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已成社会问题
3701 人阅读 日期：2011-08-23 17:19:44 作者/来源：新民周刊
跟自己有仇
有的话，说得越正确就越被抽。比如——
“人活着就是为了死”。
这话有错吗？人一下地，不就一步步地奔向死亡吗？人生，不就一帮人形的东西一路拉拉扯扯吵吵嚷嚷拳打脚踢地向坟墓走去？
但是，“呸”！你要微博公开扬言，你就是欠抽，鄙夷的口水把你淹死。
再比如，“人活着就是找死”。
这话有错了吗？我们宁可跟自己有仇地往肺里灌烟、往肝里灌酒、往肾里灌春、往胃里灌冰、灌毒、灌辣、灌油……工作超负荷，社交超应酬，明知食品毒化、环境恶化、职场奴化、生活焦化，却仍然执著这样的“现代生活”。但是，谁敢说我们“找死”，谁不是再次找抽吗。
跟自己有仇。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跟自己有仇。而且仇深似海。
记得已故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曾给笔者猜过一个谜：爪子紧紧而来，爪子松松而去——打一动物一生。
我猜了半天仍茫然。裘老笑笑说，如果你是助产师，一听就懂了，这是人啊，哪个婴儿出生时不是死死捏紧着拳头而来的，来狠狠抓一把啊；
结果抓到没有呢？
死的时候，请问哪只手不是彻底松开的呢？什么也没抓着。这叫“撒手西去”。
明白了这道理，再看看本期封面报道，想君一定“心有戚戚焉”。(主笔 胡展奋)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身体？
记者/陈 冰 实习生/刘晓蓝 王 祎
我想我之所以患上癌症，肯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累积的结果，但是健康真的很重要，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于娟
于娟，上海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海归，博士，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乳腺癌晚期患者。与癌症勇敢抗争一年多，用生命写下抗癌日记的勇敢母亲，终于2011年4月19日凌晨3时许走完了短短32年的人生旅程。
这不是一个老套的励志故事。一个年轻生命，在生死的边缘，用生命反思积劳成疾的生活细节，写下的 “买车买房买不来健康” 临终慨叹，足以给同样背负生活压力的我们敲响警钟。
就在于娟去世前后半年时间，记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一连串令人扼腕叹息的微博讣告——
2010年12月27日凌晨，《江西日报》某副刊编辑回家后猝死，才28岁，未婚，独子；2011年5月18日，央视财经频道资深编辑马云涛当天中午去世，年仅36岁，此前被诊出胃癌晚期；5月22日凌晨，《深圳晚报》出色的文艺记者黄蕾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0岁；5月29日，上海著名广播主持人，无数人记忆中的“上海之声”张培凌晨去世，半年前因骨头疼就诊时被查出患有肺癌的张培，今年不过55岁。6月6日凌晨，《西安日报》执行总编辑宋若虹突发心脏病辞世，年仅58岁……
6月25日，某知名媒体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政经部主任，该单位近日组织体检，查出5名癌症晚期，10名疑似癌症！医生结论是过于劳累所致。《羊城晚报》上海站负责人当晚回忆，比自己早一年毕业的师兄早早离开报社，前一阵约前同事吃饭，发现同一批进《深圳商报》的同事，有俩已经得癌症死了 。
7月3日，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发布微博：今天最悲痛的消息是：我多年的兄弟，原凤凰网总编辑、现百视通首席运营官吴征昨晚因心脏病发作(后博主证实为过度疲劳)不幸去世，享年39岁。人生苦短，大家珍重。
有人感叹，加班，高强度，媒体同行伤不起啊！可是，伤不起的又岂止媒体同行。
工作机器
在于娟名为“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中，于娟反思着自己当时的生活方式：“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晚睡，身体都不错，但是晚睡的确非常不好，回想10年来，基本没有12点之前睡过，学习、考GT之类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证书、考研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与此同时，聊天、网聊、BBS灌水、蹦迪、吃饭、K歌、保龄球、吃饭、一个人发呆填充了没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个夜晚，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
“我想我之所以患上癌症，肯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累积的结果，但是健康真的很重要，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网友留言评论于娟的《生命日记》，“早睡早起，规律的作息时间有益健康，这句话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工作的压力需要我们去承受，各种交际活动需要我们去应酬，数不尽的生活欲求需要我们去争取，日新月异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掌握，应接不暇的网络资源诱惑我们去点击……使我们不得不将白天延长进夜晚，由不得自己。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早睡早起已经离我们远去。看了于娟《生命日记》，相信每个人都会很震撼，但是看过之后，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坚持健康的作息规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说得一针见血，西方工业社会遇到的问题——劳动的异化近年来才开始被国人关注。“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下，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焦虑，但相应的劳动保障却并不健全，缓解压力的渠道非常有限。从公司或企业角度来讲，更多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员工的身心。虽然从理论上讲，有许多企业关注员工的减压方式，但因为整个工作量在那里，今天减压，明天压力更大。整个社会机器在高速运转，停下来是很难的，某个部分停下来，其他部分不停下来是没用的。有些公司说为什么焦虑那么大？也放假啊，也遵守了国家法律啊。但是一个人做2、3、4个人的活，压力照样很大，人被工作绑架了。”
谁来拯救？
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20年前上升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城市越发达，环境污染就越严重，生活越不规律，压力也越大，癌症发病率愈高。”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
7月4日，北京发布健康白皮书，癌症连续四年成为北京人第一杀手。每千人就有近三人患癌，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五点九。男性恶性肿瘤发病中，肺癌居首位，其次是结肠癌和肝癌、胃癌；女性中乳腺癌居首位，其次是肺癌、结肠癌、子宫体癌和卵巢癌。
来自肿瘤医生的观察，“最近收的几个恶性肿瘤病人，入院后无论完善检查还是剖腹探查，都发现是晚期，无法根治。总结起来，现在恶性肿瘤发病的确比较隐匿，一些患者还每年都有体检，也就是说，病情进展还比较迅速。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逐年增高和低龄化趋势，让我不得不想到食品安全、环境恶化、压力巨大、生活焦虑等高危因素。
而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两年前的保守数据是，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数据显示，重症精神病患人数已逾1600万。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
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内地精神疾患呈失业、无固定职业、非技术工人和高社会阶层者发病率高的“U”字形特点。在经济发达、竞争激烈和知识分子集聚的市区，更是精神疾患高发的地区，精神疾病呈现城市化、白领化的趋势。
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有报告称，中国的精神疾患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现代人焦躁而又不安的生活，有人调侃说是：三十年前拿命换钱，三十年后拿钱换命。
膀胱癌患者老布死里逃生之后，深刻感悟，“我们的生命不是数学题，做错了，还可以修改，我们的生命说没了，就没了。没有谁替我们负责，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他放弃西医治疗手段，通过素食、经络、著书、旅行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救赎。
潘肖珏教授，五年里先后患上乳腺癌、股骨头坏死、冠心病三大顽症，她和老布一样，积极采取自我疗法，凭着顽强乐观的精神与死神开战，书写了五年抗癌传奇。她的两本著作《女人可以不得病》和《我们该把自己交给谁》影响甚大，受益良多的读者尊称她为“养生教母”。
当潘肖珏得知于娟患病的消息之后，曾经和于娟取得过联系，在发现于娟和自己所患的均为Her－2强阳性乳腺癌，潘肖珏一方面将治疗Her－2强阳性乳腺癌的利器——“月见草油”拿给于娟，一方面建议她放弃化疗。
