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仇和 为政有道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12月3日，刚刚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发表离任感言时如此表述自己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的心境。

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其经历一直广受关注。

一位网友在“仇和升迁感言”中写道：“一直很关心仇和现象，对他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最早看到的是其‘霸道’的执政风格，当时认为，如果有太多这样的官员，中国就无从谈民主法制了。但后来发现，他给执政地带来的变化和发展是惊人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关键是老百姓对他拥戴的呼声也很高……”

那么，一个真实的仇和究竟什么样？他从小到大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仇和现象”又该如何解读？

　他像“鲶鱼”激活了一潭春水

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本刊记者 许陈静

12月3日傍晚，飞机降落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这里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是全国民用机场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乘出租车刚出机场，就闯入下班的车流中。经过一连串漂亮的二环线高架桥，车行如飞。正想赞叹昆明“治堵”效果明显，谁料下了二环，立即陷入拥堵的汪洋大海，每条主干道的3/4，都被蓝色施工围栏圈去了。

“在修地铁，6条一起修。”出租车司机说，“仇和书记说昆明的交通需要‘休克疗法’，再忍忍，等修好地铁，就彻底不堵了。”看车窗外，虽然堵，秩序却很好。不时能看到冒雨巡逻的警察，每隔一段，路边就有一个简陋的白色治安棚。“这也是仇和干的，把警察全‘赶’上街，派出所只准留3个人值班，昆明的治安好多了。”到目的地，一开车门，就感觉尘土直往鼻孔里钻。来接的人笑着解释：“附近在拆一个城中村，浮尘比较多，昆明已经拆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了。”

治堵、治官、治城中村。踏进昆明才半个小时，记者就迎面撞上仇和留给昆明的“三大烙印”。

迎送仇和，都有那个故事

此时此刻，仇和正在跟这个城市说“再见”——19时35分，《昆明新闻》播出当天下午“昆明市干部大会”的实况，643万昆明市民听到了仇和的告别演说：“4年来，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坐在客厅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思考仇和的每一句话。他手边堆满了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和文献资料，仇和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熊教授告诉记者：“我很舍不得仇和卸任，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者，都希望他能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还在江苏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2007年12月初，昆明市政协召开两会的预备会。会议间隙，一位市领导压低声音，跟我们这组透口风说：‘仇和要来昆明当市委书记了。’我心里一跳，赶紧抓住他问：‘仇和？是那个仇和吗？’他说：‘还能有哪个仇和？就是他！’啊呀，我们这组很振奋，仇和来昆明，好事啊！昆明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在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我们盼一个敢闯敢干的‘一把手’，盼了多少年啊！”

消息很快在昆明市的干部中传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从2007年12月中旬开始，机关里“人人都在谈仇和，天天上网搜仇和，个个能把仇和的辉煌史倒背如流”。12月28日，市里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往年这个日子，大家一门心思过元旦，开会能溜就溜。但这次，提前十分钟市委礼堂就坐满了，大家都瞪大眼睛看新来的‘当家人’是什么三头六臂。仇和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气氛之热烈，在昆明官场前所未有。”

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这位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一个同事偷偷问我：‘你说，最严厉的问责会有多严厉？’我答不上来，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你吵醒我，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这句话虽答非所问，却让记者察觉出他“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今晚没睡，拿着仇和当年的‘就职演说’和今年的‘告别演说’，对比着看了好几遍，他来和走，都讲了一个故事，说非洲草原上，羚羊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狮子跑得快，不然会被吃掉；狮子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羚羊快，否则会被饿死。仇和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铁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昆明在省会城市里，是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仇和拿鞭子抽了4年，羚羊知道拼命跑了。但仇和为什么在离任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我想他是有深意的，因为羚羊跑得还不够快，更不能再慢下来。”

最受肯定的是“治吏”

昆明人对仇和的复杂感情，源于仇和一手推动的“新政”。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在石鹏飞看来，“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

