一个梦想去拼的。”在广州期间赵蕾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届了,哪个工作也不会让你一次出去半年吧。”她想赢,但这种渴望和4年前区别很大。

比赛结束后,赵蕾赶回学校,同事为她代课半年,她实在过意不去。亚运集训期间,香港路小学新招入两名体育老师。

和所有冠军一样,赵蕾回乡后也不断出席各种表彰、报告会,学校安排赵蕾近期不用上课,安心准备各种活动,对于这所校龄不足10年的小学来说,赵蕾已经成为学校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软式网球的比赛基本没有奖金,集训队除了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国家队遇大赛才集训,地方基本没有专业队,“无处可去”的赵蕾只能先找工作。而这恰恰成就了赵蕾“业余运动员”的身份。如果哪天项目进入奥运会,只怕“赵蕾模式运动员”也将消失。

明年3月的日本杯软式网球赛,赵蕾希望去,但国家队是否需要、是否会影响学校教学,都是她要考虑的。

“自从我拿了成绩,孩子们明显地听话了。以前孩子犯错要说好多遍,现在喊一遍就行了。”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不知道会不会他们习惯了就又皮了。”她指着学校的篮球场,想将这里改成同时能练网球的场地,带着孩子们练,毕竟软式网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这样,也使这个亚运冠军老师的风采不仅仅停留在作文里。

2010·公益

2010 年10 月25 日,台风“鲇鱼”过后,在台湾宜兰县赈灾现场,慈济的义工们协助受灾民众打扫家园   慈济基金会:推开大陆慈善之门

进入大陆的第20年,2010年8月,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终于在苏州正式挂牌,成为大陆第一家合法成立的境外非营利事业组织

获奖理由★

自从20年前因救援华东水灾进入中国大陆,慈济基金会始终坚持“不谈政治,不做宣传,不刻意传教”的理念,从未停止行善的脚步,终于在今年获得在大陆的正式挂牌。20年里,它不仅为大陆送来房屋、学校和水窑,更带来了友爱,带来了先进的慈善理念。

简介:

慈济慈善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1966年于台湾花莲创办,是台湾乃至全球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在岛内外备受尊重。目前,它在全球拥有500多万名固定捐助者,5万多名“慈诚”“委员”等资深志工及数百万志工,援建项目遍布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言论:

“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回望慈济基金会在大陆20年的历程。

本刊记者/崔晓火

一年将尽,曾云姬的日程更加密集了,她正为慈济慈善基金会北京联络处的筹备奔波。

自从1998年在北京成为慈济基金会的志工,曾云姬一边经营自己的教育机构,一边负责组织基金会在北京地区的慈善活动。多年来,她经常与百余位基金会志愿者一起往返北京和河北涞源、易县贫困村之间发放生活必需品,还曾在第一时间到汶川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达21天。

曾云姬发现,大陆民众的慈善意识正在增强。现在,基金会每周组织的慈善活动中,前来协助的队伍里有一半是北京普通民众。尽管他们并非慈济基金会登记在录的志工,要自付旅费,但这些北京志愿者也愉快地作为临时志愿者参与其中。

“大陆慈善环境的改善是明显的,但不代表慈善活动已经开展得十分普遍。”这位加入慈济12年的资深志工说。“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把慈善作为个人第二份事业的‘志工’,而不是仅为大型活动临时组织的‘志愿者’。”

好事多磨

从参与1991年华东水灾救援起,先后有数万名台湾志工,从位于花莲的慈济基金会总部赶往大陆数十个省份的落后地区,在海峡两岸长年奔波、无偿参与当地的慈济支援项目,其中许多都是像曾云姬一样的台商志工。

经过20年的努力与坚持,今年8月20日,在苏州,大陆方面终于正式为慈济基金会举行了挂牌仪式。目前,慈济已在台商聚集的苏州设立了联络处,而北京和厦门联络处也正在筹备中。

实际上,基金会的“落户”计划早在2008年就获得了批准。不巧的是,正赶上汶川地震刚刚发生,慈济没有闲暇顾及形式上的挂牌,而是大规模地投入到了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两年来,基金会在成都、德阳、绵阳、雅安等市援建了13所学校、幼儿园和一座近百户的灾民新村。就在挂牌的前两个月,台湾慈济又与德阳什邡市签约,投资建设环保科技园项目,协助当地经济重建。

回忆起20年来在大陆的推进历程,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出八个字:“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

20年前,慈济刚刚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时,上海的慈济委员邱玉芬形容是如“在水泥地上播种”一样难,甚至曾有年轻人告诉这位来自台湾桃园县的资深志工:“慈善是资本家对内心不安的反省。”

1991年,华东五省遭遇严重洪灾,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受灾,民政部首次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这一年,也恰逢慈济启动海外救援。

慈济很希望能为大陆赈灾尽些力量。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在深思熟虑后,请王端正副总执行长代表基金会拜访了时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马英九非常赞同慈济的善良愿望,同时认为,在两岸政治隔阂之时,通过民间形式增进沟通,“陆委会”“乐观其成”,并同意提供批文。

为了能够与大陆语境对应,带着批文前往北京时,王端正还特意琢磨出符合大陆官员习惯的汇报方式,即“一个目的,两个原则,三个不为,四类物资,五种协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谈政治,不搞宣传,不刻意传教”的“三个不为”,这也恰恰成为慈济打动大陆各级政府的准则,并坚持至今。