“Her－2强阳性乳腺癌复发概率大，死亡率高。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对化疗并不敏感、不感冒，也就是说，这种癌细胞不怕化疗，而且我体内的正常细胞倒要因为化疗而丧命，到头来很多Her－2强阳性乳腺癌的患者，很可能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化疗……”
遗憾的是，于娟当时正在接受靶向性化疗，且效果不错。当潘肖珏再次和于娟通电话，听于娟说骨头疼时，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她知道，这下完了。
生命没有如果。现在我们很难设想年轻的于娟是否可以因为听从潘肖珏教授的建议而延长生命。“早知道会这样”，这已经成了我们痛悔时最常用的句式，可于娟式的悲剧仍然不断上演。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此——如不亲身经历，大多数人还是不会“悔改”，“毫无必要”地压榨或消耗自己的生命总被当作理所当然，等身体垮掉时，又才幡然醒悟自己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身体？等到发现问题时，采取西医的“老三样”手术、放疗、化疗，还是笃信中医，防范于未然，开始食疗、药补、修生养性？
记者/陈 冰 实习生/王 祎
癌症说到底，是生活方式与思想的一种疾病。我们对待癌症，不能祈求神奇的、快速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慢生活、少欲望是必须的。
从北京机场出发，出租车开了近80公里路终于进入了北京市郊一个名叫小黑垈村的地方。这里有北京市区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和滚滚麦浪，就连空气中都飘散着泥土的清新。
车刚停稳，一个着装时尚、神采奕奕的中年男人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今天的主角老布，一个曾经的膀胱癌患者。为了能活着，老布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搬到北京市郊的小乡村，一心一意过起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
3年过去了，不吃药、不打针、没有放化疗的老布写了4本书，旅行了5万公里，癌症也奇迹般地好了……
与癌症不期而遇
站在满眼绿色的庭院之内，老布再次感慨万千，“3年前，我这双眼睛看到的世界都是灰色的。现在，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让我能以独特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在患癌之前，老布过的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呢？
作为艺术圈内小有名气的收藏家、评论家、作家，喝酒、应酬，不分白天黑夜的作息是老布以往生活的全部。那是一段“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日子，他总在黑漆漆的夜晚外出活动。“我躲在一个没有任何窗户、任何灯光的小屋子里混淆时间概念，我家屋里没有任何绿色，连一片草叶都没有。我也不喜欢小动物，我天天的生活就是喝酒、开车玩，还想做些大事。我家旁边就是一个垃圾场，每天都焚烧垃圾，那个味都能飘到我家。我当时还觉得洋洋得意，我把我家装修，满屋全是建筑材料的味道，我就在这个屋里生活了两年多。我追求的东西就是认为能吃能喝能穿能玩，就是我老布有能力的表现。”
每天喝10杯咖啡、吃一顿麦当劳，按照老布自己的统计，在他得癌症之前的十几年里，至少喝了40000瓶啤酒，40000杯咖啡，吃了3650顿洋快餐。“我喝酒喝得胃切除，喝酒喝得我脖子让汽车撞断。为了喝酒，我一周睡两觉就过去了。周一晚上喝到周二早上，睡上一大觉就是周三下午了，然后再去喝一次。”
在癌症悄然来临的日子里，老布不知道什么叫身体透支，也不知道健康是什么。2008年7月中旬，老布就看见过自己的血尿，但他没当回事，喝了杯盐水之后也就没再尿过血。
一晃4个多月过去了。2008年12月20日，又是一滴血，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在一个人去医院之前，老布通过询问医生朋友已经大致猜到了自己的病，“大不了就是个膀胱癌嘛，再把膀胱切了！”老布信誓旦旦，但那时的他连膀胱究竟在哪里、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
老布很快拿到了化验单，上面写着：右肾结石、前列腺钙化、肥大、右侧实体性占位，直径4厘米。直到那一刻，老布才真正意识到——48岁，他得癌了。
医生要求他直接做切除手术，否则活不过2009年春节。拿着化验单走出医院的老布硬是没找到自己的车。平时大而化之的“英雄”竟然也一时气短起来。在癌症面前，任何人都会怯懦。
“车就在我的眼前，我却没看见。启动汽车，手抖得厉害。大雪，我看见一只流浪猫，突然从我的车前跑过，我赶紧刹车，刺耳的刹车声后，我看见猫的慌张眼神，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我将车停在路边，打开了音响，飘出了许巍的歌声……”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
就这样自然发生了
在丰富多彩的路上
注定经历风雨
让它自然地来吧
让它悄然地去吧
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
漫步在这人生里
老布说这首歌他听了半年多，却不知道歌曲的名字，倒出光盘一看，是《漫步》。说来也怪，在确诊癌症前的半年时间里，老布就喜欢听许巍与汪峰的歌。“其实，癌症是有先兆的，可惜我忽略了。”老布说，现在看来，确诊癌症的半年里，他所写的文字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而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情感表达。那种愿意回忆过去，尤其是对许多细节栩栩如生地再现，充满伤感与惆怅。
拿什么活着？
2009年1月，春节前，老布又去别的医院检查，医生同样警告他，赶紧住院动手术，不然活不过半年。拿着医生开出的“死亡倒计时通知单”，老布的求生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起来。
“我也说过我不怕死这样的话。那是当死亡还未来临时的一句戏言，但你听得到死神的脚步声，你就突然惧怕死亡了。我改变不了死亡这个事实，但我想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所能做的就是按照我的意图控制这个进程。”
在确诊癌症后的第三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布认识了一位朱先生。此人退休前是一位工程师，后醉心于中医养生理论，自创了一套益生菌饮料对抗癌症。在朱先生的建议下，老布采取了极端的“断食七天”疗法，每天仅喝朱先生提供的饮料供给身体所需。
“朱先生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大门，尽管大门后是什么我看不到，但我还是没有犹豫就推门而入了。”
老布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癌症患者那个时候他就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活着。你让我吃毒药，你让我吃任何东西，只要能活着，我都能干。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健身方法，我全练。”
整整7天老布什么也没有吃，只吃了老中医的药。按照老布的说法，半路出家的朱先生能用中药将极易死亡的益生菌一直“护送”到人的肠胃，从而改善体内环境，达到治病的目的。说来也奇怪，喝了益生菌活化剂的老布真的一点也不饿不渴了。
“前五六天，你没有任何感觉，脸色红扑扑的，但是等你到第七天，一闻到这个药味你就想吐。我一共喝了10.5公斤，当时我那个肿瘤4厘米，第八天我去检查的时候，我的肿瘤就变成了2厘米，这个是相当大的惊喜。但是还剩2厘米，我就想把这2厘米也消灭掉吧。我非常着急。”
老布不想做切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膀胱切除的人基本上就等于一个“阉人”。这对有着强烈大男子主义的东北爷们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他想着用更直接的方法来解决那最后2厘米。
他找到朋友的丈夫，一位解剖过小鸡小鸭的生物老师，直接往导尿管插入20厘米长的针注入益生菌中药。“扎完带出了很大一个血块，疼痛得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是当时为了活着，我忍了。”说到这里，老布眼噙泪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是所有癌症患者最不愿意回首的痛苦经历。
老朱先生告诉老布7次就会有效果，而他，差不多进行了200次穿刺。“25厘米长的导尿管直接插到膀胱里，那种滋味，不是人所能承受的。”老布天真地认为能彻底消灭肿瘤，然而预期的效果一直没有出现。他决定放弃所有的方法与幻想，益生菌活化剂与导尿管输入不是能活着的唯一手段。
癌症是思想病？
老布在身体遭受折磨的过程中，心态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我得了癌症，如果把我的生命比喻成一个电脑的话，那就是做了一次格式化，重新装了一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确诊后的一周时间里，老布阅读了大量关于癌症和健康方面的书籍，还听佛经、二人转、看戏剧、喜剧片，自娱自乐。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他买了很多草书，仔细辨认唐诗宋词，最有意思的是，这位酒色财气样样沾边的男人临了还去朋友家借了四幅美女油画欣赏。
