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温州之争，并不是两千年前吴越之战的延续，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未可小视。

苏州输出官员和模式，此地出产的省长们将苏州经验带到中国各地；而温州更多地输出商人和资本，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

谁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谁为中国提供更好的选择？

议论声中，“贫困”的苏州在外界质疑下转型，而“落伍”的温州正在政府强力下转身。

它们又将走向何处？

他将终结温州模式？

这位雄心勃勃的市委书记，被怀疑试图颠覆成名数十年的温州模式。但在温州人看来，是王建满改变温州，还是温州改变王建满，还是一个悬念

本刊记者/何忠洲(发自浙江温州)

新落成的温州市行政中心与环绕大楼的宽阔的花园广场，在(相较于其他城市)更新缓慢的温州城，显得雄伟而豪华。

小狗经济，是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温州经济的一个形容。但现在王建满说，“最需培育的就是‘狼’与‘虎’。”

放眼自己的辖地，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更渴望看到的，是狼与虎的对决，这使得他在面对遍地“小狗”时，有遏制不住的变革冲动。

招商引资，是王建满主政萧山市时的成名绝招，现在被他带到了温州，它和发展重化工业、建深水港，一齐成为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给温州开出的药方。

但这显然不是传统的温州，也不是外界印象中的温州。“他是否将成为温州模式的‘终结者’？”自王建满于2004年年底走马上任之始，就成为一个话题。

但在温州政界，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温州的市委书记，不管他是哪里来的，到最后都要被温州同化。”

因此，是王建满改变温州，还是温州改变王建满，抑或是在互动中都有改变，这在温州人看来，仍是个悬念。

新书记“引狼入室”

“我们招商，就是要‘引狼入室’。”

2005年新年临近，从萧山到温州两个月不到，在温州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王建满就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自己的治温思路是招商引资。是年3月，温州市的“一号文件”正式把招商引资思路提上工作日程。

温州市招商中心副主任王晓东向记者介绍说，2005年确定的内资招商引资指标是16亿美元，实际完成22.6个亿。同年实际利用外资3.1亿美元。

招商引资，这在民营经济的“根据地”温州，被视为“破天荒”。相关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加起来也不过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嘉兴市仅去年一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

首先来自学界的质疑是，温州资本本来过剩，招商引资岂不多此一举？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告诉记者，温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来自温州市银监局2005年9月末的统计表明，温州全社会流动性资本规模达到3130亿元。“在温州以外还有超过这一数量的属于温州人的资本在流动。”洪振宁估算说。

而更多的质疑来自温州的本土企业。温州鞋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招商引资实际是要改变温州前一任市委书记李强对温州“国际轻工城”的定位，“恐怕走不太远”。

书记的新思路，据称也曾遭到温州市一些官员的质疑，不过温州市委曾专门下发了文件，严令：对有意挡道、阻碍“12345”工程实施的部门和个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对自己的思路，在杭州任职多年的王建满曾做过一个类比，“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

2006年3月21日，王建满在《人民日报》撰文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既发挥“铺天盖地”小企业的优势，也依托“顶天立地”大企业的强势，努力形成“星星”满天，“皓月”当空，“星星”围着“月亮”转，“月亮”带着“星星”亮的经济生态。

不过，偏好“狼虎”的王建满可能忽视了的一点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前主任马津龙向记者说，“钟朋荣所说的‘小狗’，那是指的‘小鬣狗’。”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一群小鬣狗，在通力合作下，可以与狮子一决高下。

但是，对这种“小狗经济”，王建满以三个字概括之：低、小、散。他在一个场合说，“温州产业向来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而温州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资源匮乏，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对这一定位，众说纷纭。

有人因此说王建满是“批判温州第一人”，他对温州企业的定位给了已经逐渐有些自高自大的温州人“当头棒喝”。

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位温州本地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低、小、散恰好是温州经济的特色与优势。

