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学界说法多，有喜有忧。不过看报纸，主流的看法还是经济基本面未改变，会继续向好。而本人的判断也大致算乐观，不是经济无隐患，而是说只要政府处理得法，兵来将挡，中国经济当可化险为夷。

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较为艰难的一年，我同意。但要提点的是，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其实1998 年也碰到过。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0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如今美国发生次贷危机；10年前国企下岗职工1200万，如今民企也有1200万职工失业；10年前长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而今年先冰灾后地震，经济损失皆百年不见。

古人云：后事不忘前事之师。既然以前经历过，那么总结“前事”并加以借鉴，对解决今天的困难肯定有助。过去做得对的，今天可照做；不足的地方，今天加以改进。问题是过去哪些做得对、而不足在哪里，见仁见智，要有一致的看法不容易。好在10年不遥远，大家又都是过来人，我说点看法，算一家之言吧。

先说做得对的方面，大处看，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当年的举措，是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同时借商业银行1000亿贷款，这些钱统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跟下来四年，财政每年发1000多亿国债支持西部开发。

第二，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为刺激投资，央行双管齐下，一手下调存款准备金，仅98年一年就下调了5个百分点，从13%降至8%；另一手，降低银行利率，朱总理任内，利率一连降了九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1999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们购房买车。应该说，这些政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对遏制经济衰退功莫大焉！

第三，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以上说的是经验，有教训吗？当然有。事后诸葛亮，也说三点：

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

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

再次，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大雨小，不了了之。我想过，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写到这里，读者应已看到，当年政府应对“危机”虽有得有失，但总体得大于失。不过这都是10年前的事，如今危机当前，我们要研究的是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近来反复想，答案就四个字：“扩大内需”。是的，靠人不如靠己，何况美国经济前景如何尚未可知，中国有13亿人口，只要内需足够，拉动经济当不成问题。

说具体点，我认为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减税能刺激民间投资，不必说。可最近与财政部的几个朋友会面，谈到减税，朋友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目前税负并不重，GDP占比不到25%。中国的GDP有多少水分说不清，而我的疑问是，去年GDP增长11%，而财政增收30%。财政增速是GDP两倍，税负不重怎么解释？

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绝非危言耸听，未雨绸缪，政府应谨防明年可能出现通缩。这两年银根紧，银行是无款可贷，而我现在却担心，若企业继续亏损，银行今后会不会有款不贷？防患于未然，与其将来放贷买棺材，还不如先借钱买药。为此央行尽快放松信贷管制，同时让利率随行就市。

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年初出台新劳动法，明令提高最低工资，是好事；可企业界反映普遍不叫好，何以如此？我认为给职工加薪没有错，问题在政府没减税，若政府能减税，企业肯定会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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