“得癌症3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癌症的认识，很多人，包括我，最初总是想打败癌症，几天之后我就改了，我要和癌症做全面的抗击，因为癌症是打不败的，再过一个礼拜，全面抗击也抗击不了，我要和癌症做最后一场关于生死的战役。癌细胞是有记忆的，是有哲学思想的。我就开始思考，癌细胞从你生命开始时就存在，如果你要把癌细胞杀死，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我意识到我要跟癌症好好相处。
“癌症可怕吗？不！癌症就是生命的知己，你生命的合作伙伴。它没有独立颠覆或扼杀我们生命的能力，必须借助他人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化学物质。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和癌症和谐共处。医治癌症的方法，应该回到生命最初的自然状态，走出家门，到大自然中去。要有信仰，要缓慢地以最自然的方法恢复。”
现在老布每天5点半起床，喝点普洱茶，然后上网给网友解答一些癌症治疗方面的问题，写写日记，再接着就是在地上爬一百步，运动运动。9点半开始准备中饭，十一二点开始吃中饭。午睡一个多小时，之后领着两条狗去田野，走一到一个半小时，走出一身汗回来。下午5点多开始做晚饭、吃饭，没什么事情就开始准备睡觉。睡觉之前再用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小榔头敲敲经络，大概8点钟就睡觉了。白天为了让自己静心，老布还会练练珠算，走走院子里的独木桥。
吃什么，不吃什么，如今是老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根据这几年的摸索，他觉得土豆、胡萝卜、白萝卜、长茄子、紫皮洋葱是必吃的，还有海里的海带、海芥菜、海藻。“我主要吃种子，埋在地里就能长出，吃有生命的东西。而且粮食要好，我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二十五六种粮食配比：有黄豆、花生米、薏米、黑豆、紫米、黑米、大麦、荞麦、小麦、糙米，还有十几种豆。”
“我觉得吃素食以后，心平气和了，思维又恢复到以前了。我曾经有段时间记忆力突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酗酒，失忆，现在我记忆力特别好，什么东西都能够想起来。而且在我看来做饭是很开心的事。我还有能力再给自己做顿饭，感觉很幸福。”
饮食控制为什么要那么严格？“如果吃入被污染的食物，那会造成身体的癌细胞大量产生。现在我身体的淤清了，每天产生大量新细胞都是健康的，癌细胞缺少生存和繁殖的空间和环境。”
老布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似乎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但老布说要想活得健康，就必须坚持，必须改变。对于癌症患者，和没有得癌症的更多人，人生的“痛苦”莫过于改变自我，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殊不知，自己身体的这片沃土，就是要靠修正本性来还原的。
“癌症说到底，是生活方式与思想的一种疾病。我们对待癌症，不能祈求神奇的、快速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慢生活、少欲望是必需的。”现在，除了肿瘤外，老布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都好于正常人。他自信地说，“我与其他癌症患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按照当下癌症的主流方案进行过医治。我不是不治癌症，而是不像别人那样医治。”
以“神”养生
不吃药打针，没有手术和放化疗，老布凭什么能恢复正常？一时之间人们似乎很难找到科学依据，但老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在一封回复给癌症患者的信件中，老布写道：
“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任何方法都有一定效果，但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打败癌症的，我总这样回答，以神养生，我说的神就是精气神，这个神就是自然、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赋予的，不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自己做主，自己解救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激励自己，自己保卫自己，不左右摇摆，不放弃，不服输，就能打败癌症。”
这就是老布自己的理论，“以神养生”。“神”代表自然，代表思想境界。“养生分三个层面，最基础的是养身，然后是养心，养心就是心平气和，最后是养神。现代人信仰缺失，忙着挣钱，忙着造假，贪念太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什么都当做财富，车、股票、房子、名利……唯独没有健康。”老布说他现在的理想很小，活好每一天就是最重要的事，活着就是生命最大的幸福。
“表面看起来我的生活很简单，其实很难做到。自然疗法就是缓慢地恢复，简单的想法、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维护，以一个幼稚园孩子的心灵看这个世界，不攀比、不嫉妒、不仇恨、不抱怨，积极正视当下生活的状态与现实。”对于身处繁华都市的现代人而言，如果没有巨大的勇气和毅力，老布这种抛弃一切只为活着的生活方式只能是一个特例。
对于老布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他对于癌症的理解与认识，一直以来充满着质疑、谴责与不理解。即便是老布的父母朋友们，也都反对他的方法。但是老布认为，生活方式决定一个人的境界高低。
“每个人不在身处绝境的时候是不会改变的。我现在能改变，是因为我与死神打了个照面，然后我扭头就走，我幸福了……我觉得总是有一些事情出现才使我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认识生命。我现在把我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癌症不可怕。我认为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就是患癌症的这36个月。”
癌症也许是个噩耗，但是对于老布而言，未尝不是一次新生。生命的高度由活着的每一个细节构成，而不是别人的评价组成。“生命无常，常于善人。”先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生命，才能善待别人、善待自然。
也许是该试着让生命的列车慢下来了。
记者/陈 冰 实习生/王 祎
有人选择了遁世避行，有人继续在水泥森林中积极打拼，有人躲进深山老林试图寻找世外桃源，还有的人干脆抛弃一切，选择游走四方。你，打算做怎样的选择？
这个世界有点乱。
早上，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回到家，吃个增白剂加柠檬黄馒头、塑料大米……
即使食品都安全了，但一波又一波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油你涨”、“糖高宗”、“苹什么”、“棉花掌”、“药你苦”、“煤超疯”让不少人被动成为了“海豚族”(海量囤积一族)。虽然宣布涨价的国际巨头被罚了款，但缩水的食品包装早已宣告了事实上的涨价潮。
眼下，猪肉已经攀升至每公斤近30元的历史高位，除了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外，有关吃穿住行的价格都在一路飙升，更不要说那跳起来都够不着的房价。
交通拥挤不堪、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生活压力巨大、人际关系冷漠、通货膨胀持续、潜规则四处暗行、红十字被20岁的炫富女郭美美变成了“红石灰”，人们最后的一点善良都被吞噬了……
这个世界真的有点乱。
有人选择了遁世避行，有人继续在水泥森林中积极打拼，有人躲进深山老林试图寻找世外桃源，还有的人干脆抛弃一切，选择游走四方。你，打算做怎样的选择？
北大博士退隐深山
2011年3月27日，新华社主任记者唐师曾发表博文《北大“博士夫妇”退隐深山 二十年牧耕读书 自己接生》，24小时引来120万点击，全球超过5000家网站转载。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离奇的故事？
唐师曾的大学同学王青松是北大国政系19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1983级硕士、“北大哲学系1989级汤一介博士第一名未读……”作为唐师曾的下铺兄弟，王青松自称，1989年后，与其妻英语系教员张老师一起进山，后双双“辞去北大教职”，退隐山林，和泥筑屋。开荒蓄水，植草种树，耕牧读书，连生儿子都是自己接生的。全家风生土长，与大自然为友。无电、无电视、无网络……唯一进口的物资是食盐。按王青松所言：“山里环保而脆弱，所以禁止汽车进入污染”。进出大山的物资，全部由他“一人担子挑出挑进”。
王青松之妻张老师，从北大英语系教师到农家妇人，“十几年只出山两次。一次是奉命换身份证，另一次是挂失存折。”曾经的“北大张老师”说：“这环境其实谁都能待下来，主要是看自己的心境，能不能真的搁在这儿。”
王青松家使用的筷子，都是自家种的高粱秆。他自称“三年不刷牙”，“五年不洗碗”。他说，他妻子张老师36岁，高龄初产，也是王青松自己接生。母子健康。其子土生风长，自幼与自然为伴。从未打过任何防疫针。
王青松的家，在京郊的一座大山里。除了要翻过几座“山”，还要涉过一条小河。小河两岸，都是他“一家三口，手工开垦的农田”。王青松家有数百只黑山羊，三头黑猪，几十头黄牛，几匹骡、马、驴。放羊基本靠8岁的儿子一人负责，其母辅助。
山里面严禁使用肥皂、洗发水、洗衣粉……他们用草木灰当肥皂洗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城市规划专业黄鹤博士，曾在林徽因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常春藤盟校)留学，她说：“王青松兄长一家的生活让人想到费城周边的Amish——荷兰后裔自给自足，远离当代生活方式的农场社区。相对Amish的集体劳作而言，若如青松兄长所言，一家三口完成所有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采访王青松夫妇，但他们不想外界打扰平静的生活，只是借唐师曾的博客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大致能解开人们心中的一些疑惑——