但是无论怎样，在王建满调任温州任市委书记之后，温州开始了一轮真刀实枪的招商引资，要把温州企业“做大做强”。

2005年2月19日，在一个招商引资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履新3个月的王建满带着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共计108人组成考察团，前往上海、嘉兴、杭州，主要任务就是为招商引资搭台。

2005年3月11日，投资300亿的“温州石化基地项目”向外公布，石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这一工程被形容是“大港口、大石化、大产业”。

2005年4月，王建满提出“12345工程”：用3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10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

这些举措前后呼应，使王建满借招商引资升级温州的思路清晰起来。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直争议不断。

一份名为《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若干政策意见》的文件宣布：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

而温州市招商中心的一位官员向记者抱怨说，在他们的工作考核中，同等数量的内资引进打分，只相当于外资引进的五分之一。“2005年过半不久，我们的内资引进就已经超过预定目标，本来我们打报告希望提高内资引进指标，但王建满书记批示要求内资的引进先停下来。”

这种明确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引发一些当地企业的不满。王建满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曾作解释，“宠爱儿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儿子就被气走了，那还是要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这一解释遭到温州理论界的一些非议。一位研究者就曾对记者表示，这话所流露出来的还是“父母官”思想。

转型源于政绩驱动？

在这位研究者看来，招商引资首先源于政绩冲动。“因为经济是全球化的，官员永远是地方化的，官员追求的永远是本地区内的经济总量和考核指标。”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马津龙说，“历来温州市委市政府都在想办法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

这种想法随着温州GDP增幅连续几年的下滑而变得紧迫起来。在王建满上任之时，温州GDP增速已经连续几年全省排名靠后，2003年间甚至一度排名全省倒数第二。而此前24年，温州GDP增长速度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这些事实所昭示的是，领跑者似乎已盛极而衰。

而另一方面，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左右。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说，“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

同时，大约220万温州商人——占温州总人口近1/3——携带着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在中国乃至全球各个角落，为自己创造着财富，也为当地创造着GDP、税收和就业机会——“炒房团”“炒煤团”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些GDP和税收，并不能算在温州市的账上。

对这一状况依然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法是温州企业发展遭遇到了“成长烦恼”的生产要素荒。温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温州除了不缺钱之外，水电地等无一不缺。”

而洪振宁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主要的利润来自研发和销售，那么生产环节自然可以搬迁出去。“这和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是一个道理。”

不过，主政官员未必如此作想，王建满提出的思路是“腾笼换鸟”。

但是一年下来，虽然从指标上都超额完成，但招商引资的实际效果还是遭到质疑。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说，纵使能够引进项目，但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项目是否真的就适合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需求，能够切实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否则，那些空降的空洞化的资本随时都可能迁移。“你看看萧山，”他对记者说。

而温州市招商中心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相关官员都明确告诉记者，实际所引进的外资基本上都是温州人的在外资本。

而真正的外资项目，譬如可口可乐，在温州以合资的方式落脚了，但实际上仍然不过是罐装车间。“那能否给温州带来高精尖的技术和产业，能否促进温州产业升级，实在很难说。”谢健说。

“萧山模式”颠覆“温州模式”?

王建满雄心勃勃要改变温州，一年来一份初步的成绩单已经摆在了桌面：招商引资初战告捷，重化工业开始启动。

2006年4月29日，国内最长的跨海大堤在温州正式建成。这意味着谋划已久的温州港计划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对一位见证了温州整个改革风雨的研究者来说，这一年在温州的历史上仍然还是风雨不惊的。“这一轮的所谓温州转型，恐怕更多的是政府的一些炒作。”

这位学者提醒记者注意王建满的数字化：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工业发展“12345工程”、基础设施“百项千亿工程”“139富民攻坚计划”。

“这是当前中国典型的官员风格。”他说，“所谓的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工业等一系列思路，在王建满的前几任那里都有，而且民营资本也早就在悄悄地做了。王建满这样做，仍然不过是政绩驱动下不得已的几招而已。”

在他看来，就是招商引资，王建满在温州所能够使用的招数也不多，“不过是又一轮把温州人在外的部分资金再引回的过程。”

