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方舟子宣布正式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诉状称针对“转基因食品”话题，双方在微博上进行了争论，原告指出被告许多言论没有事实依据。再后，被告转各种各样的涉及原告的谣言，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被告还发表了数十条对原告的侮辱、诽谤微博。

不久，崔永元对起诉做出了回应：“我认为你胜诉的机率等于零，还是要鼓励你走正路不走邪路。”被告劝原告“不走邪路”，荒诞不逊于这场鸡同鸭讲的论战本身。然而，微博调查中区区4.63%的支持率表明，崔永元给方舟子定性的“邪路”已经成为“反方”群体的某种共识。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方舟子？

首先，对于相信“吃转基因会改变人的基因成为基因武器”、“转基因种子都在洋人手里威胁国家安全”之类谣言的“反转派”而言，宣传舶来品“转基因”无害的方舟子无异于“汉奸”，汉奸走的路又岂能是正路？
其次，“转基因”对于人类或环境的影响，现在国外也在争论，挺也好，反也罢，是不是等人家争出个一二三来，中国人再跟进？

第三，方舟子唯恐天下不乱，打韩寒、灭李一、揭唐骏，和他有关无关的人，他都去打假、挑事，纯粹是制造话题炒作，近乎网络推手以吸引眼球牟利。

第四，方舟子毫无学者风度，时时以科学权威自居，却总纠缠于鸡毛蒜皮，不容许他人质疑，对别人的错误穷追猛打，甚至狂揭隐私，受到攻击则无所不用其极。

凡此四种，似可为网上、线下诸多“反方”者注，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对于方舟子的不宽容，虽不是阶级仇、民族恨，却折射出根本的意识形态冲突。

具体而言，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根源确立于南宋之后。经历了儒家向下扎根，皇权退归县以上的过程，最终构建了以姓
氏宗族为基本单位、以儒家（理学）为意识形态共识的国家—宗族共治体系，儒家的一系列价值理念也异化成为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概念、共同信仰。

1949年前后的大革命，摧毁了旧的宗族社会，却无法将慎入民族骨髓的价值观印记消除，而且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仍旧强调国民性重塑，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己任，观察其细节，依旧是道德领域的重新阐释。所以，在前30年的改造尝试彻底失败后，旧道德的回潮毫无滞碍。

正因为如此，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主义在114年前促成了华北大平原上的义和团们拆铁路、割电线、烧教堂；又在类似的表述指引下，于47年前创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奇迹；再混杂着各种西方阴谋论的想象，在当下，创造出一条又一条关于转基因的谣言，仿佛一旦中国有了转基因就会亡国灭种一般。

其实这种当代义和团的臆想根本不值一驳，试想，对于力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当道诸公而言，严防死守各式敌对势力向来是重中之重，如果真有亡国灭种的外国阴谋，岂会轮到这些连“基因队列”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老百姓着急？

至于“缓进”、“观望”的人们，其实采用的仍是“拖”字诀，不做判断、不下结论、不担责任。试问，如果西方关于“转基因”的伦理争论一日不尘埃落定，中国的转基因研究是否便一日不起步？毕竟连袁隆平都曾公开表态愿亲身试吃中国自己研发的“转基因”大米，近日更明确表露要尝试“转基因”研究的态度。

在此条件下，纵然“推广”的过程应该充分个人的选择权利，这些抱持着“缓进”、“观望”观念的人们，又是否敢于明确回答一问：“转基因”究竟是好还是坏吗？

同样，质疑方舟子打假方式的人们，指责方舟子在公共领域发言形象的人们，评论出发点都脱离了“是非”评判，而陷入了道德判断的怪圈。

面对“转基因”这样的科学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正误，而将所有的公共领域辩论都归结为“生是非”，那绝不是方舟子的错误，而是评论者的是非不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应该因发言者的姿势、态度而改变，这是科学、理性的基本要求。

反观中国式的道德判断，上承清代红极一时的“忠恕之道”，惟上是从、惟力是从，为君粉饰、为友遮掩，活脱脱演出一幕知识分子“流氓化、帮会化、市侩化”的丑剧。在这种环境之中，论是非的永远是少数，譬如清代于成龙、岑春煊，明代海瑞这样千古留名的清介之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是“非主流”。

不仅如此，这个道德判断体系，还要求“腹有诗书气自华”，如不能满足则斥之为另类，事实上，这仍旧是旧式文人的交流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的遗毒作祟，试问一样米养百样人，为什么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也要做出一个模板？这种模板思维之下，个人的意志和性格又该如何张扬？没有张扬的个人，科学、理性的创造力又从何而来？

正如昨天的“凤凰网评”中引用维纳的名言：“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真正的信仰自由，同样需要突破旧有价值观体系、道德偏见的束缚，正如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掀掉教会的两片瓦一样，科学、理性的全面树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需要做的绝不应该只是给方舟子一点点宽容，相反，应该珍惜方舟子的存在，作为与旧时代传统搏斗的勇士，他的所作所为，堪比哥白尼为中世纪欧洲带来的理性之光，尽管微弱，却顽强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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