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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


488 人阅读  日期:2012-01-20 13:56:29  作者/来源:于泽远 郑永年


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天首次正面回应导致系列专制政权垮台的“阿拉伯之春”。他说,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温家宝是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一个国家应该从北非西亚变局吸取什么教训的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反政府运动。这场运动导致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达菲政权先后被推翻,目前这场运动仍在发酵。一些舆论认为,这场运动对一向重视“维稳”的中国来说属于“敏感话题”,中国领导人也极少公开谈及北非西亚的政治变局。

但温家宝在这次访问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国期间表达了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他前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我确实是在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当中,多次就西亚北非局势以及当前海湾和中东的局势进行过深入探讨。”

再次强调中国需要政改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不仅公开谈论“阿拉伯之春”,还将这些国家的动荡归咎于“内因”,再次强调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与他多次呼吁中国推进政治改革的立场一致,表明温家宝没有因为受到来自党内的压力而放弃政改诉求。

这名人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并不是在记者会上一时兴起才发表上述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而是表达了中国高层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温家宝自己透露,他在与三国领导人会谈当中,多次谈到西亚北非局势,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的诉求。温家宝前天在阿联酋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时也表示,中国尊重国家和人民追求变革的愿望诉求,说明这一口径事先得到了中国高层的认可。

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整个1980年代,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进退无常。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执政党也尝试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不过,这方面没有成功,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

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分权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分权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旧体制还是会继续牢固不动。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政党因此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转变成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改革让中国与中共摆脱困境

“南方讲话”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智慧的结晶。“南方讲话”主题词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和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到稳定,稳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甚,出现不稳定状态。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全方位地制裁中国,国际环境极其恶劣。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在内外压力下,中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对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产生怀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这是海内外很多人当时的感觉和忧虑。实际上,当时西方很多人开始讨论的问题,不再是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问题,而是共产党什么时候会倒下,中国什么时候会像苏联那样地解体的问题。

但是,不久中国所发生的证明他们错了。证明他们错误的是中国人的改革智慧,而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上。邓小平认为,苏东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那里的政权无能推行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提供经济成果。经济改革不能推行而导致了政权的解体,因此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难以推行下去呢?这里既涉及到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代也强调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但没有成功。这里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需要不需要,而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从苏东经验来看,人们看到以西方式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民怨沸腾的时候搞西方式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就会失控,走向改革的反面。实际上,1980年代中国本身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不仅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这种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层的转型,很快从1989年之后的保守转型到积极进取。十四大之后,执政党很快形成了一个旨在改革的强大的领导层。高层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识,余下的就是执行问题了。在这方面,执政党从地方上寻找到了动力,从社会寻找到了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决定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是路线和执行两大因素。较之其它任何政体,共产党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在路线确定之后,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促成政策的执行。

需要确定与执行新改革路线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十来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包括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国有企业此后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纪80年代的也极为类似。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80年代被视为是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的市场。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前面讨论过,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它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空间的扩张。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此后的20多年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

对未来缺乏共识的理想主义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与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对执政党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历任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每况愈下,所有这一切何其与80年代末相似。执政党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的类似。尽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党内改革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80年代末的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就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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