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治是唯一信仰

即将80岁的老人，历尽人生波折。在他身上，既有法学大家的操守，也不乏应对复杂现实的策略。他会用智慧的表达，以期事半功倍。

江平说自己不至于为了某一理想走上最决绝的道路，除了“没有这个勇气”，他也考量了这种方式的效果。

无论政治还是民粹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江平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它是民主与自由的载体。

江平说，经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看政治也好，看国家前途也好，都有两方面的经验，这是他人生很大的特点

本刊记者/韩永

前不久，《南方周末》举办“中国梦践行者”致敬典礼，法学家江平是其中最年长的“践行者”。他从幕布后走到前台时，没看清脚下的台阶，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主持人白岩松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江老师一路走来，虽然也有坎坷，但是，你看他“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舞台中间”。

这个插曲，倒真像是这位老人的人生写照。

去年年底，年届80的江平患了中风，出院后腿脚不如以往灵便。送记者出门时，他走起来有点摇晃。其庞大的身躯对于饱经风霜的两腿，像是一个负担。腿脚给他带来的麻烦，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但这却往往让人因之对江平更添几分敬意。

1990年12月底，江平60岁生日。在学生们为其操办的生日晚会进入高潮时，大家要求江平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看起来不太灵便，却非常坚定地走上前来，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叫“我们决不动摇”。“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升华！”当时在现场的学者说。

几番剧痛，看淡得失

江平人生的前两个分水岭，都与右派有关：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被打入“敌对的阵营”；1978年右派摘牌，他又被拉入“人民的阵营”。1990年被免职后，他不希望自己属于任何一派，完全独立。

对江平来说，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他相熟的几位业内人士表示，江平此后的很多行为，或许都能在这年找到解释。

1956年，江平带着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苏联学成归来。江平1951年被选中赴苏联留学，不知5年后国内风云已变。当时，中国正在以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给党提意见”一时风行。

在领导的授意下，江平和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江平留苏归来后进入该校)的另外19名年轻教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共有5条，包括成立整风委员会、鼓励中层干部向党提意见以及建议工会由选举产生等。大字报一开始广受好评，校领导也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风向突变，原本被鼓励的“给党提意见”被定性为“对党恶毒攻击”，积极建言者纷纷被打成右派。江平由于是该校第一张教师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当然未能幸免。在试图将其划入右派时，组织上颇为头疼——江平之前的经历“又红又专”，不仅18岁就参加革命，还被选为赴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校专门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最后终于在其教育经历中找到了“源头”。

江平在国内所受的最重要的两段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上的。中学时就读于崇德中学，这是一所由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民主自由之风甚浓，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江平18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说自己当时参加革命的意愿有两个，“一个是(实现中国)物质上的富强，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江平后来考入燕京大学，这又是一所教会学校，民主之风同样领国内之先，其创始人就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手握这两个罪证，学校给江平定性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对于这一定性，江平说既服又不服。服的是，这大体就是自己的思想根源，不服的是，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前自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吗？“当时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在我的思想中始终是一个疙瘩。”

江平说，被划为右派，是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让他颇为感慨的是，他留苏本来应该有6年时间，为了早日回国工作，在5年之内修完了课程，没想到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如果在1957年7月份回国，国内反右形势已明朗，他不会傻到要自投罗网。

被划为右派还带来了另一场灾难，他新婚的妻子在组织的压力下提出离婚。两人在留苏期间相识，欲在留学期间结婚未获批准，于是回国结婚，却没想到婚姻如此短命。

遭遇双重打击的江平被派往西山劳动。一天，江平去铁轨边拿钢丝绳，不远处的火车突然间滑行下来，毁掉了江平的一条腿。

江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这期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这个“最低谷”，说的就是1957年。

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再去为某些东西的得失而烦恼，也就有精力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执拗信仰与委婉表达

与1957年不同的是，1990年的转折带给江平的，是释然。他在当天全体教师大会上说：“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

这一事件给江平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说，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追求民主自由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只是有时候激烈一点，有时候隐性一点。1990年以后，这些从年轻时期开始累积的基因开始发酵，“它超过了对很多利益的考量。”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引发了江平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昨天还是一个伟人，今天就成了一个杀人犯？”思考的结果是，这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原因，而有制度的推手在里面。

22年的右派经历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想：“中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江平说，自己给人生的一个大的准则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尽量不做违心事。“在政治运动横行的时代，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秉持的一个原则是“政治条件不好，就不说话”。

到了90年代，江平认为说话的余地已经很大了。他说，自己对形势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中国不可能再有1957年那种风险了。“不会被抓起来，不会被戴帽子，中国不会再出现反右的运动了。这跟自己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有关。”

与他相熟的律师张星水说，江平不仅是一个长于思考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善于选择表达的人。“他会权衡表达的风险和效果，以期事半功倍。”

