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一、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这里仅按不同历史时期列举几条。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都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引亿万人民新的实践；才能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持和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至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得到确定。

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

一些西方人士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或者要打很大折扣。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对亚洲北非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用武力强迫被征服地区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其人民，占其土地，掠其财富，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而恰恰在多数人口不信仰宗教的中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我们党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我们应抵制种种无所作为的怪论，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当前治理社会上存在的宗教热、宗教活动乱的现象，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是宗教保持正常秩序，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

如果我们党允许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党员信教“开禁”，不仅这些人所许诺的种种“好处”虚无缥缈，相反其带来的恶果却显而易见。

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

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在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允许党员信教将极大削弱党的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鲜明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当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人为助长宗教热，而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根本不当回事，导致混乱现象蔓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党员干部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宗教，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中国有着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影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这与西方传统哲学的神本主义有很大区别。中国儒学传统精神影响大，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中国宗教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这样的国情背景是我们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而能够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孕育生长，得到人民广泛认同、支持的重要原因。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完全违背中国国情，不仅党能否取得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的一致支持成为问题，而且能否继续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的支持将成为更大的问题。

四、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

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应当鼓励和支持党校、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团组织的理论学习中，应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学习内容。

根据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对参加宗教活动和有宗教意识的党员要立足于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一味迁就。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的，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相关党内文件的规定给予处分。党的宗教工作干部尤其不能信仰宗教，对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尤其要严格。

改革开放以来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年龄不满35周岁的青年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4，许多青年人仍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应当鼓励他们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学习。对于离退休党员，党组织除了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防止他们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减少，受社会宗教环境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逐渐滑向宗教。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往往也是传统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应当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礼仪采取灵活态度，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

国家宗教局局长回应“官办宗教”说法：依法管理  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核心提示：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表示，“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政教关系，跟西方有些国家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并认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不是说什么宗教事务都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依法进行管理”。

以下为文字实录：

2001年9月11日，美国经历了建国两百多年来最血腥的洗礼。基地组织劫持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双塔，发起了对美国的所谓“圣战”。就在这起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之后，从中东到中亚，从基地组织到东突组织，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崛起，国际反恐形势日益复杂，而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

911事件之后，中国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也就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特别是新疆，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仇视和宗教对立，鼓吹进行“圣战”。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伊斯兰教就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解经”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王作安：伊斯兰教当中有个词叫“吉哈德”，极端组织把它解释成就是什么啊，“圣战”。“圣战”就是说“三股势力”就讲了，你每个穆斯林都必须采取“圣战”，“圣战”干什么，拿起武器来，你去搞，拿起炸药来你去搞暴力恐怖活动，赶走现在的政权，要建立哈利法的国家，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穆斯林一听，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圣战”是什么呢，宗教义务啊，就是说你按照宗教教义提出来，你必须要，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穆斯林，你就要按照这种宗教义务去履行你的宗教义务，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开展解经工作，有针对性地来开展解经工作，成立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然后对现在，被（“三股势力”）歪曲过的，或者存在疑问的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做出权威的，正确的解释，编成卧尔兹，新卧尔兹讲给穆斯林听。

卧尔兹，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劝导”、“训诫”、“讲道”等。在中国，讲卧尔兹是数百年来伊斯兰教传统的讲经宣教方式。2001年，首部《新编卧尔兹演讲集》面世，其中一篇就题为《什么是“吉哈德”和如何认识“吉哈德”'》。

王作安：内地对古兰经解释与国际主流一致

王作安：根据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这种温和派的，那种解释，这个“吉哈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汉语讲，就是努力和奋斗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有私心杂念，都有不良的欲念，我们都要同这些东西做斗争，做一个纯洁的穆斯林，这就叫大“吉哈德”。每一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还有一个叫小“吉哈德”的意思呢，当你的国家受到外国入侵的时候，你进行自卫，正义的自卫，这是可以，但是在中国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呢它就编成。这个解释编成卧尔兹，然后呢这个毛拉、阿訇们根据这个卧尔兹，再到清真寺里去给穆斯林演讲，这个引导作用就很厉害了。

