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当今印度14个关键词:大国梦想成为精英心结
2089 人阅读 日期：2010-04-01 16:58:45 作者/来源：《环球》杂志
今日印度14个关键词
大国心结
赵伯乐
新世纪刚刚开始，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领导人阿德瓦尼便一语惊人：“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他说话的口气是大了些，但却代表了印度独立以来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后来成为印度首任总理的尼赫鲁就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下了他对国家的憧憬——印度要成为“有声有色”的一流大国。而当印度终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大国”更成为社会精英们的一个心结。
他们认为，印度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使之具备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客观条件，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对周边地区的长期影响，更使印度拥有了登顶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但独立后的40多年里，印度的发展之路相当曲折，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升反降。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把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印度成了一个“无声无色”的地区性国家。直到1991年，大幅度的经济改革扭转了颓势，印度在较短时间里走出了慢速发展的怪圈，一度跌入低谷的大国梦想重新燃起。
今天，大国梦想已不再是一小部分印度社会精英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意志。大国的目标也由模糊变得清晰，那就是经济总量占据世界前列，产业结构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政治体制民主化，民族文化影响扩大，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等等。
然而，太过强烈的大国追求也使一些人变得迫不及待，一些不明智之举不断出现：为谋求所谓大国地位，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进行核爆；难抑急迫之情，与日本捆绑“争常”；自戴“世界最大”的高帽子，过分夸大发展成果；视“发展中国家”名号为羞，追求“超级大国”虚名；等等，不一而足。客观地讲，尽管印度确实有了快速的进步，但并没有脱离发展的初级阶段。
多元并存
赵伯乐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印度社会的话，多元化大概可作为首选，因为在这个国度几乎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出这一特点。
从人种构成来看，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种都生活于此，形成了100多个民族。此外还有数百个分布于各地的部落族群。他们使用着700种正式登记的语言(千人以下的方言不在此列)，主要的语言有18种之多。从宗教来看，这里既有产生于本土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也有从其他地区传播而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锁罗亚斯德教等。从文化艺术来看，印度各个地区都有与众不同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民间艺术。从政治力量看，印度有多达1000个以上正式登记的政党，其政治主张五花八门，组织结构千差万异。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但比多元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它的态度。一般来说，印度人对自己的文化抱有强烈的自豪感，但并不会因此就蔑视甚至排斥其他文化。与某些地区多元文化碰撞交汇、最终融为一体的情况不同，印度极为多样的文化并没有完全合而为一。印度教文化虽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远没有形成垄断地位。各种文化同时并存，虽然也相互学习吸收，但基本保持了自身特征。在印度，完全不同的文化现象共存一处的现象十分常见，从而使它拥有了“人种博物馆”“宗教博物馆”“文明万花筒”等名声。
多元并存反过来也影响着印度的民族性格，使这个社会体现出一种包容、开放的氛围。当然，不同文化之间也避免不了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会导致大规模的流血惨剧。尽管这些冲突最终会平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冲突的双方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鸿沟。
导弹与反导
韩旭东
印度绝对是世界上试射导弹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自1988年首次试射“大地”导弹以来，印度就没有停止过导弹试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试射新型导弹，在试射常规弹头导弹的同时还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印度的导弹开发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后因研制经费和科研力量不足而被迫取消。1983年初，印度政府又制定并开始实施“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目前，印度研制的导弹类型主要包括“大地”近程地地导弹、“烈火”中程地地弹道导弹、“蓝天”中程地空导弹、“毒蛇”反坦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
今年2月7日，印度试射了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型中程导弹。3月5日，印度又成功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1型短程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印度导弹的射程不断延伸，目前已能覆盖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与俄罗斯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还是世界上最快的导弹。
上世纪90年代，受海湾战争中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刺激，印度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印度不断发展自己的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另一方面，它也引进了俄罗斯和以色列等国的导弹防御技术。近几年印度成功试射拦截导弹，标志着其已经加入了“反导精英俱乐部”。
班加罗尔
马加力