实际上,慈济秉持的“大爱”理念,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跨越了国界、种族、宗教的界限,即使在台湾岛内,蓝绿阵营对慈济理念也鲜有质疑。

但是在与大陆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接触时,志工们还是遇到了真正的挑战。各级官员对来自台湾的这个带有佛教背景的团体仍有顾虑,加上当时对慈善事业程序的陌生,以及畏惧慈善可能带来负面新闻,慈济志工与当地官员和百姓常常产生摩擦,甚至还有地方官员指责慈济志工总是挂在口边的“感恩”和礼仪是虚伪。

常年参与苏北地区扶贫活动的慈济委员胡蔡安回忆说,他曾深切感受到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迟疑”:地方官员总是设法避免志工们走进特困户的家,仿佛接受帮助是件丢人的事儿。

慈善应来自民间

但在资深志工胡蔡安看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民众,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洗礼后,都对慈善产生了积极的认识。他认为,《慈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华慈善奖”颁发等一系列政府行为,都明确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

“国家层面重不重视,这一点十分重要。”胡蔡安说。但在他个人看来,如今几乎过多依靠的政府主导的慈善趋势也应该得到改善。

“国家办的慈善活动规模、影响很大,但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力更大,更能遍地开花。根据海外的经验,慈善这件事的确是民间自发的形式更具有活力,所以需要更多民间参与,甚至要由民间主办,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

事实上,慈济自身的发展正是这一理念的良好诠释。1966年,慈济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创立。最初,只是证严法师带领六名弟子,靠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来募捐,接下来,是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五角钱,投入竹筒里,培养一点一滴行善的习惯。44年之后,慈济完全依靠民间自发的参与,不仅逐渐壮大,而且发展得更为多元,成为一家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志业,以及骨髓捐赠、环保、社区、国际赈灾等八项慈善工作于一身的全球最大华人民间慈善机构。

大陆方面似乎也进一步意识到了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2004年6月1日,修改后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取代了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机构首次得到了中国法律的认可,大陆对于基金会的设立主体不再有国别、地域的限制。慈济基金会也因此获得了官方注册的许可。

但慈济仍是特殊的。由于创始人证严法师的佛教背景,基金会目前在大陆的主管单位为国家宗教局而非民政部。但国家宗教局已承诺不会干预基金会的正当慈善活动。

现在,慈济志工继续在汶川震区继续参与三年重建计划。从震后第三天至今,先后已有1.2万人次志工赴川赈灾,各类重建项目援助资金预计将近5亿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仍然在为甘肃靖远、东乡等地百万人口修建水窖等抗旱设施,并为贵州罗甸、紫云、花溪等地的村民进行生态移民。

2011年,他们还将在福建顺昌洋口镇建起“大爱村”,为400多户在今夏洪水中受灾的农户重筑家园,这个项目仅当前的预算就接近5000万元人民币。

慈济基金会慈善活动的常态化和专业性,也吸引了不少大陆民众。

北京志愿者马志颖便是其中之一。五年来,她在外企工作之余,坚持每个周末与北京的志愿者们一同前往河北扶贫。和许多北京的志愿者一样,她不仅参加慈济基金会的活动,还参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

“我身边有一大批这样乐意投入公益事业的朋友,无论参加哪个慈善组织,都是同样的付出。”马志颖说。不过,她强调:对于志愿者来说,慈善活动是否专业持久、善款使用透明与否,是决定参与度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陆法律虽然已允许境外慈善基金会注册,但并未许可在当地招募全职志工和募款的资格。对于慈济基金会,这就造成在大陆使用的善款必须从海外地区调配,无法形成 “取之当地、用之当地”的善款良性循环。

不过,王端正仍然对在慈济基金会在大陆进一步开放运作的前景有信心。他表示,这一切,都可能在不远将来得到解决。

“随着更多个案在大陆成功,我们相信更多的慈善愿景会在大陆逐步实现。”王端正表示。★

陈光标获奖理由★

他多年蝉联“中国首善”的称号,如今累计捐赠的款物价值已超过14亿元。在今年的玉树地震、西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大灾中,他再伸援手。他行为高调,但他相信自己的张扬会影响和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尽管争议不断,但在中国的慈善界,他做的实事有目共睹。

人物简介:

陈光标,42岁,江苏泗洪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第十届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常委。曾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续四年荣获“中华慈善奖”,被称为“中国首善”。

言论:

“我就要高调做善事,如果你不服你来做,你来和我争‘中国首善’这个称号。”

陈光标爱荣誉

他热衷上杂志封面,从今年年初的垒“人民币墙”到“巴比晚宴”的裸捐,种种行为被人解读为作秀,但他认为,自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带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本刊记者 /刘子倩

陈光标很高调,不像是一个企业家。

与其他企业家名片上只留办公电话不同,陈光标从不隐匿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并主动告诉别人他那两个充满个性的有六位同一数字的手机号码。采访陈光标因此也不是难事,无须通过秘书,抓起电话拨号即可享受直达待遇。

陈光标已记不清接受过多少次采访,但对于自己的成绩和荣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今年捐了2.37亿元,占公司净利润的50%。“现在我有荣誉证书1700本,锦旗3000面,哈达上万条。”

希望更多的人用真金白银来作秀

“陈光标最爱荣誉了。”和著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对自己的称呼方式一样,陈光标爱用“陈光标”称呼自己。