这和王建满在萧山时的状况迥然不同。从最基层一步步升起来的王建满今年52岁，在任温州市委书记之前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就在其任内，缔造了招商引资的“萧山模式”。这位出身贫寒的官员，被周围的人形容为干事雷厉风行，讲话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

曾经连续两年，萧山被台湾电力公会评价为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城市，在全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中，萧山名列第七。

王在萧山的最大抓手，就是招商引资。具体做法为，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传化集团联手花王”“华润啤酒并购钱啤集团”等大手笔，其间都有王建满的功劳。一个广泛的说法是，招商引资是王建满得以升迁温州市委书记的最突出政绩之一。

但是，“温州社会发展的惯性太大了，一直以来政府在社会面前都是显得比较弱势的。”谢健如此对记者判断。而王建满似乎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在萧山执政期间，王建满的思路是“快”，并具体提出：“抢上头班车、抢进快车道、抢抓潮头鱼、抢开逆风船”。

但是，温州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上，市委市政府再快，还能超过四处寻找商机的民营企业？”

在他看来，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发展，高调去搞所谓转型，“其背后的东西才真正耐人寻味。”

他说，“浙北系”的官员来到温州，用“长三角经验”来温州大搞“去温州化”运动，只怕最后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

而洪振宁则说，“政府如果在未来的‘规划设计’中掌握不好度，无疑会遏制温州的活力与个性。”★

与主政官员接踵升迁相应，苏州模式似乎更得官方青睐。但学界与官方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苏州模式PK温州模式

★本刊记者／何忠洲

苏州和温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较品评的对象。

80年代至今，苏南模式演变为苏州模式，温州模式也在应时而变，而两种路径的比较或者竞争，一直在延续。

而对此，官方与学界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内与外

在目前的考核指标体系下，苏州较温州，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员的命运也颇不相同。

人称地级市苏州为“省长的摇篮”，其连续三位前任市委书记先后升任江苏、陕西、吉林等省省长。媒体评价说，他们被寄望于将苏州模式带向全国。而温州相应官员虽也多获升迁，但却未如这般显赫。还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书记李强起，温州市委书记不再拥有从80年代一直担任的浙江省委常委之职。

仕途去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官方的认可程度，而前往苏州取经的全国官员更是络绎于途。但学界和民间并不完全以此来判断两座城市和两种模式的优劣成败。

新世纪以来，随着辖下昆山、张家港等地的飞速崛起，苏州模式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其中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招商引资是重要的发展动力。曾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的学者焦新望将之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续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

但是，这种“飞来式经济”，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认为，对一个地区来讲，很难避免空洞化的毛病，无法和当地的经济浑然一体，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时随时迁移。

不过，“因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制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数字上的发展。并且现存税收体制，主要是增值税，客观上是逼迫政府官员去追求GDP的。”这“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焦新望说。

在这样的看法下，当王建满来到温州力倡引进外资时，受到的最大指责就是“政绩冲动”。

温州下辖瑞安市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那会扭曲资源市场，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焦新望则对苏州模式评判说，这是“倾全市之力，结外资之欢心”，“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

焦新望说，温州是典型的由民众自发产生民营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苏州则更多是政府主导形成的结果。“苏温模式比较，实际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较，”“要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是可以做出优劣判断的。”

骨与肉

身兼经济学家身份的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对苏州的质疑即是：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与福利？

焦新望向记者表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真实的苏州的状况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世界工厂”身份越来越强。

2006年，《财经文摘》编发了一组文章来反映苏州的状况，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贫穷的苏州》。“苏州的经济就是一个‘打工经济’，”焦新望总结说，“而温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经济’。”他对苏州经济的另一个称呼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

《财经文摘》引用一位在苏州的打工者的慨叹说，“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而媒体引用的数据称，苏州企业一般员工的年收入1.5万～1.8万元左右(这与其他地方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年薪则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达到6万～8万元，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从历史到现在，焦新望说，“苏州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干群二元结构。”而从历史上讲，苏州也历来就是强政府弱社会。