据仇和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仇和没再追究，继续开会。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而且，会议通过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但仇书记没再说什么，毕竟是县纪委的决定。我们倒是私下觉得，有这个‘下马威’也好，对其他官员是个严厉的警示。”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他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有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仇和就管不着了。没门路的恨不得能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治污、治堵、治绿，有褒有贬

除了“治吏”，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昆明之所以成为‘春城’，就是因为有滇池这个天然的空调。”昆明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曾在市政府当过14年秘书，跟过几任市领导，后来发挥专长，半辈子扑到滇池治理上。而今已71岁的他，欣然承认“我就是仇和的‘粉丝’”。“滇池的污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很严重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治理不好，仇和来了就见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

滇池治理，牵涉到昆明36条注入滇池的河流。36条河流，又牵涉到岸边数以百计的企业、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过去的思路，是把滇池治理当交易来做，想的是各方利益都能兼顾，结果久拖不决；仇和不同，他是把滇池治理当政绩来做，谁的利益都敢碰。”省环保厅一名官员说。

敢碰，还得有碰的招。“仇和的第一句话是‘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第二句话是‘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李国春这些滇池治理专家一听，“呀，有戏，仇和懂行，找对症结了”。轰轰烈烈的“河长制”就此出台，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

仇和让人在盘龙江桃源广场段的江边立了块告示牌，写上大大的4个字“河长：仇和”。他每个月至少巡一次河。下暴雨时，他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招呼官员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臭气熏天的淤泥里，挥着铲子铲淤泥。如今，站在盘龙江边，已经闻不到臭味，也能看得到清水。江清了，滇池水质自然也明显好转了。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惹出的怨气也多。

昆明的交通拥堵，已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修建二环缓解交通压力，也是早就有的方案，但迟迟不能推进。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仇和断然否决：“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在这种情况下，二环施工变成了一场心理战，仇和对市民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他顶住了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不但做到了1年完工，而且试通车时间还有所提前。当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感叹道。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连北京、上海都不能同时修6条地铁。别的不说，仅仅是地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跟不上，将来安全运营如何保证？”

也许，只有当治堵像治河一样，切切实实让老百姓看到好处，反对声才会自然消失。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得知昆明一直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居然12年都没成功。他觉得匪夷所思。以昆明的植物多样性条件，还不能成为园林城市？他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一位区园林局局长告诉记者：“我1年种的树，比过去16年都多。”

天天扛着铁锹上街种树，自然引起一些公务员不满，他们故意在人行道上乱挖坑，一个挨着一个，让行人无法走路。市民质疑，他们便说：“是仇和让我挖的。”一时间，市民怨声四起。庆幸的是，“春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些“抢种”的树苗，很快成活并茁壮成长起来。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如今，走在树荫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仇和做对了。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

在昆明市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这种城中村高度密集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最难啃的骨头”。 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怎么赔偿？钱从哪里来？不拆，光整顿，这些几十年来盖起的“接吻楼”、“握手楼”，都是安全隐患，怎么办？还有人们固有的村民式生活习惯，如何改变？所以，有人说“如果谁想挨骂，那就捅一下城中村”。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尽管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但直到今天，已经改造的几十个城中村项目，仍是争议不断。最早一批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的确是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城中村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而这，恰恰是如今在全国都遭到反思的一种发展模式。

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项‘新政’不及格，我认为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复杂”

“政声人去后”。仇和离开江苏后，一本《政道——仇和十年》，评说了他在江苏的得失功过。现在，仇和卸任市委书记后，昆明人又该怎样评说他这4年呢？

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想，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在市政府当了10多年秘书，深知一个人、一支队伍，能跟仇和这样的领导，可以多学会多少东西，多干多少实事啊！”