可怜父母心
我们的儿子，正经历着由“文明”向“野蛮”的过渡。
一个多月前，我在东面山里放牛，小儿在西面山中牧羊。晚上八点我到家，妻问：“宇儿呢？”“没回来？！” 我转身向茫茫的深山飞奔而去。
深夜，在一个高山顶上找到他，他和羊群裹在一起，茫茫地注视着山外面的世界。问他“怕不。”“不怕，我是山的儿子。”
跑步、爬山、摔跤，城中小儿无人可以匹敌，语文、数学、外语，单位时间内的学习效率，可达城里学校儿童一到三倍。音乐美术差矣(无老师)。家庭小学一年级一班，下半学期。教员：母亲，一对一，半耕半读，上午学习，下午放羊。
孩子的发展方向：国学(利用他自然记忆力特好)已大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国足、田径、角斗士。
孩子迫切需要扎上牛鼻子，由“野生动物”向“文明方向”驯化，就物种进化而言，是不是严重的身心摧残。
地球村的居民这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太多了。药物太多了，计算机太多了，“核武器”太多了。借用唐师曾老鸭的戏谑言语：“日本的‘原子弹’一发电，吓得‘麦克阿瑟’直哆嗦。”
如果在文明的沉重束缚下，来几头凶猛的角斗士，大家不也解闷儿。
城市儿童，穿着漂亮的防(纺)化服，戴着眼镜，脸和手都白净得没有血色，口中喃喃：锄禾日当午……每当想起小学生背国学的样子——一个穿了镀金衣服的稻草人，脑子里放了一颗芯片，这样的印象挥之不去。
妻教儿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念一遍，全记住了。“妈妈，说错了。”“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福”——“为什么？”“你没看见我爸爸每次锄禾回来，吃饭都特香特多。”儿子的理解也引起了父亲的共鸣，这首诗的作者生活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皆辛苦”，真正的锄禾人，心里酣畅痛快。
计算机、电视机、游戏机、现代文明的东西太多了，太“文明”了。城里的小朋友，需要放生，向野蛮的方向驯化。
面向黄土背朝天
农民太辛苦了：面向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子摔八瓣。
上午坐在朋友的办公室里看鸭博，背靠沙发椅，面向电脑。晚上回到山里，眼镜刺疼三个多小时，后背奇痒，眼睛被放射性灼伤，背被皮革侵染。
土——大地、母亲、生机，“人吃土一生，土吃人一口”，“入土为安”；
天——晴空万里，白云悠悠，烈日炎炎，雷电轰鸣，太美了，太激荡人心了！
面对方向盘，面对柏油路、面对教科书。我想了半天，没有比面向黄土背朝天更洒脱、更优美的境界了。祖宗早有定论：“乐天知命，安土敦人。”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现在是六十亩地，二十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劳动丰收之后的喜悦，内心的释然，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们什么也没有看透，也不是哪方高人、神仙，我们只是想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吃一口一个人应该吃的东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累了一天，夫妻双双依偎在月光的怀抱中，享受那片刻的宁静。
若时空的焦距往前推三百年，这太容易了，而现代人，确需付出极大的身心代价。
大约在90年代的某一天，下午五点，我和妻，先后从系里回家，放下书包，不约而同地向未名湖走去，五分钟后，我们在“一体”外桥头停住了。夕阳的余辉下，北大西校门的南隅，两柱巨型的黑烟，遮蔽了半边天，那是首钢——国家重点企业。游湖的雅兴一扫而光，妻含泪默默往家走，我背相机随其后，走到王瑶先生的宅院外两只石狮子处，妻凄然地说：“十年、二十年后会不会好一点？”我答：“汽车的尾气，将是现在的十至二十倍。”两人相对无语。晚上吃饭，无味。躺在床上浑身没劲。慢慢地我们开始了寻找……
困境
1989—1991年，校外香山方向租房子；
1992-1993年，远郊农村租房子，度假期；
1994-1997年，周末、假日、假期移居农村，租地五至十亩。先后添鸡、鸭、羊、猪、猫、狗、骡等。农村摊子变大，无常人照管不行，妻1998年毅然辞职，专心务农。
1999年，承包荒山两千五百亩，五十年有效期，2000年后，我渐脱离北大，与世隔绝。所谓“二十多年”，从1989年算起，前期为渐进，有一个适应、思考、痛苦的过程。由“文明”到“蛮荒”的适应，我正在写的书将尽现这一过程。
我脱离北大的基本原因有二：一、长期住在农村，开车两边跑。课上不好，误人子弟。家里田园荒芜，无人领工；其二、想静下心来看看古书，养个儿子。其时，我已四十五六岁，妻已三十五六岁，属超大龄。
从1989至2010年底，约花去350万，来源：妻讲GRE、T的报酬，妻编教材的收入，我在社会上讲课的积蓄，河南老家卖房款，朋友、学生的资助(50万)。
农活忙时雇20-25个农工。闲暇时雇15-20个农工，去年雇10个农工。今年雇5-7人，原因很简单，经济拮据。要维持正常运转，至少需10-12名农工，费用，25万-30万(按2010年标准)。
如果使用化肥、农药、机械，可减少百分之七十的农工，这样同大家一样，相当于住城里，买着吃，那违背我们进山的初衷。要维持纯天然、原生态，投入钱多、人多、收获少，成本高。
我们自认为，鸡、鱼、肉、蛋、奶、粮、油、酒、酱、醋、蔬菜质量纯天然原生态。
小儿已经七岁，他确实需要同外边的世界交流，但接触的方式我们正在思考。我以我们二十多年的探索过程为基础，创作一部书，暂拟书名《新桃花源》，或叫《原生态》。已经写好一部分，很快可以交大家裁判。
我找师曾弟的最初动机，也很卑鄙，希望借他的大名，为这本书做点宣传。果然，鸭弟一篇博客24小时点击120万。
我现在已入流：“八亿农民中的普通一员，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两手老茧。一没钱、二没权，三没职称。就一项：一家三口，和谐、善良、身体健康。”
行走改变人生
如果说王青松夫妇的选择有些极端，那么黑剑的故事也许更适合都市人去效仿。
黑剑，网名“行走40国”。基本不懂英语的他10年时间用30万元穿越全球70多个国家。记录行走见闻的博客被评为中国十佳博客，他本人也当选为“2011中国当代徐霞客”和国家互联网协会“中国网民节”公益形象大使。6月初，在无极限世界行走日的活动现场，黑剑与记者面对面讲述了他的行走人生。
“我之前是广州电视台的导演，当时一直是满负荷地工作。去台湾拍片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瘦的人，但是一年以后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大胖子，我当时以为是台湾的小吃太好吃了，我吃得太多长肥了。后来在花莲慈济医院拍摄的时候，他们给我做了一个体检，结果发现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我的血压特别得高，后来我结束了手里的项目，回到广州治病。”
1997年底，患上急性肾炎的黑剑去广州一家医院体检。“我听到医生对我同事说了一句话，说之前有一个人的状况和我一样。我的同事就问他后来那人怎么样了？他说3个月后这个人没了。就是那一句话开始让我注意到了健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多么地重要！”
在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黑剑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思考剩下的时间怎么度过。想过自杀，但他最终做出一个相反的决定。“既然我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那么让我去掌握生命的宽度吧。”黑剑说。
不去会死
经过两年的治疗和准备，新千年开始的时候，黑剑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当时他利用年假和法定假日，每年出游四次，从亚太地区开始，逐渐在地图上扩大着自己到达的范围。
“2000年开始有了黄金周，我开始行走了，本来是在国内行走，但是黄金周到处人满为患，所以我订了飞机票出国。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游客一样，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去最著名的风景区，看最标志性的建筑物。但是经过几年的重复，我对这种方式开始感到厌倦。我要找到一个新的刺激自己去旅行的方式——走出风景区，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
“我认为人是最好的风景”，于是他去看洪水泛滥的孟加拉，去看战乱时期的巴基斯坦，体会不同的人和物。在他看来，财富的多少与快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印度、斐济这些较为贫穷的国家，人们的脸上却挂着平和的笑容。“我就去找寻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中国人到底应该向人家学学什么？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是四合理。其中，运动是前提、饮食是补充、起居是必要条件，情智最重要，最后一定是情致改变你的心态。”
2008年，已经是制片人的黑剑停了手头的节目，开始专职旅行。
黑剑说他是带着病体上路的，所以他的行走是一种缓慢调整的过程。除了看想要看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与当地人交朋友、在行走中找乐。“这个找乐就是在旅行中和大家分享。分享会陶冶你的情操，让身心变得更加健康。”2006年，已经走了6年的黑剑惊喜地发现，刚刚走完第40个国家芬兰，他的血压没那么高了，肾炎的血尿也没了，抑郁也没了。