班加罗尔是印度卡纳塔卡邦的首府，人口约为700万，是印度第五大城市。从自然地理来看，班加罗尔海拔900公尺，凉季不冷，热季不热，气候非常宜人。作为一个风景秀丽的“花园城市”，整个市区草木葱茏，四季鲜花盛开，环境十分优雅。
不过，班加罗尔并不悠闲，反而昼夜繁忙。它还有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名字，那就是“印度硅谷”。由于名声远播，尽管这座城市几年前就已经改名为“班加鲁鲁”，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班加罗尔”。在这座城市里，每天24小时都有几十万人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编程工作，并且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从事“外包服务”。
班加罗尔软件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印度政府的扶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就在那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政府还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为技术园区的发展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现在，印度最著名的软件企业如塔塔信息技术公司、因弗塞斯、维普罗等均云集在这座城市。该市软件业创造的产值占全国软件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出口额也在以年均30%以上的幅度增长。正因如此，世界500强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那里设立了研究与开发机构，中国的华为、中兴等公司也在那里进行了数量可观的投资。
Nano
唐璐
Nano在英语里表示“极小”。不过时下如果在印度提起nano,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塔塔汽车公司自行开发研制的那个号称全球最便宜的微型汽车——“塔塔Nano”。
2008年，在新德里车展上，当这个外观如同带着辅助轮的烤面包机似的宝贝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其2500美元的超低定价立即赢得了全球媒体和业界人士的侧目。同样是在这次车展上，塔塔汽车公司总裁拉坦·塔塔介绍nano时，曾经描述了他最想改变的印度大街上普遍存在的一个场景：年幼的孩子握着摩托车把手站在前面的脚档上，父亲开车，母亲抱着婴儿侧坐在后面……2009年7月18日，塔塔先生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生产一部国民车，使所有普通印度人的交通工具能够从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升级到更安全舒适的四轮车。那天，塔塔先生亲自将微型车及车钥匙交给了3个nano预定者，他们是从几十万预定者中被抽中的幸运儿。
如果以汽车专利数来衡量创新，nano可能算不上什么，但是其创新点就在于通过各种技术的重组使汽车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正如塔塔公司人员所表示的，nano微型车面世不仅表明了印度在信息技术以及工程方面的实力，还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全球市场是由需求拉动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由供应来决定的。难怪不少业界人士指出，nano的推出将会掀起一场革命。
中产阶级
赵伯乐
近代印度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种姓制度的影响呈减弱趋势，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抬升。有人说这是西方资本在印度渗透的结果，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不管哪种说法更有说服力，以经济地位来划分阶层确实已成为印度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后果就是一个数量庞大并不断扩充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据印度媒体报道，今日印度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超过3亿人，在总人口中占到约30%，虽然还无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居于领先地位。这个阶层具有以下特点：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集中居住于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多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或在文化教育等行业就业；大部分中产阶级为中青年。
印度中产阶级一个月几百美元的收入在美国只能算穷人，但是在物价和平均富裕程度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这个收入已经足以达到小康了。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有房，有家用电器，加上一部摩托车或小汽车，就可以使一个人跻身于中产行列。
庞大的中产阶级给印度社会带来了许多影响。首先，中产阶级已摆脱贫困，又渴望进步，他们最不希望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政治立场也比较温和，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其次，他们比较乐观，努力工作，又处于人生中的创造黄金时期，因此成为了印度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第三，与传统印度人相比，他们的生活观很不一样，中产阶级赚钱努力，花钱也大方，他们成了消费的领跑者，这也就为拉动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第四，印度中产阶级更注重社会秩序，民主意识更加强烈，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种姓问题
马加力
种姓制度是印度传统社会的显著特色，其根源始自古代社会的“瓦尔那”制度。按照印度教的说法，人们的精神、道德、知识和能力生来有别，故而分属不同的社会集团，这种身份终生不变，而且世代遗传。
“瓦尔那”制度将人按高下分为婆罗门、刹地利、吠舍和首陀罗四种。他们分别为精通宗教经典、执掌宗教事务的僧侣；掌握政权和兵权的王室贵族和武士；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被视为不洁的专服贱役的人。此外，还有地位更为低下、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
种姓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实行内婚制和顺婚制。也就是说，通婚一般只发生在同种姓之间，即便突破往往也是高种姓男子迎娶低种姓女子，否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上述四大种姓衍生出了许多亚种姓，据大略估计有四千种之多。但是，种姓制度总体上的等级划分基本未变。
印度独立以后，政府于1948年通过了废止种姓制度的法案，政府也为保证较低种姓的平等权益做出不少努力，但是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弊端仍然有形无形地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低等种姓仍然不能与高等种姓的人同饮、共食或并坐。