王作安告诉我，解经工作开展这10年来，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一共编写了46篇《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包括汉文和维吾尔文两种文本，免费发放给各地清真寺。

吴小莉：我想听您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这个新卧尔兹出来了以后，穆斯林们他们的反映如何，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减少了《古兰经》的纯洁性，而需要一个中国版本，或者是说内地版本这样一个新解，会不会有这种控制的意图？

王作安：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解释，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都是中国这个最有名望的大毛拉、大阿訇组成的，他们这个解释也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是跟世界上主流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没有说为了什么特别的需要，我能给它加进去我自己的一个什么认识。

吴小莉：那现在穆斯林对于新的卧尔兹演讲集或者是解经的内容，现在接受程度怎么样？

王作安：应该说我们这个，至少我们那个毛拉们阿訇们都非常认可。为什么呢，包括这些解释，拿出去大家都觉得这样解释是可以认可的，再最后定稿，定稿完了，毛拉阿訇他们在培训的时候还一起来学习这个卧尔兹，然后给穆斯林讲。信徒呢，作为穆斯林来讲，大多数他信任毛拉，他讲的他一般都信。

对于穆斯林来说，一生中到麦加圣城朝觐一次，是伊斯兰教当中的最重要的五大功课之一。早在1988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就做出决议,根据各国穆斯林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来分配朝觐名额。各国均根据所分配名额，采取报名排队的办法。2011年，中国组织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共有1.38万余人，而这与两千万的穆斯林总人口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王作安：那么现在要求朝觐的人比较多，不是说想朝觐的人，今年都能朝觐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正在探讨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宁夏开始实施一个，叫网上公开报名排队的办法。就是什么呢，设计了一个软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报名，一报名就生成了，公开的，你再后上去的人就在后面，然后一年一年排，轮到你就是你，这样就是说公开公平公正。现在因为有什么呢，朝觐也会开后门的，通过各种关系，我插队我就先去朝觐了，这样穆斯林就容易会有意见。当然这里边呢，也要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也在思考这问题，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讲一生当中如果有条件，应该到麦加去朝觐一次，但是呢-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些穆斯林呢，实际上刚刚经济有点好转，就赚了四、五万块钱了，朝觐一次回来又返贫了。

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下发的文件，2011年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费用，是每人30947元人民币。对于西北贫困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王作安：作为我们政府来讲，我既要尊重你的信仰，能够给你创造条件，今后能够便利的去朝觐，同时我也得关心你生活啊，大家都因为朝觐都弄得回来背了一身债，这也不好，所以平衡好这样一种关系，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现在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吴小莉：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就业，让穆斯林能很好的致富？

王作安：所以我们作为政府来讲，我们对穆斯林最好的回报，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增加就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活条件好了，咱们好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王作安：梵蒂冈对中国自选主教“绝罚”没有意义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人口不到1000人，其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大。就是这样一个袖珍国家，在当今的世界宗教事务当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它，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则是时而微妙、时而紧张。

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回应了关于中梵关系的问题。他说，中国愿意在“两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对话，共同寻找能够解决彼此问题的方法。有评论就认为，这是中国向梵蒂冈发出了和缓信号，不过王作安并不完全认同。

王作安：中梵之间一直有对话，一直有交流，但是呢摩擦也不少，这个主要涉及到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天主教。我们还在坚持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梵蒂冈它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在推进主教祝圣的时候呢，它就要出来阻挠，出来这个指责。这样我们中梵之间的接触也会受到一些波折，受到一些波折。其实我们态度很明确，我们原来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怎么做，那么至于我们双方要谈，那双方谈的有结果了，我们按双方的要求来做，你不能说我们双方还没有一个共识，你就要求我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当然呢过去也有美国的朋友很关心这方面问题，他们对中梵关系很关心，经常问我这个中梵关系什么时候能改善，我说你不用着急，我说你去查查你美国的历史，美国跟梵蒂冈谈判谈了103年了（才建交），我说我绝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1952年，中国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仍然同梵蒂冈保持着宗教上的联系。1958年，中国天主教会交给梵蒂冈一份主教候选人名单，遭到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回绝，并要对被选主教实行“绝罚”。

