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4岁的宋彬彬，在1966年文革初期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当时与一些同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并担任领导。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宋彬彬代表受阅红卫兵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一举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小将”之一。毛泽东当时得知她的名字含有“文质彬彬”的意思时还说了句“要武嘛”。宋彬彬后来也以“宋要武”的笔名发表过歌颂毛泽东的文章。不过，宋彬彬本人事后否认，以“宋要武”署名的文章是她写的。

《新京报》昨天报道，北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和家属，前天在该校一间会议室举行了一场聚会。会上，宋彬彬为她在文革中的行为向受害师生公开道歉，并数度落泪。“老三届”学生是指1966年到1968年之间的初中及高中学生。

宋彬彬在会上特别对当年遇难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表达永久的悼念和歉意，并与数位当年的红卫兵向放置在会议室内的卞仲耘塑像鞠躬默哀。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该校红卫兵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在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中，宋彬彬称，卞仲耘被打死前，她自己曾两次阻止，但后来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便离开现场。

宋彬彬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作为该校在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她这些年来因此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向当年受害师生致歉的机会，希望借此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否则难以接近真相。

有人质疑致歉为自我辩解

宋彬彬说，许多老师已经八九十岁，“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并呼吁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和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针对宋彬彬的道歉行为，一些人提出质疑。中国时政评论员徐贲认为，宋彬彬致歉之举只不过是一番自我辩解，除了撇清自已与卞仲耘之死的直接责任，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仅仅认了一些“小错”，而没有看到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

中国知名学者吴稼祥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在吹毛求疵。他昨天通过微博肯定宋彬彬的公开忏悔行为：“虽然是迟来的道歉，却带来早到的春意。”

《南方都市报》也对宋彬彬致歉表示欢迎，其评论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写道，宋彬彬久因“不认账”而遭非议，这次也仍然不承认是杀人凶手，仅表示其责任为未能有效阻止同学施暴，“真相到底如何，相信终会大白，而能忏悔已属善莫大焉”。

一些网民则认为，相比大量不敢道歉、甚至没有悔意的人来说，宋彬彬致歉的行动值得肯定。

去年8月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刊登道歉信，并在两个月后回返母校公开向文革受害老师道歉的陈小鲁，本月初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像他一样为文革道歉的“红二代”属于少数。
 
陈小鲁说：“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因为红二代的多数人，都是吃‘皇粮’的－－军人，或是在体制内。我不吃‘皇粮’，比较自由。我还是纳税人，所以讲话可以多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