在他北京住宅的客厅里,他自己集结成册的媒体报道集俯拾皆是,其中一本“裸捐”的媒体剪报合集最厚,还分成上下两册;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着李连杰、王传福、熊光楷等各界翘楚的名片,桌上摆着两只印有“中央纪委”字样的白色茶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陈光标的慈善短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灾区与其握手交谈是其中最重要片段。

陈光标的高调很出名。今年1月23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里,陈光标以10万元为一捆“砌”了一座3300万元的“人民币墙”。这些是他准备在2010年春节给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发放的红包钱。

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当天,陈光标耗资20万元,在《人民日报》以两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2009年的“特殊成绩单”》专题报道。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用这种方式会给官员一定的压力,让他们也想一想,这一年里给百姓做了哪些实事,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陈光标的眼中,他的高调会让更多人关心、关注慈善,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的队伍中来,同时也是给富人压力。“本来感觉他多有钱,理直气壮的,现在炫不起来了,再炫你像陈光标那样捐啊。他们有压力,看我这今天捐明天也捐,他吹不起来了。”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今年9月5日,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公布了一封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信。信中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此信的起因是,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拟共同访华,并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此前,二人曾在美国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因此“巴比”的中国之行,也曾被解读为“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而让中国富人感到压力。

“中国富人需要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富人来制造一些压力,然后将压力转化成做慈善的动力。”陈光标说,“虽然盖茨、巴菲特这次来不会劝捐,但我已经准备好主动回应他们,向他们承诺捐款,会在见面时把自己的承诺书交给他们。”

与大部分企业家婉拒晚宴或低调回应相比,陈光标依旧保持高调,他是所有赴宴的人中唯一进入宴会前接受采访、并在宴会后也面对媒体的富豪。

他还对“巴比”提出,希望二位能把他推荐到世界上最好的慈善学校学习,并想去美国设慈善宴会。

就这样,会客厅的茶几玻璃板下,又多了一张陈光标与比尔·盖茨的合影,以及“巴比”晚宴的邀请函。更进一步的收获是,“中国首善”之外,陈光标又多了个“中国祼捐第一人”的头衔。

质疑作秀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陈光标不在乎:“我做了十年慈善,有七年都被人家说是作秀。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来学作秀,跟我学拿真金白银来作秀,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他的方式或许真的有效。裸捐事件之后,一些企业家见到他时也表示要祼捐。每遇此景,陈光标都会盯着人家问:“你有多少资产?”晚上回到家再把数字记在小本上。“到现在为止,企业家向我口头承诺裸捐的总额已达3000亿。”

陈光标认为,统计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姿态,是唤醒人们的良知、道德感和尊严感。“如果还有人盯着我裸捐多少钱,这说明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提高。”他补充说,有人曾建议他成立基金会,但他觉得,走基金会之路太慢,目前中国需要的,是能拉动慈善这辆列车的火车头,是榜样式人物。

“那就是陈光标。”他对自己的作用似乎非常满意:“因为陈光标的大力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进步了几十年。”

今年9月,他注册了微博。短短数月,便两次引起轰动。一次,他表示将骑车上下班——虽然作为董事长,他几乎不用上班——若网友发现其乘车,一次奖励一万元。另一次,他将与央视某女主持人一起骑车的照片发上微博,请网友指出主持的名字,并为前十名向其指定的学校捐赠5台教学电脑。

“仅用了三分钟,我就输掉了50台电脑。”他当然不觉得是“输”,网友的积极参与似乎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被关注的快乐。

“首善”也有苦恼

但陈光标在生活中却未如此大方。他说自己消费不高,一块五毛钱的肉丝面就能填饱肚子,从来没去过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房。采访中,他不慎摔碎了那个“中央纪委”的茶杯盖,他盯着碎片,啧啧叹息。当然,他在中国房价最高的几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房产,北京的坐驾是一辆宝马X5,这些是不能算在消费里面的。

这个自认为是中国慈善火车头的人偶尔也会觉得有点独孤求败。“不能今年首善是陈光标,明年还是,要有人接替。”他说他幻想着中国出现三五百个“陈光标”的时代。“那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时间都会提前好几年。”

议论陈光标的慈善是否作秀之余,人们不免也会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首善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企业,陈光标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陈光标从1997年开始做企业,最初经营一家电子医疗器械公司。2003年,他投身环保产业,成立了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专业拆除公司,专业从事可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和再利用。他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赚钱最难的企业家,“比吃屎都难”。他说,因自己不遵守潜规则,95%的业务都是二手的,没有直接从政府拿过超一万块钱的生意。

“说一分钱没送也不客观,一般也送领导两瓶酒、两条烟或一条领带。”陈光标以此表示自己的坦诚。

但据他说,从1998年到2007年,每年都有相关部门查他的企业。这让他很伤心。在他看来,这就是没有遵循潜规则的结果。“幸亏我的公司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否则我早就进去了。”陈光标说,可能因为他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捐赠行为,2008年和2009年都没有查,但听说今年又要来。”他眉头紧锁,“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谁来保护陈光标?”