站在昆明之外看仇和，昆明4年，比起江苏10年，引发的争议已经少了很多。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吗？他是否学会了妥协？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昆明的很多措施，确实比在江苏稳，这说明他在成熟。他在江苏，做得多，说得也多；但在昆明，只做不说，高调做事，低调说话。还有一点，昆明文化是一种包容文化，在江苏，总有人告仇和的状；在昆明，从没有人跑去告状，所有争议都没有被激化。”

眼下，所有昆明人都在担心，仇和做得最好的整顿官员、治理滇池两件事，会不会随着他的离任出现倒退和反弹。熊思远说：“出现这种担心，的确说明他有人治的成分，没能实现‘靠人治推动法治’的目标。”

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和殷切希望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绝大部分媒体都把最大的赞美、最深的不舍送给了仇和。但个别媒体也登出不乏反思的报道，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这两类报纸，都有很多市民购买、阅读。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普通市民，问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仇和这样的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

熊思远教授对此总结说：“这说明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是复杂的。昆明老百姓这个群体，基本上都舍不得仇和，他们有千百年来最朴素的观念：你为民做事了，你就是好官。昆明学者、媒体和网民这个群体，可以一分为二，既有高度认可仇和的‘粉丝’，也有尖锐的批评者。昆明官员这个群体，则是两种心情并存，既松了口气，毕竟4年来提心吊胆怕问责，又暗暗不舍，到底这些年跟着仇和扎扎实实干出了事情，是有成就感的。”

老家人讲述仇和往事

爱读书的“刺儿头”

本刊记者 孙夏力

从江苏盐城市区到滨海县，要走60多公里。从滨海县城到五汛镇，要走30多公里。从五汛镇再到张圩(音同“围”)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五汛镇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在和记者交谈时说，仇和人缘特别好，这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接着又警惕地问：“你们是要写他好还是写他坏啊？写他坏可不行，我们这儿好不容易出一个名人，不能写坏了。”

“搞什么特殊化？！”

“仇”姓在全国很少见，但在盐城市却是个大姓，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一定有几个姓仇的同学或同事。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静悄悄地，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他们告诉记者，仇和的老母亲之前一直住在这里，仇和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直到去年，老太太才搬去盐城。

仇家的宅子与其他农家没什么区别，房屋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小河。院门口有两只石狮子，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对联。上联已经脱落，下联是“福门财旺聚九州”，横批“幸福之家”。走进院子，有东、西、北三栋房，以前母亲住在北屋，仇和则住在西厢。

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件事：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后来仇和回家时看到了，还生气地问是谁的主意，“搞什么特殊化？！”

如今，在五汛镇仇和最近的亲人，是他的舅舅陈乃跃。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镇上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记者来到时，他正弯着腰在院子里洗萝卜。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还要请人“翻译”。记者请他谈仇和的往事，他多半是笑，说记忆力不行了，就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他最近一次见到仇和，是今年仇和的独子结婚，他去南京喝喜酒。

不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三四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8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饥饿、死亡、茅草房是仇和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使得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缘。直到现在，他也很少吃肉。

仇和读书的机会，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因此他也特别珍惜。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学的校史陈列馆里，记者看到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板块，专门介绍优秀校友。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仇和。

五汛中学位于镇中心，4层的白色教学楼建得相当气派，很难想象这是一所镇中学。学校建于1956年，2006年建校50周年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返校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做了将近30分钟的即兴演讲。

仇和1971年入该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在五汛中学的校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十年浩劫中，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在教书育人的五汛中学校园里留下了累累创伤……在动荡曲折的‘文革’中，五汛中学人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后来在社会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高中时就读的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日子：“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更是个政治动乱的岁月。生活困难，甚至面临饥馑，而高校停课、停招，更让很多农村中学生感到‘读书无用’，前途无望。有的农村中学压根儿开不了学，即使有的开学了，上课犹如‘放羊’。”这样的风气没有影响到仇和，他似乎比别的同学更早地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

