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宏观调控让我们看到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是银行的信贷遭到抑制，使企业匮乏资金；二是民间信贷游弋于灰色生存地带，资金浪费与高利贷现象并存。这既证明宝贵的资金没有得到妥善利用；也说明目前过于僵硬的行政化调控手段，无法适应日趋复杂的经济形势。

看起来可笑，却是事实——由于人为的堵截，民间上万亿的资金无处可去，企业却在以高利贷求生存。有关部门对信贷的人为抑制有双重意图，一为摧抑通胀，二为加快结构调整。但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结果，通胀风险时隐时现，对于通胀原因学界各执一词，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也难以立竿见影。

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钢铁产能膨胀速度惊人，粗钢产量是名符其实的全球第一，产量超过第二到第八的总和，已占全球总产量的36.4%。而近年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我国作为出口大户与购买大户，在钢铁与铁矿石上均无定价权。政府不得不着力调控，但可惜收效甚微，倒下一个铁本，有无数钢企填补产能空缺。

奥妙何在？国有大企业承担做大做强的任务，产量不可能下降，小企业为求生存，更要拼死一战，而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也在暗中推波助澜。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道，大小国企在各级政府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面对非理性的情况，有关方面的对策是用行政手段并购重组、关停并转，试图培育国有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抗衡。但今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说明我国的大钢企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十分疲弱。虽然他们得到源源不断的政策支持，但这些支持显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国际强势企业。实际上，由于钢企大部分为国有企业，企业的信贷具有政府隐性担保性质，对于利率等并不敏感，企业信奉的原则是，只要活着，就是胜利。他们活下来了，中国钢铁行业却谈不上成功。

钢铁行业的问题并不限于钢铁行业，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处于十字路口，是到采取措施改变局面的时候了。但目前的难题恰恰在于，一方面粗放型、高耗能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政府一刀切式的调控，又导致制造企业大量倒闭——调控政策左右为难，是因为调控政策完全不敷所用。

我们应该达成如下共识，行政式的调控让我们更接近计划经济，而不能建立起正确的市场激励机制。以美联储为蓝本的货币调控政策并不天然具备市场色彩，反而在窗口指导下充满了行政干预的气息。前几轮的行政调控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民营经济规模不大、外汇储备不多，如今复杂的形势已使信贷调控对基础货币发行失去影响力。试图通过信贷减少货币发行量，根本不现实。我们还应该达成如下共识，通胀不仅是货币发行过多，更是因为企业的生产效率难以追赶货币的发行量，使单位货币对应的财富减少。因此，抗击通胀的最好办法是提高企业效率，使能够战胜成本上涨、能够创新的企业获得发展的机会。靠信贷紧缩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惟一办法只能是让金融市场挑选出有赢利能力、能够承受高利率的企业。

越来越强烈的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严重的国际资本威胁，可能使我们回到一条乞灵于行政力量的老路，以行政指令式的并购重组尽快地做大做强，以取消竞争的办法让资源不断输送给特定的权贵企业，以政府拨款的方式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如果这些手段有用，中国钢铁何至于大而受欺。

内有长期计划经济的基因，外受国际竞争的压力，可能借着做大做强、国计民生种种名义，集全国资源办计划式样板企业之类的倾向，正在悄悄潜回中国经济体。这是与通胀同样可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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