“首善”也有苦恼。他说,他在南京投资1.3亿修建防灾减灾培训中心,免费对市民进行灾害避险自救的培训,投入使用时想请领导剪彩,可连一个副区长都请不来。

苦恼还包括,他曾想在某大城市买几亩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但怎么努力都拿到不到一手地,只能买二手的。“为什么拿不到地?” 陈光标向空气中打了个响指,“还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商人的苦恼最后都通过慈善的荣誉抵消了。最近,他又荣获“CCTV中国年度品牌奖”和“北京市孝星”的称号。他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把这些荣誉晒了出去,并附上领奖的照片:平头,精致的西装,微胖的面庞满是笑容。

陈光标毫不掩饰对荣誉和宣传的向往。他说,上小学时,如果表现好而老师没有奖励他小红星,放学后他就会到老师家去吃饭,以示抗议。

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出题:如果面前放着两亿人民币和一本荣誉证书,你会选什么?“我宁愿选证书。”斩钉截铁的回答后,他还会替不知如何作答的人选择:“你肯定会选人民币。”

眼下,陈光标已开始计划明年的慈善活动。他打算与300多名企业家带上一亿多现金,去为莫拉克台风中受灾的台湾特困同胞发红包。不管社会上的议论如何,没人能否认,他的确屡屡把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放到需要的人手里去了。

2011年,陈光标注定继续高调。这位喜欢被媒体报道,热衷上杂志封面焦点人物,对于质疑将继续不以为然。“中国的慈善,怎么做都不为过。我就是坚持自己的特点,把有限的善款通过媒体的宣传达到无限的效果。”   ★

黄福荣提名理由★

一个香港青年,带着简单向善的愿望,来到内地中西部偏远之地,为了帮助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下社会,即使是追逐财富和安逸生活大行其道的时候,他的行为提示我们,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做力所能及的善举。他是一个货车司机,很平凡,但有不平凡的人格。

人物简介:黄福荣,生于1964年7月6日,香港居民,原是一名集装箱货车司机,2002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做慈善工作。2010年4月14日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他本已经脱险,但返回孤儿院抢救三名孤儿和一名教师后,在余震中不幸遇难。

言论“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的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慈悲阿福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本刊记者 / 刘炎迅

在香港义工黄福荣曾经工作过的玉树慈行喜愿会里,朋友们都叫他阿福。

会长木兰是这个组织里少有的会汉语的。11月22日这天,记者打电话过去,木兰正在乡下为孩子们忙碌着。

提起阿福,木兰唏嘘不已。

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那天,在慈行喜愿会孤儿院里,是黄福荣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从教室里面逃了出来。但很快,他发现废墟下还掩埋着三个孩子和一名老师,立即又一次冲进了废墟。就在这时,6.3级的余震来了。

烟尘四起,阿福没有能从废墟里出来。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我是货车司机,没有很多钱来捐助同胞,就来出份力。”黄福荣说。

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次到了一个陌生之地,他总会如此介绍自己。

阿福祖籍广东鹤山,五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四。中学毕业后,曾入伙一家运输公司,后来单干,开一辆货柜车谋生。家里人不叫他“阿福”,因为家中男丁都是福字辈,他们叫他阿荣。

他去的多是内地中西部小县城,这些地方,一向闭塞,交通不便,各自生长在熟人社会,往往对这个满嘴港味的青年心存戒备。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当地人就会明白,眼前这个消瘦的高眉骨深眼窝的青年,是个好人。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然后,这个阿福,就不再是香港人阿荣,而是某个县城某个村里的阿福。挑水、劈柴、送药、陪老人闲聊、与孩童游戏,他乐得其所。

初见他的人,很少会知道,他是个病人,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需打胰岛素。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这是个热爱公益的英雄,他说过:“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但是,他的姐姐黄月秀却说:“我比较抗拒‘英雄’这个字眼,阿荣不过在做想做的事情而已,很简单,不要拔高。”

“是什么推动阿福做这些事?我想是爸爸的教导,他在朋辈及乡里之间落力及尽心助人的榜样,一定自小已经在我们心中植根;他常说,国内人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能住,不能吃?因此,我们各姐弟自小已能极为弹性地接受不同的生活条件。”黄月秀说。

博客里,阿福用“傻人有傻福”来称呼自己。从他的日记能看出,他享受行走和助人的过程,见每一个人,帮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是福。

有人说,这是个把自己低入尘埃的人才有的心态。

2001年5月,37岁的阿福在内地旅游时,无意中看到一本书《挑战死亡——白血红心走天涯》,书的作者是一名陆军少校,叫隋继国,自述了自己先后患脑癌和白血病之后,骑自行车走遍中国,为无偿捐献骨髓作宣传的经历。

阿福联系出版社,找到隋继国。两个身患疾病的人,很快聊在一起,成了好兄弟。彼时,隋继国从北京至深圳的“徒步走神州义务宣传骨髓捐献”已到后半程,阿福坚持加入,一起走。

“如果明天就死去,今天能留下遗憾吗?”那时的阿福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是年7月1日,他们走到深圳罗湖关那一刻,阿福觉得“充满了神圣感”。

2002年1月1日,阿福决定再次徒步宣传,为香港与内地的血癌病人筹款,从香港尖沙咀出发,“行路上北京”,他的口号是:“敬重生命,善待人生。”

此时,隋继国已病重得无法行走,阿福便独自上路。历时半年,行毕全程2800公里。姐姐黄月秀说:“我们一家人,连同刚刚学步的孩子,与他浩浩荡荡地一起走完卢沟桥至北京市的最后一段路。”

然后,黄福荣将自己仅有的12万元存款拿出来,全部捐给了中华骨髓库,并担任了中华骨髓库的形象大使。瞬时,媒体和荣誉纷至沓来。

但黄福荣并没因出名而高兴。

没多久,隋继国离世,又有几位朋友因筹不足药费医治白血病而去世,他颇受打击,再加上糖尿病需要定时用药,这些都让他觉得“事事不顺心”。直至他听从姐姐的劝说,开始练太极拳,身体慢慢好些,也有了新朋友,才不那么消极。