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退休的老教师们都说，仇和读书的积极性比别人都高，他还告诉也在五汛中学上学的弟弟和堂弟，一定要读书，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当时还担任班里的团支书，蔡宝培在文章里专门写了一段回忆他：“团支书仇和这个淳朴的农民儿子，他睿智、勤奋、上进、执着。他有火一般的激情和宽阔的胸怀。多难的工作，他都能创造性地完成，团员和同学心中的疙瘩他总有办法帮助解开，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仇和十分谦虚。我清楚地记得，毕业时，团干部合影，为感谢他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班赢得了好声誉，我要他坐在我身边，他就是不肯……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幅照片……仇和同学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来，他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是担任县、市级领导，乃至江苏省副省长，每年过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

舅舅陈乃跃当年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在他的眼中，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儿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此举也让他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威信。

没费劲儿就考上大学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

生产队工作量很大，白天大家都要去劳动，晚上收工后就很早休息。可据陈乃跃回忆，仇和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他还爱写文章，写完了就以通讯员的身份给报社投稿。”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仇和马上报名参加。用舅舅的话说，他“根本不用费劲就考上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看”。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大学时代是仇和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是一名校级运动健将，获得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长跑第四名。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不仅让他知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他的口才。后来，他说话口若悬河，演讲中3句甚至5句以上的排比句信手拈来，听者听得热血沸腾，这个功力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喜欢运动则给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

1996年7月，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

他在宿迁推行干部公示制，卖掉医院和学校

十年“叛逆式”改革

本刊记者 孙夏力

在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只有15年，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人们把项羽自信积极、敢说敢做、英勇善战的性格，赋予了宿迁这座城市。而仇和的个性，似乎也与之相符。

今年10月，仇和再次回到宿迁，感受这座自己曾经倾注心血的城市的发展变化。他住在宿迁国际饭店，在他当市委书记期间，这里是宿迁市政府接待中心。饭店的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这次见到他的心情：“再见到他，太激动了。我们经常想，要是仇书记没有离开宿迁，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她没有向记者明确解释这句话的深意，但可以明确的是，2006年仇和离开宿迁时，他在这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宿迁在江苏落后的经济地位至今没有彻底改观。

到“洼地中的洼地”当书记

曾有人把仇和与侯卫东做比较。在风靡一时的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里，主人公侯卫东大学刚毕业就被人事部门“发配”到交通不便的乡里。经过最初的迷茫，侯卫东终于找到了工作的重心——修路。乡里想修路，但因为经费、拆迁等问题一直没能实现。侯卫东顶住种种压力让这项工程上马。其间，好心劝戒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百般阻挠者也有之。最后路建好了，交通方便了，资源能运出去了，乡民越来越有钱了，那些看热闹、泼冷水的人才开始佩服侯卫东的魄力。

侯卫东是虚构的，仇和却是真实的。

1996年12月，宿迁市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沭阳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上任之初，仇和常半开玩笑地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县官。”可见他对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里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市区，竟然4次踩到大便。

“其实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们的观念，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地穷着，谁都没想着改变。”宿迁的干部老王这样告诉记者。

还有更可怕的。曾在沭阳当过县令的清朝文学家袁枚为《沭阳县志》作过序，第一句便是“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这样的性格一直保留到了现代。沭阳人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北京。一位在国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沭阳人甚至感慨“我家乡的土特产就是告状信”。

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他来到这里后，先是一举端掉了横行十几年的“地头蛇”团伙，再是治理了恶臭不堪的垃圾堆，然后大力反腐、精简机构、改善治安……

“不换思想就换人”

仇和在沭阳的政绩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试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沭阳百姓对仇和的政绩评价最高的，是修通了县里通往各个村庄的公路；对他的争议记得最清的，是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现在，人们还没忘记这些顺口溜。当时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爱上访的沭阳人又写起了告状信，但都被市里安抚下来了。

后来，路修好了，装了路灯，仇和专门包了几辆大车，把那些想告状的百姓都拉着在路上跑，让他们看看路修得怎么样，他们也就没了脾气。到2000年仇和从沭阳离任时，全县的公路基本实现了网络化。