张星水认为，江平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官方和民间都沦为“少数派”，“官方认为他有些激进，民间则认为他有些保守”。

曾经在2003年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的张星水承认，自己在2001年到2005年非常激进，虽然也是有序的表达，却是“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江平与他做了很多沟通，从2007年开始，张星水趋于缓和的表达。

一位前辈的眼神

江平所参与的公共事件，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逻辑，从而用这一逻辑去驳斥其他的逻辑。被驳斥的逻辑里，既有政治的逻辑，也有民粹的逻辑，后者让他显得更与众不同。在2008年10月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站起：“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江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上的“护法”言论，也同样惹来了如潮的非议。

“他对法治的信仰已经深入骨髓，”张星水说：“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这种信仰，无论是政治的力量，还是民粹。”

而这种信仰背后的动力，还是民主与自由。在江平看来，“法治的基本东西，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

“民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政治家来领导中国。而这种制度应当是透明的、公开的。”

他说，自己过去不太尊重政治家，近些年才发现，法律人要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没有政治理念的法律人可以在有关执法的是非判断上很清醒，但却可能在所执行的法是善法或恶法上判断很不清醒，这并不奇怪。”

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上，江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进两步、退一步”。“这就是说，你进得要是太快的话，可能就被别人反对掉了。只有进一步，妥协一些；再进一步，再妥协一些。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都是笔直地、不断地往前进，这不太可能。所以，前进和妥协，改革和妥协都是正常的。”

在江平看来，“前进的两步”主要来自于民间的推动，“但推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领导人的认可。”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前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进行。“中国这么大，一旦出现了极度的混乱，那中国是非常难以想象走向何方的。中国如果走到这一步——可以到你的床上踏上一只脚，可以随时把你的财产没收，穷人再搞一次革命，财产再一次分配——我想这不能够带来民主，恰恰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江平说，60年前，自己为了民主、自由而呐喊，60年后，这一目标仍然未变。“好在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新闻媒体采访多一点。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宣扬法治理念。”

江平所能利用的另外一块平台，是演讲。“相比起写文章来，我更喜欢在讲台上发挥我的思想。”他说。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这样描绘江平演讲的现场气氛：“现场热烘烘的，让人虽然冒汗却移不开步，我们便如善男信女一般，听着先生布道，感觉是听了天籁之声，只知道它熨平了我的五脏六腑，让人有一种本能的冲动。”

去年冬天因中风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江平说现在已经是“保命第一”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了铺石筑路的作用，现在已接近完成我们的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青年人接过接力棒。”

采访过程中，江平经常会陷入沉思。除了斟酌字句外，还有去年末的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了。”

江平：法治天下

法治而非法制

我记得在四五年以前，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希望我题一个石碑，表明我的希望。我在这个石碑上题了四个字：法治天下。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我想法治天下应该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依法治国的法治，治理的治。第二个愿望就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真正能够实现法治，这才是文明的表现。当然，法治天下是不是能够概括文明复兴的一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法治天下是文明复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两个方面怎么来看？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用法“治”代替制度的“制”。我觉得有很深刻的含义，法律作为一个制度、规则来说，任何国家都有。古代也有，现代也有，专制的国家有，民主的国家也有，法西斯国家也有，都可以有法律。法律是绝对有善法和恶法之分。我们如果把它提升为法治，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还有一些“硬道理”

过去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把人权、民主、自由这些概念称为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开始重视，我们也出现了各种人权的研究，我们也组织了各种人权的研究团体，我们认识到人权的问题也好、民主自由问题也好，并不是属于阶级范畴的概念。就像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什么是硬道理？我觉得硬道理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区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硬道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出了两个解放：一个是生产力的解放，一个是人的解放。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人解放的问题，也就是给人以充分的自由。就这个来说，人权、自由等就应该是硬道理。

法治需要不断完善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说，我们在具体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有许多已经是变化的了，有许多改革了。也有恶法，需要不断地来改善。但是我们所赞扬的法律的精神，是不应该发生变化的。

我们看制度的好和坏，最根本要看它法治精神如何。希特勒统治的时候照样法律很完全，照样有宪法，但是你能说消灭犹太人的宪法就是法治宪政的精神吗？显然不是。所以说，从宪法开始到一般的法律都应该维护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人的权利。中国当今要让世界各国人们佩服你的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法治天下，起码是指用法治的精神真正体现到我们的宪法中，能够贯彻在我们的行动中，能够实施在我们每一步政策中。依法治国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但是离实现还早得很。或者说这是一个梦想，或者说这是一个纲领，要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拿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红头文件，领导人讲话，不同的政策，各种用文件来代替法律的现象是很严重的。中国一个镇里边，一个乡里边，一个领导的一句话，可能在当地的老百姓的心目中比宪法大得多，更不用说更高一些的领导人的一个讲话，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也比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起的作用大得多。

所以，要实现我们的梦想，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还需要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法律制度上和其他各个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这就是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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