这一点与温州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向记者表示，温州历来是“藏富于民”。官方数据也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当前官方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面温州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在报产值利润时天然地会就低不就高。另外一方面，温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并不从工作中来，而是从红利、股份中来，有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而这是难以纳入统计的。”洪振宁说。

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官员卢立称，目前苏州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资收入。

关于温州藏富于民的特点，刚离任的市长刘奇曾有过列举：温州百姓每百户拥有汽车13.5辆、电脑64台、移动电话(含小灵通)185.8部、钢琴6架……

刘奇说，“这些生活消费品的拥有比例远高于全国许多城市，它反映了温州民众真实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那些不在温州境内由温州人创造的生产总值，是不在考评之列的。

不过，对苏州与温州各项指标的比较，无论怎样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就像卢立指出的那样，苏州的城市建设要远远好于温州，民众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温州一截，贫富差距也较温州为小。

而这或许应归因于2004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是温州的2.3倍(虽然其人口比温州还少)，使得它开始有财力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众间接受益。而在温州，由于政府掌控的财力有限，一些路桥等基础设施甚而政府大楼，也需借民资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看来，苏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说明分配上存在问题，不能说苏州搞的是“房东经济”。至于“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则纯粹是错觉，他反问道：“难道政府的收入不会通过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间接变成市民的消费？”

因此，赵晓说，“苏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雾中。”

争什么？

苏温之争在当前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国GDP跃居全球第六，外汇储备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外贸依存度，据中国社科院张宇燕研究员披露的数据，已经达到80%。

但是，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现实，是环境问题和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或者说，中国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的问题。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很多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在校正中国的发展航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

中国增长到底还有多大潜力，这种增长如何能转化为民众的现实利益而不是数字财富，这是理论界和决策者仍在探索的问题。

而苏州和温州，作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两颗明星，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探路的望远镜。苏温之争，在焦新望看来，涉及的是中国在下一步的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

千年的吴越与苏温★本刊记者／何忠洲

千年春秋史，演绎至如今。

回想吴王阖闾在公元前496年兴师伐越所引发的一场战争，再放眼当下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之争，似是又一次新的“吴越之争”。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对记者说，“苏温之争，本质上仍然是两种不同文化之争的延续。”

而在汉语的词汇里，“越”本身即是一个地处偏端的概念。而“吴”则相对而言位居正统。

自古，处于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苏州就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苏杭自古繁华，朝廷也从来都把最得力的官员派往苏州，因为，苏常熟，天下足，那里是天下粮仓。

而温州，《山海经》即云：“瓯居海中。”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在封建的农耕社会注定难望富庶。

区位环境造成了苏州商人和温州商人不同的特点。对苏温模式深有研究的焦新望对记者总结说，“苏商是坐商，崇尚实业，温商是行商，注重行销。”

苏商是中国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之一。苏南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

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没有任何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

更进一步的嬗变始于1978年。苏州是以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为启动点，演绎出蜚声海外的苏南模式，并从1986年起，由内向发展转向外向拓展。而温州则由个体、分散的家庭经营转向股份合作经营。

到了1992年，两地都开始企业改制、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对外开放。可谓各领风骚。

但是，抑温扬苏与抑苏扬温的争论始终存在。

在90年代前期以及以前，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模式”由于打破了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又继续高扬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旗帜，为更多人所青睐和师法。温州则一直被一些人称为“资本主义泛滥”，被调查和被非议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从未断绝。

然而，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加速转型，“温州模式”迅速升温。人们对这两种模式的评价开始有一个大转变。昔日的“苏南模式”已不复存在，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90%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苏州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通过兴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而温州，则因其民营经济和普遍富裕的经验，被视作“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典范，而当下，苏温发展正在呈现一种合流的趋向。苏州开始注重对民营经济的培育，而温州也在逐步加大合作，做大规模，加强政府的力量。“苏州现在需要化整为零，适当降低经济重心。而温州则要适当抬高经济重心，适当化零为整。”焦新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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