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是不靠票证能买到的。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去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在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在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做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做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它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 “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 “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越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邀请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等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论题重大，名家齐聚，这次论坛受到了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在会后，很多听众表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论题深刻、场面精彩的思想盛会。媒体也对论坛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们预期，这次论坛将对2008年各界纪念讨论 “中国改革三十年”以及未来的改革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让这次论坛的思想成果被更多的人了解、收藏，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本书时，除了请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演讲内容作了更细致的修订之外，我们还请每位经济学家自选一篇文章，反映其本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与判断，以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另外，我们还在每位学者文章之后，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推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作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我相信，对于关注中国改革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状况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作者：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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