王作安：因为那个时候主教大部分是由外国人担当的，后来新中国，解放以后这些外国人都离开了，离开了教会就没有主教了，没有主教，对天主教来讲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所以这要选主教，没有外国人就选中国人嘛，正好选中国人嘛，选中国人当主教像我们汉口武昌两个主教，就选了两位主教，选了两位主教以后，就报给了梵蒂冈。

吴小莉：我们怎么选的？

王作安：我们选就是主教们商量神父们商量，教徒们推选，通过这种方式选出一个主教，然后报告梵蒂冈。梵蒂冈是它有审批权的，梵蒂冈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它缓解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但是它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非但没有批，而且要提出来要对中国的主教实行绝罚，就是这次绝罚，中国的天主教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没人批了，那就自己圣吧，自己选了自己圣吧，这就是中国天主教为什么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源头，源头在这。

天主教的“绝罚”，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即将某人从信徒团契中排除，不许他参加教会的圣礼，剥夺他作为教会成员的权利，是神职人员和教徒所受的重大处分。

吴小莉：今年2011年就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对于乐山教区以及汕头的教区我们的主教祝圣，祝圣完了以后，梵蒂冈方面又提到了要对于这两位主教绝罚，提出了这样的声明，您怎么看？

王作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推进自选自圣主教，我们差不多到现在已经自选自圣主教，一百七十多个主教了。如果说没有这个自选自圣主教，中国的天主教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那么现在刚才讲到了中梵之间，我们愿意就相关的问题，展开对话探讨解决的办法，那我不能说，我一天不探讨出来，我就一个主教也不祝圣，你谈二十年三十年我一个主教不祝圣，我中国天主教怎么办？我中国天主教是有牧灵福传事业我是需要主教。但是呢梵蒂冈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没有沉的住气。它非要这什么东西呢，你现在我只要不认可你的，你没有报我批的（主教）我就不承认。过去有一些那个外界都传，说这个主教，你看中国政府和梵蒂冈都是默契的，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所以这样的方式很好，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的，当然梵蒂冈后面它觉得这个（主教）不错，它认了，那是它的事是吧。那么这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爱国会的主教团的主席，马英林主教，在我们天主教徒当中，无论是这个品行学识各个方面威信都非常高，祝圣（梵蒂冈）就是不认，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过去也绝罚过现在绝罚过，对我们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直是自选自圣主教的，当然你今后要解决中梵关系你把这些问题都要给我解决好。

王作安：美国宗教机构专管别人中国的只处理国内宗教问题

吴小莉：凤凰网友问，请问局长，您的信仰是啥，您觉得《圣经》值得一读吗？

王作安：这个好多的，我到美国去，好多人就包括到西方欧洲国家去，都问你是什么信仰的，他们感觉宗教局长理所当然肯定是个宗教徒，我就很坦率的告诉他，我就共产党员，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我能把这个宗教这块工作把它服务好，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圣经》，他说是不是值得一读，这个事情呢，用不着我来推荐，《圣经》它本身，一个是基督教的主要的经典，同时实际上，它也在文化，文学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王作安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进入中央统战部，1987年调入国家宗教事务局，从事宗教工作，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王作安曾经感慨，自己常看到中国的基层官员对宗教问题上，经常在“左了”和“右了”之间徘徊，在“松了”和“紧了”之间犹豫。的确，在中国内地，“宗教”二字一直带着一丝敏感的色彩。而作为宗教管理机构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在有些人的眼中，也是一个带有敏感和神秘色彩的政府机构。