路修好了，沭阳的经济自然上去了。2000年4月，江苏省和宿迁市的专家们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的结论。

仇和在沭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做法，是让政府官员和教师背上了招商引资的任务。这在当时弄得怨声载道，不少教师因为压力大而辞职。而在老王看来“人们当时对这个政策有误解，这只是为了在县里营造一种发展的氛围，改变人们依靠‘铁饭碗’的观念，从没听说过有人因为完不成任务被处分或者开除的”。

“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是仇和上任以来一直强调的。他用加任务的方式改变了官员的‘铁饭碗’思想，又用惩罚、曝光等方式改变了老百姓的懒散思想。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位中年妇女翻越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让司机掉过车头追赶，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打电话叫来领导班子成员中的一位女同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不要再翻护栏。”

此类的管理手段虽然强硬，却让沭阳人改变了不少。

在争议和压力中前行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在宿迁，仇和的铁腕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政策上。他上任后，提出了打造“生态宿迁”的口号，开始大搞绿化。不过，他喜欢植树，不喜欢种草。有人说：“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阳”。他还提出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植树之后的宿迁：“人在车中坐，车在林中行，白天看不见村庄，晚上看不见月亮。”

记者住在宿迁市中心，感觉卫生条件并不好。可宿迁市区的生态环境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北有骆马湖生态保护区和嶂山森林公园，东有京杭大运河，城中还有古黄河风光带，这还不算整个宿迁市最南面的洪泽湖。“这些生态风光都是当初仇书记的规划。”老王告诉记者，“他当年还有意把京杭大运河改道，变成一条像莱茵河那样的城中河，让宿迁更有灵气，不过后来他走了，这个事就搁浅了。把大运河改道，这想法也实在是太大胆了，呵呵。”老王顿了顿又说：“要是他没走，这事说不定还真能成。”

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2001年起，宿迁全市开始强力推行改革，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这就意味着，这些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再吃“财政饭”了。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面对压力，仇和放缓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有媒体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是让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对于仇和迎难而上的大胆尝试和改革，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曾明确写道“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现在回头去看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评价或许能更加公允。老王告诉记者，宿迁市人民医院改制后，跟南京鼓楼医院建立了交流关系，引进了那里的先进管理制度，再加上私人资金的注入，更新了硬件设备，宿迁的医疗水平因此整体提升了。

“现在看，医院、学校这种公共服务设施，还是归政府比较好，一方面能保证它们为大多数人服务，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收入，也能给政府财政以支持。”在财政部门工作的老刘这样说，“但在当时，医疗、教育水平那么差，财政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断流失，眼见就要不行了，不卖怎么办？”

现在，宿迁正在建设新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原先仇和“叛逆式”的改革正在逐步恢复正统。

“怀念仇和就是怀念改革者”

采访中，无论是在沭阳还是在宿迁，记者能深刻感受到人们对仇和的怀念之情，虽然他的施政举措存在诸多争议。

宿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很简单，怀念仇和就是怀念改革者。他敢试、敢闯、敢冒险，留下了许多东西，第一就是改革创新。所谓的‘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第二是艰苦奋斗，这个传统不能丢。宿迁在一穷二白中建市，艰苦奋斗是这个城市的品质。”

一位了解仇和的网友“毕谦益”曾这样写道：“选择改革就选择了痛苦，改革者要有承受痛苦的精神，就首先要自己战胜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改革者。仇和同志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还有人说，在改革年代，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说要宽容改革，要善待改革者。心口如一，不妨从善待仇和开始。