汶川,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2008年,汶川地震。

阿福给朋友写信:“每天看到新闻都在哭,晚上根本睡不着,有时闭上眼就好像看到很多人希望有人可帮到他们。”

此时的黄福荣,除了糖尿病,还患上了肺结核。他要去汶川,家人都来劝阻,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阿福还是出发了,依旧一个人。

2008年5月31日,阿福到了成都,当上了抗震救灾志愿者。

在什邡洛水镇,阿福交了很多志愿者朋友,其中一个叫牟强锋,他对牟说:“我千方百计地来到这里,就是想为灾区服务的,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牟强锋觉得这人很逗,便开玩笑地说:“没事儿,你跟着我,活都让你做。”

在灾区,阿福情绪很差,话不多,给人木讷之感。但沉默的青年不闲着,在洛水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为废墟下早殇的孩子们上香。

因为患病,因为看了太多病友离去,他很敏感,也多思,且忧郁。他把自己看得很低,总说自己是“无用的人”。

“这一大班好友、兄弟使我的人生中充满了一点点的光辉,也是因为认识这么多的好人,推动着我继续为有需要的人尽我每一分一毫的力量……也希望上天给我多些时间,让我可以用这无用的躯体再去帮更多的人。”阿福说。

在灾区,当地的志愿者大姐给他写信,和他交流经验,他每次看着信,都会流泪,身边的人说,这个不说话的青年其实很脆弱。

他也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这么辛苦的路途中我遇到这些好人,加上在路上看到很多小孩对着我们的车队挥手,什么辛苦也忘记了。”他这样在日记里写道:“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地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玉树,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

四川地震后,阿福参与了国内一些民间团体及个人自发的灾后支持工作,比如在什邡帮忙重建图书馆和寺庙。这些志愿者活动,也让他重拾以往的干劲及热诚。这期间,阿福结识了西部爱心公益网的朋友,开始对玉树等地有了了解,便想去那里做点事。他与朋友辞行:“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刚好这段时间有假期,去两个月,扶贫。”

2010年3月29日,阿福再一次离开香港,这一次他要做的工作,是到青海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当义工。离开香港前,黄福荣特意和全家人一起吃了早茶。他显得很兴奋,告诉三姐黄月秀:“我要去的那家孤儿院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玉树是三江之源,很美!”姐姐回忆,最后一次和阿福通电话时,他已经到了兰州,仍未出发去青海。他和姐姐还商量,如何把收集好的衣物和大姐做的40多个书包寄到玉树。

4月8日,黄福荣到达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孤儿院秘书长阿周回忆说,初见阿福,他背着大包,靠在墙角边休息,便上前开玩笑:“咱们都姓阿,缘分啊。”

第6天,地震来了。

后面的故事,被媒体一遍遍报道,但阿福自己已看不到了。

与他生前努力保持的低调不同,在香港举办的公祭会上,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交部驻港特派员以及驻港部队司令员纷纷到场鞠躬致哀,逾千香港市民在门外排队等候,要向这个46年的不平凡的生命致敬。

阿福家人后来发起了“黄福荣传爱基金” 用于帮助内地伤困人群,众多热心港人响应并捐款;很多香港大中学生,在阿福精神的感召下,自发组成“阿福义工队”,去传承阿福未竟的事业;至今,仍有许多人点进黄福荣生前的博客——“傻人有傻福的空间”,留下纪念他的文字。

香港特首曾荫权说,阿福的网名让他想起《圣经·马太福音》里的话:“慈悲的人有福了。”  ★

2010 年12 月6 日,李星路与玉树地震孤儿们。提名理由★

玉树地震后,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李星陆迅速通过网络爱心征集、网友志愿接力的方式,将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接到北京生活至今。一个人做一些善事,救助几个孩子并不罕见,但李星陆在七年的坚持中,好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亲人、朋友、同事等两百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并在更多人心中埋下慈善的种子。

人物简介:

李星陆,1968年生于辽宁鞍山,北京里维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海省玉树州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曾就读于丹东大学(后退学)、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起开始从事慈善事业,2010年在则热大爱公益团队基础上参加发起成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

言论:

“是孩子们在慈善我,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恩人。我自己内心每一天都在想他们的变化,想他们是在回馈我,温暖我。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我的好意,我去哪里奉献我自己呢?我遇到了他们,他们给了我机会。”

李星陆:守护玉树孤儿

七年了,李星陆只有一项“事业”:为青海玉树的藏区孤儿找到一个家

本刊记者/陈薇

“妈咪!妈咪!”12月的一天傍晚,当李星陆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教育机构时,一群刚下课的孩子们笑着叫着,冲进她的怀里。

对每个孩子,她都会微笑着注视几秒。

“如果你看了一个孩子,那么其他的孩子你也都要看到”,李星陆体贴着孩子的敏感,“因为孩子会记得。如果你没有看,她(他)可能就会受伤。”

他们都是玉树孤儿。地震前,他们的“家”是李星陆参与创办的、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的则热福利院。福利院在地震中损毁后,她将无人投靠的15名孩子接到北京,首先安置在一处度假村里,之后来到市区内这家愿意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里上课。