“其实我非常地感谢老天爷让我生了场病，我感谢那个医生把我的病说得那么重，他让我意识到了，我要开始行走，我要去完成行走的梦想。我原来看过日本的一本书《不去会死》，日本人觉得如果不去做这个事他就浑身痒痒，甚至会死去。而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经历代表了中国人的经历，是死了才会去！”
踩着快乐找快乐
行走让黑剑发现了简单的快乐。一次他在孟加拉旅行，半夜12点从入住的酒店出来，想看看达卡的夜景。酒店外全是等待客人的三轮车夫，黑剑选了一个年龄最小的车夫，因为从他的眼中他看到了深深的渴望。
正常在达卡三轮车资也就人民币两块钱，黑剑却答应给他一美元，外加两元人民币，小车夫异常开心卖力地蹬着三轮，不停地转啊转，到了最后，弄得黑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他把黑剑带到孟加拉的皇宫，旁边有警卫把守，要求他们离开，小车夫却执意要让黑剑这个外国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所以坚持与警卫周旋。黑剑比划着告诉他，天太晚了，想要回去休息了，但小车夫坚决不听，一番肢体语言的交流之后，黑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把黑剑付的车费完全拉完。“他认为你给了这些钱，我就要让你充分享受到同等价值的服务，而他一晚上赚到了这些钱，所以开心得仿佛得到了全世界。”
行走中得到的感悟让黑剑开始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开心。“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很贪婪，老是跟人攀比，心态失衡，觉得没有足够的钱就不可能有快乐。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在同一个办公室内，为了升个官，为了评个先进，工资可能加个二三十的，然后勾心斗角，但是当你看到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值得你看的，你就想，原来你争的那点东西，那算个屁啊，那是一个什么啊，所以就这点来说，旅行行走，让你心胸变得开阔，让你人变得开朗。其实幸福只是一点点，不要那么多。”
从看风景的旅游，到住进当地百姓家的旅行，再到现阶段的主题反思，何为快乐，黑剑十年行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黑剑以为旅行就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去看别人没看过的东西。几年过去，他却从一个抑郁得想要自杀的人，变成一个在旅行中不断收获快乐的人。“心态得到调整，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出版社找他出一本如何在最省钱的情况下环游世界的书，他自己却想了一个更好的题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黑剑想把自己心灵得到救赎的过程，分享给读者。他在全世界寻找当地人快乐的原因，思考让自己的民族变得更加快乐的方式。
“一个人在同一个环境里周而复始地重复一样的事情，很快就会感到疲惫。其实每个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心理，都希望有新鲜的东西刺激自己的肾上腺。富士康为什么那么多人跳楼？他被当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钉子，他已经变得没有思想了，每天在重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周围有人提醒他，让他变化一下，兴奋起来，并且表达出来，就不会抑郁了。抑郁是什么？是你不想说，不想说到了一定极限就会出现跳楼、自杀这些东西。既然没有时间没有钱，我想至少好到郊区去走一走，如果你没有时间到郊区，你就到你城市没有去过的一条街去走走。其实只要稍微变化一下，我们就可以改变在高压锅里被蒸煮的局面。”
“很多中国人是脚下踩着快乐在找快乐。”对都市人而言，常态化的、有一定数量的行走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如果说我今天去走这条路，明天去走那条路，每天走不一样的路的时候，那你眼睛里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东西，你不会枯燥。就好像今天我去欧洲，明天去南极，后天去南美洲。每一次虽然在各地我们都能看到天主教堂，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周围的环境不一样就刺激你总想去探索新的地方，所以你不会感到疲惫，反倒是带来了开心。”
卖了“老婆”去斐济
不懂英语，又没有正常的收入，却行走了70个国家，这对常人而言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可在黑剑看来，这反倒是他的一大优势。因为不懂英语，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必须尽快认识当地人作为自己旅游的向导，送上自己设计的印有旅行妙招的“多功能魔术头巾”做礼物，是屡试不爽的搭讪绝招。因为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所以必须省吃俭用，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旅游——住农家，靠行走，这反倒成全了黑剑的身心调养、快乐旅行。
没有钱，没有时间，这是很多人没法去旅游的最大借口。但黑剑的经历却告诉我们，也许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放下。没了工作，可以再找；没了金钱，可以再挣；没了健康，可就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人最不能走出的是第一步，第一步走出来了，你就不怕了，因为我外语不好，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就记着这一句话，外语不好也不会死人的。《切·格瓦拉》这本书给我很大影响，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决定要去行走。那时候他们组织游击队，那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他们也是青春，我们青春已经可以说快没了，我还想抓着点尾巴，所以那个时候想，我再怎么不懂外语，这情况还是要比枪林弹雨要安全很多。”
自从开始专职旅行，黑剑的收入就开始一落千丈。以前还是边挣钱，边旅行。现在只能靠零星的稿费继续行走。2010年7月，为了筹集去斐济、瓦努阿图和新西兰的旅费，黑剑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小老婆”。
人们常说汽车是男人的小老婆。红玫瑰就是黑剑的小老婆。这是一辆陪了黑剑6年的原装跑车，新车需要近30多万，可是黑剑只用3.6万就把它卖了——因为他已经订好了很快要出发的飞机票，急需现金，而这个人只能立马拿出这么多现金。喜欢爽快的黑剑直接拿钱丢车走人。回来再过户。
事后，黑金多少有些惋惜。“娶”红玫瑰进来只用了很短时间决定，当时就是觉得它的鲨鱼眼漂亮，没想到“离婚”的时间更短，只用了20分钟就决定了。
现实生活中也曾经有喜欢的人为黑剑辞掉工作，来到广州。但黑剑行走全世界的梦想已经停不下来。男人想继续走，分手的结局就成了必然。他终于失去了那个可能成为伴侣的人。也许对现在的黑剑而言，行走差不多就是生活的全部。
很显然，旅行不全是美景美食美人儿，也充满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和风险。黑剑就曾经遇到过追杀和抢劫，在巴基斯坦，枪杀就发生在他身边30米外的地方；在俄罗斯他被偷得一分不剩，后来靠向一个中国女孩借来的100元钱度过了最后几天。就在啃大饼喝白水的日子下，他还从牙缝里剩下钱来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他幽默风趣地说，国外危险的确不少，可离开中国就好很多了。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黑剑那样孤身走天涯，但携带妻儿行走各地应该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段旅程。“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黑剑充满激情地说道。
记者/陈 冰 实习生/刘晓蓝 王 祎
更重要是，养生之人需要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努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做到温和、善良、宽宏、幽默。
从张悟本到李一再到马悦凌，养生导师一个一个地倒下，已经被西医逼到养生领域的中医无异又被火上浇油烤了一把。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放弃了西医手术、放疗、化疗的“老三篇”，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治愈了癌症，获得了新生以及长寿。比如前文提到的老布、潘肖珏、黑剑等人。
也许他们的事例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也许仍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但从周刊记者多方采访综合来看，他们践行的养生之道却又是值得玩味和借鉴的。
现代人到底该如何抗癌、养生？且看抗癌斗士、老中医如何解释。
“坚持这副药，很苦”
潘肖珏教授治癌共有三种兵器：月见草油，硒(硒抗癌的原理就是“抗氧化”，它能够清除过剩的氧)和改善酸性体质。
当下有个科学数据不容怀疑：酸性体质不一定患癌；但是癌症病人却百分之百是酸性体质！由此看来，彻底改善体液酸化的状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健康人体，血液的pH值恒定在7.35-7.45的弱碱性范围中。很多酸性体质的人，身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pH值每下降0.1，胰岛素的功能就下降30%。pH值低于7时会产生重大疾病。