项羽的命运是悲剧的，但改革者仇和的命运非但不是悲剧，甚至还带有喜剧色彩。2001年8月，沭阳县醉亦思酒厂推出一款“仇和牌”白酒，随即被宿迁市工商局查封。虽然酒厂老板解释该品牌与仇和名字的读音不同，意为“即使有仇恨，喝了该酒也要以和为贵”，但还是没能幸免。一年后，厂址也在沭阳的江苏古城酒业公司再次推出“仇和牌”白酒，这次却没被查封，还在当地热销。后来甚至随着仇和的调职，开始在云南开拓市场了。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人对仇和的认可。

无论是酒还是人，“仇和”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一个代表着在争议中前行的改革者的品牌。

　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给“仇和们”充足空间

 本刊记者 张建魁

“中国官员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老黄牛式到个性多元的转变。”有关机构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官场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仇和就是“个性多元”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政管理学家们给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总结了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个别官员，他(她)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动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个别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甚至把官位和“乌纱帽”置之度外。

举目看来，被媒体和民众称为“个性官员”者不断涌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市县级官员中，如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巴中市原市委书记李仲彬、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他们代表的是“良心”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经过研究，把“个性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铁腕执政者，另一类是仗义执言者。

“铁腕执政者”中，除了仇和，当数曾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2000年初，他一到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就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甚至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等人。

如今在大同市，又出了个被山西人称为“吕日周第二”的人物——市长耿彦波。为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他掀起“造城风暴”。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气得用矿泉水瓶往施工负责人身上拍；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合格，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敢下“狠刀子”。为了消减臃肿的机关，他将干部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他们外出打工。除了保证外出打工干部的各种保险，咸安区还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对那些答应了却没走出咸宁的干部，一经发现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4年间，咸安区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干部被推向社会。

“仗义执言者”中，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直调门不减。2007年两会期间，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他还让“想买房的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当时，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极为不满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执政者为高房价辩护，或表示沉默，唯独张广宁敢第一个“吃螃蟹”，让广州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这些“仗义执言者”都被百姓称为“中国官员的良心”。

孕育仇和式官员的“土壤”

行政管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对“仇和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300多个地级市委书记，仇和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以铁腕执政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记呢？他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人有特殊的个人品质。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仇和那样特立独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坚持到底。他的施政技巧很超常。比如他与下级“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其人所在职位权力伸缩空间大。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市县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一级政府虽五套班子俱全，但在操作上基本还是围绕党委运作，使得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这就给强势书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如仇和既是昆明市委书记，又有云南省委常委身份，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

再次，其人的作为迎合了中国特有的民情。中国百姓普遍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个人基本权利意识，生活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遇事，总希望有救世主或“青天”出现，为民作主。其表现就是“只认结果不管过程”。这为像仇和这样的强势人物推行命令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仇和现象”，还是范围更广的“个性官员现象”，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总结说：“个性官员的出现，源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也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一些官员，因其所分管领域的特殊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敢于负责任，敢针砭时弊，敢碰“敏感问题”的官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

需不需要“个性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最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就“个性官员现象”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记者进行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个性官员”持何态度？

竹立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需要“个性官员”。因为我们有选拔干部的制度，有使用干部的规则，更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个性官员”不断涌现，仕途似乎也越来越顺，如仇和？

竹立家：这就要回到现实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制度在执行中走样，甚至“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的创新型官员太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欢迎“个性官员”的出现，希望他们对官场“潜规则”带来更多的冲击，为干部队伍带来更多的活力。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明显表示了对他们的认可和包容。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出现的“个性官员”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竹立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一是现在的“个性官员”知识层次高了，很多人甚至是专家型官员，决策的科学性更强了；二是他们的执政技能也提高了，比较讲究领导艺术和方法；三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显出更多的柔性和亲和力。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首先，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个性官员”。其次，要建立起让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发现那些有才能的“个性官员”，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培养成做大事的“成熟官员”或政治家。第三，加强“一把手”的选拔和监管制度建设。今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新任县委组织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指出：“选好一个干部，造福一方百姓；选弱一个干部，耽误一方百姓；选错一个干部，害了一方百姓。”各级“一把手”的作用尤其重要，所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选好用好这个位置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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