来京7个月,孩子们的变化让她欣喜。个子又长高了,说话时开始抬头了,能对着陌生人善意的眼神微笑了。离开大楼时,他们大声向保安说“谢谢”,排着队伍等着和她吻别。

“对于生活,我已经想得透透的了。它在我的面前,与慈善是一体的。”

奢侈品成了羞耻品

尽管只有42岁,李星陆却已经亲身经历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生。35岁以前,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生的“负意义者”。歇斯底里、自大疯狂、贪心无度,一个亲妹妹见了都吓得哆嗦的女人。35岁以后,她被朋友们形容为“脱胎换骨”。美好、高尚、典范,这些曾经最不可能出现的词语被安到她的身上。

变化发生在35岁那年的西北之行。在第一次进入青海藏区以前,李星陆甚至从来不曾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入睡。或者家人,或者保姆,绝不让她孤单。她还有洁癖,有时很难跟陌生人同桌吃饭。

这些恐惧,被青海高原上“如同世界尽头般”的美景驱散。“秋日的午后,草原的芳香在阳光下淡淡地飘送,金黄色的青稞在山岭那一边的红叶间编织起迷人的彩带”,她在一篇随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然而,她的泪水却不够用了,她看到藏民们将捡来的方便面盒一次又一次地洗干净了再用,一家七口人的年收入只有1200块。即便如此贫寒,淳朴的乡亲们还是将她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招待,给她珍藏的食物——一碗酸奶。

“人怎么能那么苦难呢?”围绕着李星陆的个人世界似乎就在一瞬间坍塌。要知道,她的生活一直与苦难无关。

她出生于辽宁鞍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所在的鞍山钢铁公司享受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红火与富足。长大后,她在北京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策划人,1998年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承接一些舞剧演出和其他文化项目,生活自此无忧。

李星陆从小爱美。上小学时,向爸妈说声“我上学去了、再见”之后,她转身就到卫生间里把喇叭裤换上,再把肥裤子塞到门口的菜篮子里。成为“比大多数人都有钱”的人之后,她一度将爱美天性发挥到极致。在还没有信用卡的年代,她将储蓄卡带到香港“刷爆”,“连下个星期的方便面钱都不剩”。十几万块的手表,几万块的钻石,全是取悦自我的礼物。

“这些奢侈品,在面对高原孤儿的那一刻,顿时变成了羞耻品。心从没有过的疼,与生俱来的悲悯和善良在那一刻显得苍白无力”,在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医院的高原部落,这位都市享乐主义者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挑战。

她看到有家的孩子们都穿着大人的衣服。而那些无人照顾的孤儿,有的被铁链拴着脚、链子陷进皮肉里去,或是饿得没有力气、只能睡在地上。他们头发凌乱,有着苍凉而渴望的眼神。“震动、震撼,我才知道我要救谁了。”李星陆说。

从青海回来后,李星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之前她和丈夫租住在酒店,一个月6万块——一天的租金就抵得过高原上那户人家一年的费用。她还宣布,要和当地活佛则热仁波切一起,建立一所儿童福利院。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亲朋好友们只是怀疑与好奇,想知道这个喜新厌旧的有钱女老板会“玩”到什么时候撒手不干。

只有李星陆自己才真正明白青海之行对她的意义。其时,她厌倦了自己成为自己的重复,渐渐陷入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当一个人想玩的都能玩到,想要的都能要到,那个时候就会越来越质疑,生活中每一个细小事情的终极意义”。

她再次走进青海,开始了对藏族孤儿的寻访。

“野孩子”的“妈咪”

到2005年则热福利院建成、2006年起正式接收孤儿时,被李星陆“捡”回来的孩子,都曾是高原上的流浪儿、乞丐或童工。“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阴影,刚来的时候表现更多的是暴力、犹豫、怯懦、自私。”

一开始,他们讨厌这个将他们“束缚”住的福利院。他们分帮结伙地打架,女孩把对方的衣服剪成碎条;他们在深夜翻墙逃跑,宁可去翻垃圾,也不吃福利院的干净食物……这是一群放养在草原上的“野孩子”。

然而,李星陆从来不觉得他们有多坏,因为她自己小时候“也是淋漓尽致的坏”,打架、逃学、不听话,天性叛逆。然而,父母还给了她另一个似乎矛盾的评价,“心肠出奇地好”。

她攒钱买冰棍,自己不吃,要给隔壁穷孩子;每天帮最小的妹妹打扫班级卫生,把作业本撕碎了帮妹妹生火,就是为了让她在班里不被欺负。

李星陆相信“顽劣孩子的内心可能都是非常真诚善良的。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好坏,所以在试探大人的底线”。

她也被这些孩子试探着。有一个男生常常故意问她:“妈咪,我叫什么名字?”这个男生最让李星陆心疼。他身上有几大块疤,是在流浪时被别人剜掉皮肉后愈合的伤口。直到现在,阴天下雨还会隐隐作疼。他特别爱打架,也特别会打架,在福利院里打成了老大后还在学校里为院里其他孩子出头。

到北京后,李星陆带孩子们去游乐园。其他孩子都玩一种叫做激流勇进的游戏,偏偏这个男生不敢,“他说我害怕”。

“你一下就知道这个孩子的爱打架、会打架不过是因为自己胆小,他所有的煎熬是来源于他的恐惧”,李星陆的泪水瞬间充盈眼眶,“你要是不跟孩子们在一起,你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

