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已经平息，又是政府部门承诺解决问题，又是官员理解司机并反思罢运深层次原因，又是市委书记与司机代表座谈协商——重庆市化解冲突的善治赢得了舆论的赞许。但毕竟这并非政府主动听取民意和主导问题解决，而只是在罢运压力下的被动倾听。笔者当时就有一种隐忧，担心这种被动倾听会在舆论中滋长一种暗示: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无人重视，而一闹领导就会高度重视，动静越大、影响越大，越会触动领导的神经，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这是一种非常恶劣、可怕、传染性很强的暗示，通过“成功的典范”激励着维权者选择一些群体性、暴力性、引人注目的冲突方式来表达诉求和伸张权利。

出租车问题并非重庆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积淤已久、矛盾早就酝酿、冲突一触即发的全国性问题。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不迅速从重庆市的罢运事件中举一反三地反思本地问题，积极主动地将出租车问题提上解决议程，“一闹就重视”的重庆罢运效应很容易迅速传染到本地，政府将失去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将会非常狼狈地被人“逼”着去解决。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政府反应的迟钝，这种恶劣的暗示已经在一些地方传染开来。据新华社报道，由于不满当地大量非法出租车辆干扰客运市场，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发生了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事件。罢运司机表示，他们将一直罢运，直至县有关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取缔非法出租车的明确时间表为止。不满一些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以及黑车太多等问题，海南三亚也有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受罢运影响，记者在三亚街头几乎看不到出租车营运，上百名旅客滞留机场，游客和市民的出行受到极大影响。

很显然，两起罢运事件都受到了重庆事件的“激励”——可以预期，忌惮于罢运压力和舆论影响，三亚和永登两地政府会学习重庆市化解矛盾的经验，通过座谈、协商、向出租车公司施压等方式化解矛盾，问题很快会解决，罢运很快会平息。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政府不得不妥协”的解决路径可能会在无形中再一次证明了罢运手段的有效，再一次向民间强化了“一闹就重视”的恶劣暗示，让人感觉好像政府只吃这一套。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下，在淤积的出租车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冲突会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开来。

正像刚才分析的，出租车矛盾并非哪个地方的个案，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性问题。政府发放牌照的垄断体制使出租车公司坐地收钱，畸高的份儿钱让司机们不堪重负，可司机的分散性和权利的弱势又使他们无力与出租车公司平等谈判，与企业有利益牵连的政府很多时候又站在企业一方，司机们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政府监管的乏力又致使黑车泛滥，这又使出租车司机的日子雪上加霜——《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5年前就在长篇调查中反映过这些矛盾，各地也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可数年来一直缺乏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显然，重庆市的出租车司机们一定是无数次的求告无门后被逼无奈才选择了罢运这种方式，而他们的罢运迫使政府重视并减少了份儿钱，一定让其他地方的同行看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非制度化途径，加上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消息灵通、比较团结、易于凝聚的群体，罢运很容易形成连锁反应。

为了遏止这种恶劣暗示的继续传染，地方政府寄望捂着问题和寄望本地司机“不敢闹”是靠不住了。此时别无选择，只有主动站出来与本地出租车司机协商解决问题，疏通听取民意的正常通道，越主动越好，越早解决越好。与其被罢运逼着解决问题，不如主动去解决问题；与其被动等着矛盾激化，不如主动去化解冲突；与其各地一个一个地平息矛盾，不如各地政府协商出台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政府如果能积极听取司机的意见，让司机看到正当途径解决的希望，不仅能使政府掌握主动权，更能避免矛盾的恶化和罢运的传染。一旦罢运传染开来，不仅会冲击政府权威，给社会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更会恶化官民互动的生态和法律的公信力，在脱离法律框架的路径依赖中使正常的公共管理陷入混乱。

恶劣的暗示虽然在迅速传染，但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亡羊补牢还算未晚。司机们仅仅是在观望，等着本地政府倾听自己的声音。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选择罢运这种实际上不被政府认可、代价风险极大、影响公共生活、毫无回旋余地的维权方式——政府如果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主动与他们协调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们一定更愿意在法律框架内捍卫自己的权利。谁也不想把自己推到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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