国内外科学家目前的共识是，百病皆从“酸化”始，像癌症、痛风、消化道溃疡、顽固性便秘、高血压、糖尿病……都和体质酸化关系密切，酸性体质甚至会损伤孩子的智力。英国牛津大学曾经对42位儿童做过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孩子大脑皮层的碱性越强，智商越高。反之则智商越低。但酸性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多食果蔬类的碱性食品，必要时可以补充一些甲壳素(医学名几丁聚糖)或小苏打。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或者说更为重要的致癌原因是人经常处于负面情绪中。相关临床研究证实，忧郁、失望和难以解脱的悲哀似乎是恶性肿瘤的前兆，而且多发生在恶性肿瘤起病前一年左右。国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恶性肿瘤病人65%在发病前一年间多次有过焦虑、失望、悲伤和抑郁情绪。
心理因素为何能引起癌症的发生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原因主要是不良情绪能对机体免疫机能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消灭功能。在健康人的体内，虽然正常细胞也存在着发生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可能，但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在这些细胞增殖之前，及时地将它们破坏和消灭。但是，如果人的情绪或其他心理因素长期不好，则会降低体内的免疫功能，从而丧失对癌细胞的“监管”功能。
为此，潘肖珏提出了一个最新的观点：空腹力提升免疫力，适度的饥饿很重要。
人的身体只有在饥饿的情况下，吞噬细胞才会出来活动，吸附人体的毒素。“就像家里养的猫，你若喂饱了，它就不逮老鼠了。”她提出了三种途径来实践自己的空腹力，一是半日断食法，即三餐中有一餐不吃主食。曾经古人推崇的“过午(下午3点)不食”如今已不适合现代人，但可以早餐的时候只吃果蔬，不吃主食；第二种方法是，三餐都吃六七分饱；第三种是，晚饭少吃。(潘父也曾经有过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不能手术而只能回家静养，十几年后心电图检查正常。潘父的经验之一即为此。)
潘肖珏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只吃果蔬的早饭还可以吃点馒头加个水煮蛋，中午就应该补充足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晚上则可以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潘肖珏推崇的养生抗癌还有一招是“一针二炙三推拿”的经络疗法。自称对能量医学越来越有兴趣的她认为，这恰恰能极大地提升人体的自愈力。而针灸推拿，从人体的经络穴位入手，这种物理疗法，绿色、低碳。尤其是温针灸，具有很好的养生效果。”
“在我看来，全世界治疗癌症的医学有两派，鹰派和鸽派。鹰派，注重的是疾病，是那个局部的病变：而鸽派，注重的是生这个疾病的人，评估的是病人的整体状态。所以，二者的治疗风格也大相径庭：前者霸道，以赶尽杀绝癌细胞为目的；而后者王道，以扶正来驱邪。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癌症治疗，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自身的免疫系统也被摧毁了。结果这些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后的并发症。”潘肖珏表示她更倾向于鸽派，“对待癌症细胞，不要那么敌视，而是让它休眠，赢得时间，加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可以与它和平对话，让它改邪归正，变成好孩子，这是完全能做到的”，她说，“在美国，这叫做‘免疫编辑’，也是科学家最近新研究出来的。”
潘肖珏特别指出，养生也好，抗癌也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坚持这副药，其实是很苦的”，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时间坚持，就会有时间生病”。
鸽派不是“海外奇谈”
出身中医世家的“铁杆”中医彭坚指出，潘肖珏教授把对待癌症的做法分成“鹰派”、“鸽派”，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实际上，“鹰派”在近现代医学领域中，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鸽派”的观点则刚刚冒头，甚至还谈不上所谓“派”，“鸽派”的观点在人群中还得不到广泛的认同，特别在中国，甚至被视作“海外奇谈”。
近代医学一直是“鹰派”当家，“对抗治疗”是近代医学的主要手段。不但是对待癌症，对待所有病原微生物所导致的疾病，西医一概是以“杀死”、“消灭”、“除恶务尽”作为治病的终极目标。
发现是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也想杀死病毒，但因为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只能用免疫制剂来预防。
所以一遇到“甲流”这样的并非严重的病毒性疾病，一旦发生，现代医学也感到神经紧张。人文学者王一方(北京大学教授，原上海少儿出版社社长)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模式’，有‘敌人’，有‘杀伤性武器’，有‘战场’，有‘战斗’，把治疗关系定格成对抗关系，药物手册里有许多类药物都以‘抗××’命名，如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抗过敏药、抗贫血药，连维生素C都曾叫‘抗坏血酸剂’。其实，维生素类是营养要素，补充型的治疗思路，而非对抗型思路。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
人类与癌症斗争了几千年，现代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对战胜癌症充满了信心。美国政府在1960年曾经提出两项宏伟的计划，一个是“阿波罗工程”，一个是克服癌症。在1969年，不到十年工夫，人类就实现了登月的梦想，而癌症不仅没有攻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居疾病谱的前列。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手术、放疗、化疗，成为治疗癌症的三大法宝，目的都是杀死癌细胞，至今为止，还是这“老三篇”，这些方法实际效果如何呢？美国闻名遐迩的医学家，《细胞的礼赞》作者刘易斯·托马斯说，“在癌症治疗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和化疗，都属于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指向也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而另外一个学者哈定博士的调查报告更加直言不讳：“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接受治疗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不仅要承担高昂的费用，治疗的过程极其痛苦，而且治愈的几率极小。
这种严酷的现实使得西方在对待癌症的观点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把癌症当做敌人，“与癌共生”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这种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第一，每个健康的人每天都在产生一定数量的癌细胞，只要免疫系统健全，这些癌细胞随生随灭，就不会聚集成癌肿，换言之，人与癌细胞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下。第二，许多享有高龄的人在死后的解剖发现，他们生前都有癌症，是带癌生存了许多年，但在世时不知道患了癌症，更没有进行治疗。第三，很多患晚期癌症的病人，放弃手术、放化疗，以良好的心态、积极的措施对待自己的疾病，通过自然疗法、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最终获得了痊愈。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其实人体存在着一种自愈机制，医生以及病人自己所做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设法调动自身的自然疗能，来战胜疾病。作为医生，不应当依仗现代技术，过度干预和过分治疗，以免对身体造成“医源性疾病(伤害)”，作为患者，应当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癌症，不必“谈癌色变”，“大部分癌症患者是被自己吓死的”，说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在西方，目前医学界广泛宣传“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告诉病人不必恐惧。对待65岁以上的晚期癌症患者，一般不再进行手术、放化疗，以免增加患者的痛苦，但给以精神慰藉、止痛药和其他对症治疗的药物，使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和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与癌共存”的新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从1995年开始，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开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