地震前,李星陆每年夏天都到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住上一两个月。他们到北京后,她有了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谁种的花儿开了?或者,小芽长大了?”李星陆将孩子们一大一小地编组,发给牵牛花、鸡蛋花的种子来养。她带孩子们参观北京、参加志愿者活动;她不允许孩子接近那些将来回到玉树后不会有的东西,比如可乐等饮料。

“那么多孤儿,你保护得过来吗?”那些意外于她能坚持这么久的好友们,曾经这样问。

这个问题确实让李星陆为难。成立5年来,则热福利院陆续收养过五六十位孩子,可这仍然是个微小的数字。寻访中,对那些有传染病的、亲戚不乐意送的孩子,除了留下一些药品和钱,她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今年,因为一个名叫卓玛的女孩,她甚至一度感到绝望。

从卓玛6岁起,李星陆便每年为她拍张照。镜头里,女孩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小美人,然而在今年夏天,才13岁的卓玛突然做了妈妈——孩子的父亲,竟是卓玛的继父。

“做慈善真的要过自己的关。在你看了太多的困苦之后,内心反而要平衡”,在艰难平复下来后,李星陆告诉自己、也回答朋友说:“先不想还有多少孩子没帮着,我能帮一个是一个。”

擦亮内心的“珠宝”

“我要当孤儿的妈妈。拉着他们的手,一起看刚圆(升)起来的月亮,在新下的雪地上踩脚印。”高中时的李星陆已在日记里这样幻想。她把这段话念给好朋友听,好朋友愣了半天说:“你钱从哪儿来?”

李星陆想了半天,“那就挣呗。”

25年后,她付出了文化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每年几十万至百万不等;她付出了7年的精力与健康,因为腰痛和其他一些病症,朋友偶尔会见她坐着轮椅行动……

然而,她说自己得到更多。比如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美国丈夫开玩笑说,这个老婆“买一赠一”,以前那个打起架来拿菜刀的火爆女人、现在这个在孩子们身边微笑的温婉女人,“两个都爱”。

她还得到一个两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丈夫、母亲、父亲、姐姐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她自己的朋友;为福利院做法律顾问、设计宣传册的……年纪最大的80多岁,小的只有五六岁。

一位美国朋友的女儿,捐出拍卖玩具的一千多块钱;同一栋写字楼的某公司老总,就在大堂等着她,塞给她沉甸甸的一笔钱;更多的志愿者们,送锅炉、送图书、送水果、送班车……

“太多意外的惊喜了”,李星陆形容这就像初恋的甜蜜,“初恋的甜蜜不持久,很快就在锅碗瓢盆中暴露了,但是帮助孤儿带来的甜蜜可重复可复制,我就一直在感恩和甜蜜里。”

“她能感动很多人,她的爱心能够凝聚很多人,”她的好友周春兰说,“她的这种力量来自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行动。看到她是那么坚定、祥和,就会让人觉得,和她一起走在这条道路当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与更多的人走在慈善这条道路上,在玉树地震后,李星陆体会得更加深刻。在为接孩子进京而进行的“网络爱心接力”过程中,开车进入玉树的、主动担当藏语翻译的、帮忙买火车票的、接站的……很多网友的姓名,李星陆到现在也不知道。而在北京,天使妈妈基金、学而思教育集团、大旗网等机构,以及难以尽数的朋友,都在关心着孩子们。

李星陆曾经把慈善看成一种个人行为,不愿公开;得到如此多的厚爱后,她决定不再那么低调,考虑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公开筹募,以帮助更多孤儿。

今年8月9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会正在筹资扩建则热福利院,工程将在明年底完工,预计可以收养300名儿童,是地震前收养儿童的10倍。李星陆准备好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更多的朋友准备加入。

大旗网的一些员工,在救助福利院孩子们后,自发开办了公益频道,创立了爱心俱乐部,坚持参与社区环保、孤寡救助等活动。

这正是李星陆理解的善行,它并非是由她个人的影响力所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珠宝,蒙了尘,就看不出是什么了,跟石头没有区别。但有一天看到别人把珠宝亮出来,他(她)说‘我的心里也有珠宝啊’。于是把珠宝亮出来,擦亮了,璀璨了,世界就是这样美好起来的。”

2010·特别致敬

微博公民微博公民 

获奖理由★

2010年,你微博了吗?你“织围脖”?与其他形态的网络媒体一样,微博不但是中国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微博公民

本刊评论员/秋风

从网络媒体形态演进的角度看,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年”。

在中国,网络媒体对社会变化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加强,它的成长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事实上,处于社会变革的中国,在现代法律与政治架构的构建道路上,在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网络媒体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

在前行的路上,人们有过徘徊,有过挣扎,还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但作为个体的人们处于一种原子化生存状态,他们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存在赖以行动的社会载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中国社会日益进步,人们开始畅所欲言,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开放进步的中国应该之态。

在这样的时刻,互联网出现。

最早出现的是超级门户网站——在中国,门户网站就是新闻门户网站。人们于传统媒体之外,发现了新的新闻来源。接下来是BBS的迅速成长,在这里,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随后是博客的兴起,为平民写作提供了稳定的平台,不少普通人成为“公民记者”。

然后,微博登场了。

微博就是微博客,每条微博不能超过140字。正是这样的微型篇幅,让很多人具有了写作、表达的自信,也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上海大火之后,微博发出消息,代外地朋友向逝者送花,应者如云。正是通过微博的联动,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了火灾现场,祭上鲜花,这显示了一个城市市民共同体的自我构建。