吴小莉：比如说您到国外去，有人会问您说您这个局到底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就是来管理或管制宗教的，是有这样的提问过吗？

王作安：这个问题呢到有些地方去没有问题，你像世界上现在好多国家那宗教部很厉害的，那宗教部在那个在内阁当中地位很高的。但是这个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宗教工作机构，但是呢它也不能，没有宗教工作机构不等于没有宗教工作，它好多我去接待包括有的在司法部里面，有的在民政机构里面，有的在那个叫内政部里面。到美国去，美国人就经常问这个问题，那个宗教局干什么的，为什么要你这个宗教局，我们美国就没有，不是管得好好的吗。我说你美国呢不是没有宗教机构，你美国的宗教机构还好几个呢

吴小莉：国际的，管国际宗教（事务）。

王作安：我说你们是专门去管别人的，不管自己，我们那个呢，是我们处理好我们国内宗教问题的。

王作安告诉我，中国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立最早是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也就是国务院的前身，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宗教处。到了1954年，国务院正式设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然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政府一次规模庞大的机构改革当中，宗教局曾经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王作安：我们那个时候赵朴初先生还有好几位宗教领袖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给中央上书，要求，就是什么呢，要保留宗教局。

吴小莉：原因是？

王作安：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宗教局我们宗教界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愿望要反映，这个通过宗教局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能给我们来解决，

吴小莉：一个对口的单位。

王作安：然后我们没有宗教局了我们碰到事我们找谁去啊，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些年来他说，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把宗教房产落实回来，基本上就是我们宗教工作部门在做。另外还一个我们就是要协调关系，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有一些是没有报道，过去那个因为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这种事情发生这些年来发生不止一起两起了，那么再早些的时候曾经引起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像这种事情，这个国家宗教局出面来协调，现在我们就，最近这些年就比较少了。过去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人他不是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有什么成见，他就是不懂，瞎解释，一解释就容易东西伤害了这个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像这种东西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上，我在美国有好多宗教界朋友也讲，你说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说我在中国你看我有宗教局就都帮你解决了，你在你那边你就找不到谁来解决。

《圣经》中有一句经文说道，“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它的寓意常被引申为政治和宗教应该分离。中国是一个奉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不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是由政府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时通过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对宗教界人士、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进行控制，属于“国家控制宗教型”。但是在王作安看来，并非如此。

王作安：国家控制宗教，刚才讲的，叫这个官办宗教，这种这个影响，这种舆论的影响非常广。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在从事这个工作，我们不是没有发言权，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从政教关系，我认为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关系，但是呢跟西方有些国家，它并不完全一样，有我们中国自身的特点。你比如讲，我们中国这个叫，中国政府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宗教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能去干涉像行政司法教育这样一些国家职能的实施，这个就是很正常。为什么，我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在世俗国家里边国家的宪法法律最大，任何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都要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二条我在中国我各个宗教一律平等，没有利用国家政权去扶持某个宗教，也没有利用国家政权去压制某个宗教。我对于各个宗教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我不允许有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宗教的存在。当如果有这样的宗教存在的时候，那就不是政教分离了。第三个我政府确实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但是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不是说什么宗教事务都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我依法进行管理，美国也是一样啊，你真正要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你能不管吗？也一样要管。

2004年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中国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不过有学界和宗教界人士建言，由全国人大出台一部宗教法，才能够让宗教事务实现更好的依法管理。

王作安：我们在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的时候，这个条例制订了十年，那么在制订这十年之前，就对制订宗教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这个调查和认证，就是说对制订宗教法的可行性，这个后来调查最后的结论，就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我们曾经考虑过，光是这个宗教你来鉴定一下，哪些属于宗教，就这个问题，你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经过了各方面的论证，专家的论证，认为现在什么呢，可以说这个建议是好的，咱们先从下面走，积累经验，最后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吴小莉：谢谢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相关链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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