西方在对待癌症方面观念的转变，已由“对抗”变为“对话”，这个转变对医学乃至于对科学而言，意义重大。如果说在医学界存在着“鹰派”和“鸽派”之分的话，那么中医则整体属于“鸽派”。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外科手术”这一种治疗手段，不以“对抗治疗”作为治病理念，而以“养生防病”、“扶正祛邪”、“调节平衡”、“却病延年”作为治疗疾病和保护健康的总原则，即使是对待癌细胞、病毒、细菌这些“致病元凶”，也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通过“扶正祛邪”、“软坚散结”等方法，或“给邪以出路”，或使癌肿消散于无形，这样就减轻了药物对人体的损伤，避免了病毒、细菌为逃脱药物的攻击而产生变异、释放更多的毒素来伤害人体。
然而在中国，“鸽派”的观点远没有获得人们的共识和推广，至少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人们过分相信现代医学技术，以为癌症只要进行了手术、放化疗后，就可以获得痊愈，或延缓生命。2、中国人讲究孝道，父母患了癌症，子女不忍心不尽力救治，哪怕倾家荡产也愿意，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很多情况下的治疗是雪上加霜、增加痛苦。此外，具有宗教情结的中国人不多，对死亡的恐惧比其他许多民族要强烈，即使病入膏肓也不惜代价期望挽回生命。3、医院一方面是迫于世俗的压力，出于无奈，一方面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不惜过分治疗、过分用药，用最好的仪器检测，用最昂贵的进口药，上演着一部又一部“真实的谎言”。
贪念伤身
上海市著名老中医唐国章认为，养生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提高生活质量，获得健康；另外还有一个是延长生命的时限，尽量长寿。
实际上，健和康是有区别的。健主要强调形体，如果一个人体格强壮、气血充盈，那么这个人是健美的。康强调性情，要求人保持一个愉悦、开心的状态。你要是一直心情压抑、双眉紧锁，那么这个人是不康的。
人健康了，就会有两个能力，一个是叫抗病能力，一个是适应能力。也就是说有了健康的身体，人就可以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那些去郊区生活，或者经常去旅行的人，就是通过性情上的调理获得身心健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寄情山水，拥抱自然，无疑是颐养性情、保持健康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黄帝内经》中谈到人的生命极限，认为人能活到100-150岁左右。而现代医学以细胞的分裂次数来计算人的寿命极限是175岁。老龄委曾经在全国做过调查，男性的最高年龄是131岁，女性是122岁。按照人类寿命极限来说，六七十岁还处在中年，而不是老年时期。
为什么现代人达不到这个生命极限呢？一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贪。“无论是身体也好食欲也好，事情也好，都是贪得无厌。贪到什么什么程度呢，为了达到私欲，把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都搞成毒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损害人家的利益，这是现代社会个人心态最具体的显现！我们应该有个限度，对金钱的愿望也好，对事物的愿望也好，对生活的愿望也好，都要有一个限度，到了这个限度就要停住了，否则的话不但伤害自己，还要伤害自己的后人。”
倒过来说，老布、潘肖珏，还有黑剑、王青松夫妇，他们放弃了工作，整个人都静下来，把人的私欲都去掉了，静静地回到了最原始的方式，就是一天没有什么他求，仅求温饱而已，反倒把生命维持了。我们中医讲他静下来了，或者说松下来了。人松下来了，细胞分泌也就正常了。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的。正常人身上有，病人身上也有，癌细胞严格来讲，就是一个正常细胞在某种情况下，产生的变异。本来一个细胞是圆的，现在变成扁的或者是长的了。它为什么会变呢，医学上讲是炎症，炎症反复发作，正常细胞变成不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了。西医做过实验，人处在愉悦的状态下，他的细胞都是圆的；人处在愤怒或者是压抑生气的情况下，他的细胞都是变形的。这也倒过来也印证中医强调的，要心情愉悦才可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
修身养性可以延年益寿，可这身心又该如何去养？唐国章给出两个简单的字：摄与练。
摄跟饮食有关。“现在的人都要吃好的，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属于乱吃，没有章法。实际上从养生的角度，我认为吃东西只要吃四时的东西，简单说就是要吃时令的东西。反季的东西有毒，会对人造成伤害。这个毒并不是西医所指的病毒，而是伤害人后生病的毒。比如冬天吃西瓜，脾胃虚寒的人就会泄泻。
“又比如药补，也应该和时令结合起来。春天的时候，主要是调理肝，这样的药主要是当归和芍药。夏天应该要解脾胃，夏天都是湿比较重，那么调养的药应该用茯苓和白术。秋天主要是养肺，养肺的主要是沙参、麦冬。冬天主要是补肾，养肾的药比较多，首乌、熟地、鹿尾儿、鹿茸，还有时髦的冬虫夏草。还有很重要的一脏，就是心脏。所以在补四脏的同时要加上去。它主要是丹参和黄芪。”
练，既指呼吸吐纳、静坐这类特别适合老年人、有大病的人的放松方式，也包含体育运动等较为激烈的方式。总而言之，一定要在“练”后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如果运动以后产生了烦或者是累，或者是萌生不舒服、不愉快的心情，那肯定没有达到目的。
“养生不是医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章原博士师从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作为裘老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学散墨》执笔之一，深得裘老养生技巧之精髓。
章原指出，现代养生的最大误区在于很多人身体有了病才想到养生，而中医养生的至高境界当是“治未病”。《黄帝内经》中早有描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现代人养生注重饮食，却较少关注精神调养。而在养生当中，最重要的却是养心。“一生淡泊养心机”，这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人的七种情志，过了头就是七情过激。
都市人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过着工作紧张、人际关系复杂、缺少锻炼、应酬过多、饮酒熬夜的不良生活，长期处于高压、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五脏六腑难免不出现问题，从而导致神经衰弱、血脂高、血压高、痛风、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产生。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202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糖尿病患者会从8400万增加到2.28亿，全世界糖尿病患者预计会从1.35亿增加到3亿。这都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给国家卫生资源带来巨大负担。所以，养生不只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因此，有机会放下工作，避开城市的喧嚣，到远郊、山林去居住、旅行，呼吸新鲜空气、饮用甘泉，尝食没有污染的农家蔬菜，摆脱烦恼，放松情绪，锻炼体魄，经常如此，不仅对健康有利，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失为一种调剂生活节奏的好办法。
但更重要是，养生之人需要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努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做到温和、善良、宽宏、幽默。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和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说：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最后一句话特别富有深意：只有忘记了物质享受给人带来的肉体的欢乐，而后精神上才会充实，只有摆脱了对生死的牵挂，而后身体才会健康。
特约撰稿/邬颖茹 记者/应 琛
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给人生一次“跳出来”的机会
连日来，一则消息在上班族之中引发了强烈震动。7月2日，年仅39岁的著名媒体人、凤凰网前总编辑吴征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白领阶层生命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通货膨胀的攀升、生活成本的增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都市职场人背负的生存压力也层层加码。工作中追求更出色的业绩、更快的晋升、更高的薪水，宁愿选择承受持续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方式。