“360大战QQ”和唐骏“学历门”,也正是因为微博的介入,让事件不断地接近事实的真相,让一些曾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的IT精英光环褪去。广州亚运会向世人展现着她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而正是微博的参与,为公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舆论监督的空间。

微博不仅仅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放大镜——它的互动性、强辐射力,赋予了这种民间直播以巨大的舆论力量。借助于电脑和移动上网设施,分处各地、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们迅速聚集,通过评论、通过转发来“围观”。大规模的围观引来新闻媒体、门户网站、BBS、博客的关注。网络上的虚拟围观,可以发展成为现实的围观。围观塑造舆论,由此,围观也就在现实世界中具有了力量。甚至可以说,围观改变中国。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地做一些事情。而互联网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虚拟世界中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互动的平台,让人们得以聚集。

在这里,议题无所不包,当然包括这个社会最为重大、也最为尖锐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思想议题。也正是在这里,真正意义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在中国形成了。

在一个虚拟空间中,具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们,构造了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或理性、或非理性,甚至还有着疯狂,但它是多元的,正因为多元性,才能确保充分的表达——“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走过了多少弯路才意识到捍卫对方话语权利的重要性。互不相识的人们相互培养公民意识,哪怕他们之间相互批评甚至彼此厌恶。

于是,平民意见领袖脱颖而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快速成长,并且大规模外溢到现实世界。

互联网——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这个新兴的媒体形态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均在于此。借助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工具,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们相互传播相对真实的现象,传达相对真实的意见,平等地交谈、辩论。公民社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育,根植于现实世界中。

当然,微博不是网络媒体技术的终点,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更有助于人们互动的工具随时可能出现。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状态从来不由技术手段决定,而是由人的公共精神之强度,以及具有公共精神的人的规模决定的。这种公共精神则缘于每个人内心的自觉。  ★

数字: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而在2010年,中国微博市场注册用户数量达7500万,同比2009年增长了837.5%。预测数据表明,中国微博市场的用户规模有望于2011年达到1.45亿,同比今年增长93.3%,接近翻番;而2012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2.4亿,同比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高达65.5%。

蔡定剑蔡定剑 

获奖理由★无论在全国人大任职还是在学校教书,蔡定剑都致力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事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与死神赛跑,真正做到了“至死方休”。

人物简介:蔡定剑,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2010年11月22日凌晨3:30因病逝世于北京。生前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著名法学家,曾供职于全国人大。著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等书。

言论: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蔡定剑的梦想,是把宪法从一个文本,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保障人权的程序和制度

本刊记者/申欣旺

11月26日,蔡定剑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那日清晨北京寒潮来袭,天气奇冷,但前来悼念的人群排成了长龙。四天前(11月22日凌晨3:30),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著名法学家带着遗憾因病辞别人世。

正好一个月前,在香山饭店3322房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蔡定剑长聊40分钟。期间他表示,“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不知道能否熬过这一关”。

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被透过百叶窗进来的秋阳照耀,明暗相间,显得有些伤感和落寞。而他的学术伙伴与助手刘晓楠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实际上那时他的病情已恶化并转移。组织10月26日在香山举行的“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他是从医院直接去的,此后再未公开露面。

在儿子蔡克蒙的眼里,父亲蔡定剑并不是一个淡泊生死的文人。“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

留恋人世乃人之常情,况且这世上还有他难以割舍的民主法治事业。他的同事方流芳教授说,蔡定剑先生的梦想,是把宪法从一个文本,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保障人权的程序和制度。

这一切与蔡定剑早年的坎坷经历有莫大关系,他从农村到入伍到后来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吃尽了苦头。蔡克蒙这样剖析父亲的心路历程,“他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

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身为全国人大官员的蔡定剑也正是缘于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同情,声援并支持了三博士上书。最终在社会各方的合力推动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对他的同事敬佩有加,他在追思文章中指出,蔡定剑与许多学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不仅仅满足于对现实政治的批评,还执著地参与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他将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等。

这种执著的践行精神令他的生前好友张乐伦不能忘却。她回忆说,在一次研讨会中,因接待出现失误招致抱怨,作为主办方的蔡定剑谈到组织项目之艰辛,情不自禁当众流泪,令与会者动容。

在半年前的一次交谈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蔡定剑患病后,去年冬天曾专门在郊区为其举办了几次研讨会。“不料此后他参加活动更多了,丝毫没有病人的感觉”。

现在回头去看,人们会发现蔡定剑是在与死神赛跑,他利用一切机会推动社会进步。

2010年1月,与张千帆共同主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

2010年1月2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作关于“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的报告;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谈选举法修改;

2010年4日9日,到上海闵行区调研乡镇人大预算监督;

2010年6月,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反就业歧视”媒体培训班上课;

2010年7月初,应邀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给受训官员讲课;

……

10月30日,蔡定剑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来电话,希望能深入报道10月26日的“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该次会议上,他讨论的主题是“规划的民主与公众参与”。在他看来,目前拆迁中民众权益被广泛损害,根源在于规划制定过程中,民众就被排斥在外。

在3月份的那次专访中,他严肃地指出,这两年有一股反民主的思潮在抬头。他针对各类反民主理论,就其中“民主可能带来腐败”“民主可能带来社会动荡”“我国公民素质不适合搞民主”等观点进行批驳。

辞世前,他留下关于这些问题总体思考的最后一本著作:《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他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评论说,这是一本有关民主启蒙的书。江平希望这本书,能教给中国人学会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步入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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