猝死、过劳死，这些名词早已不陌生。近年来，28岁的郑州电视台记者刘健、37岁的南宁电视台主持人徐谨都在风华正茂之际因心脏病突发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连续出现的几例“职场人过劳猝死”案例，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
据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过劳”的情况接近六成，包括24小时待命、没有周末、在办公室“安家”等等。另据《2011职场人工作强度与压力调查》显示，到野外亲近大自然是职场人首选解压方式。
其实，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诞生了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抵抗社会既有的各种制度和观念，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不满。他们倡导和平非暴力，反对战争；他们提倡“爱”，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主张性开放；他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依赖毒品。他们被当时的西方社会称为“颓废的一代”——嬉皮士。
到了80年代。一部分嬉皮士开始回归他们一度反抗唾弃的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过起正常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嬉皮文化向主流文化妥协的结果。
只是，不管嬉皮文化是多么地非主流，嬉皮士的流浪式生活，勾起了青年人对外面未知世界了解的渴望，成为了青年环球旅行的导火索。于是，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80年代， 当一批批的嬉皮士回归社会的时候，另一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又开始出行，在全球掀起了背包旅行热。甚至，西方的许多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拓展眼界。
“间隔年”就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社会的生活。在“间隔年”期间，学生在旅行的同时，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今，还有一种“Career break”的说法，指的是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充电。
体验“间隔年”不是流浪，不是过放荡的生活。无论是学生的“gap”抑或工作一族的“gap”，都是为了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经历更多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就像《为什么要有间隔年》那篇文章所说：“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其实，只需要给一次‘跳出来’的机会，或许就得到可支撑整个人生的幸福。”
不迟到的人生旅行
当了解到这个概念后，广州的的孙纯东计划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迷你“间隔年”。不料一些意外，使旅行成了辗转亚洲多个国家的远足，历经13个月。虽然他因此丢掉了工作，却找回了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还遇到了日后的妻子。“间隔年”结束后，他用1年零8个月，将路上的点滴整理成文，出版了《迟到的间隔年》。
尽管整个行程中，孙纯东彻底摆脱“寂寞星球”的“束缚”，但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去仍是来自这本著名的私人旅游指南读物。“一个伊朗的朋友来中国时，带给我的一本寂寞星球的《间隔年》。看完后，觉得这个概念很酷，可以出来玩，同时又能做义工。虽然不包膳食和住宿，但义工听起来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孙纯东说，他最初的间隔年动机“十分虚荣和卑微”。
当时，孙纯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按他书中的记述：“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工作强度不是很大，有一个很好的上司，领着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平日的生活也算过得有滋有味，年度的单位旅游、各种各样的朋友，闲暇时还能继续的兴趣爱好……生活的“无可埋怨”，还是无法拴住孙东纯骨子里的不安分。不过让他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寻找，进而更好地面对原来的生活。
他开始为出行做准备，向印度的几家义工中心发去申请信，很快得到印度中南部一个艾滋病组织的回音。于是他计划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做义工，花一个月到西藏旅行。“我把自己的决定告知身边的人。父亲很明确地告诉我，我的间隔年计划因目的性不强，注定会无功而返；我妈妈是洒脱性的中立，说只要我开心便去吧；家里只有姐姐站在我的一边。”身边的朋友听到他间隔年的计划，有的似懂非懂但表示赞成，有的保留意见一笑置之，有的则大骂他神经病。但对他来说，别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当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在路上’的亢奋中。”让人没想到的是，孙纯东的上司竟然同意，给3个月的假期。
不料到了泰国之后，信用卡的问题让他多逗留了一个多星期。老挝与缅甸陆地无法过境，又让他绕行云南。到达印度时已经过去3个月。为了能完成“间隔年”，他选择辞掉工作，继续旅行，开始了他名副其实“迟到的间隔年”。
原本，孙东纯一直透过网络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间隔年”故事。没想到的是，2008年有出版社联系他，他便在自己网络博客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增加了义工生活的部分，突出“间隔年”的主题。
书整理出版的过程，也成了一次回顾。“写到什么地方，心便飘到什么地方。比如写到印度被偷了相机和钱，和当地警察周旋时的那几天，心情总是特别地沉重压抑。”同时他也会想起来那些路上的朋友们。“他们有些现在还一直在旅行，有些回来后又出去，有些和我一样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书中的彻平最近到了欧洲；有过误会的栗林毅，前阵子才邀他去爬富士山；“野人”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最近去了尼泊尔、印度学冥想；庆惠回到东京开始学习包装手艺，最近去了巴厘岛……孙东纯说，由于书以“间隔年”为主题，那些与主题不太相关的故事就被删减了，“起初我以西藏为终点，最后去了尼泊尔，所以那里的经历便省略了。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丢了护照、遇到没有钱便环游世界的韩国朋友等等。”
回到广州以后，孙东纯开始并不适应“正常生活”，甚至会感到沮丧。“我在书中也写到，这中现象叫‘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间隔年的路上，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文化，一次次尝试放下自己的文化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去适应身处的文化氛围当中，经历着从新鲜亢奋到文化冲击，又从矛盾抵制到文化适应的过程。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面对原来的文化环境，也变得需要时间去适应。在外的时间越长，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能也越强。”
对于如何调整这种心态，孙东纯显得颇有心得：“第一，要肯定自己间隔年的正面意义，不要因为这种不适而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第二，要知道，一次间隔年并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旅行家，最重要的是从间隔年得到的‘心’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第三，社会是现实的，旅行却十分感性，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但我们如果可以尝试用远足的心来生活，这样的生活可能更细腻、丰富，而且容易让人感恩。”
如今，孙纯东已经随他的日本妻子沙弥香到静冈定居。沙弥香是他在间隔年中遇到的女孩，两人在途中产生感情。但由于沙弥香早已签约，将在当地一家国际红十字会属下的医院服务，合约期为4年。想要在一起，孙东纯就必须去日本生活。最终他选择追寻幸福的脚步。
对于旅行，他仍有很多计划。“人的一生，要想有两次间隔年不大可能，而且一个人经历了长途旅行，可能短期旅行就变得不怎么吸引人。间隔年回来后，旅行依然是我的兴趣，但不是生活必需的“调味料”。“现在他最期待的，是计划一次和妻子以及双方父母亲一起的旅行。“我和妻子是在路上认识的，也希望可以让爸爸妈妈分享我们的旅行感觉。”
说到间隔年对自己的影响，孙纯东回答：人活着为了什么，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间隔年”的旅行无所谓迟到，一只背包+轻松的心态，每个人都该拥有自己的“间隔年”。“间隔年”这个并不新鲜的旅行概念，也为更多的中国青年所接受。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