贫民窟与百万富翁
唐璐
在印度许多大城市的摩天大楼、豪华酒店以及高档公寓旁，总是可以看到成片的由破砖烂瓦甚至以麻袋搭成的棚户区。由于厕所设施不足，人们随地便溺；由于没有排污管道，污水顺着条条水沟蜿蜒流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由家庭作坊和破败棚屋构成的蜂巢般拥挤的空间里，全家老小一起生活、劳作、游戏。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印度贫民窟。
2009年，一部讲述印度孟买贫民窟传奇人物生活与成长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风靡全球，使许多人开始关注印度的贫民窟。如今，电影中所描述的达拉维贫民窟成了游客到孟买旅游的首选景点：达拉维贫民窟占地仅仅2.5平方公里，却居住了差不多100万人，平均每1500人才有一间厕所。据说如今孟买的1800万居民中有60%住在贫民窟或是大街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买不仅拥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其所拥有的富人数量及财富也堪称印度之最。这种富足与穷困能够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城市的现象，在全球数印度最为突出。在印度，十分富裕或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总和已达5000万，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总人口。2010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印度人在前5名中占据了两席。然而，这一切仍掩盖不住印度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它依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印度来说，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使更多的穷人能够在几十年内富裕起来，将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尚谈与健谈
赵伯乐
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同胞：“对于我们印度人而言，长篇大论并不陌生。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很长时间。半个世纪以前，克里希那·梅农(当时他是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所创造的在联合国发表最长演说的记录(9小时不停顿)，迄今尚无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我们的确喜欢说话。”
其实喜爱长篇大论并不是印度人现在才有的习惯，早在几千年前，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就已经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最长史诗的桂冠。这部长达十万颂(二十万行)的史诗所描写的核心内容并不复杂，就是两个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但尚谈的印度古贤们却在其中加入了许多议论，从而使叙事本身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古代的梵文是一种很难掌握的“高雅”文字系统，今天印度民众的识字率也一直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口头语言成为古往今来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
印度人讲话喜欢较真，什么事都要把前因后果说透，围绕一个简单的议题，人们可以引经据典、七嘴八舌地讲上半天。但印度人作为听众又很少轻易赞同别人的观点，知识水平越高，这种情况越明显。一旦发现别人的谈话中有什么缺陷，一篇针对这一瑕疵的高论就不可避免，而这篇新的长论又很容易成为一场激辩的序幕。
在一些社会精英看来，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力，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印度最可引以为豪的“民主”传统，所以，“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完全尊重你说话的权力”就成为印度人尚谈的社会条件。
然而，尚谈走过头了就往往变成了空谈，就连一些印度人也批评他们的议会讲得太多，做得太少。
宝莱坞
马加力
宝莱坞是印度孟买电影工业基地的别名，也是印度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是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每年出品的电影多达千部，其中大部分出自宝莱坞。提起宝莱坞，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情节曲折、场面宏大、画面唯美、音乐动人的印度电影，也会想到那些极富感召力的电影明星。
经典的宝莱坞电影常常在曲折的情节之上伴之以大段的歌舞，几乎在所有电影中都有三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和三段优美的舞蹈。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导演试图打破这一传统模式，但观众的欣赏习惯很难改变，他们仍然喜爱那些歌舞升平的影片。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印度的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穷人来说，梦幻的东西可以带来一种超越现实的享受。一位制片商说，“人们需要这类电影作为调剂生活和逃避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有的电影人说得更为直白，“我们向观众出售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梦境。”当然，宝莱坞也出品了一些鞭挞现实的影片，对于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印度式民主
赵伯乐
印度自豪地称自己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同质，甚至以此为由把印度放在美国“天然盟友”的位置上。
的确，印度现行的政治制度全盘接受了从英国移植过来的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相配套的行政体制。但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已经产生了变异，并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本土色彩。
1947年印度独立后，曾经历过长达几十年的一党(国大党)独大的局面，虽然后来国大党衰落，初步形成了多党并立、执政党(联盟)和在野党分别执政的格局，但由一党独大发展而来的“家族政治”的影子仍挥之不去，尼赫鲁家族在印度政治中的独尊地位并未消失。
印度是一个联邦国家，但独立后中央政府不断蚕食各邦的权益，在立法、行政区划、官员任免乃至财政支配等各个方面扣住了地方政府的“命门”，今天的印度已基本上成为带有明显中央集权特点的单一制政体国家。
如今的印度政党数量众多，各种政治力量混杂，既有百年老党，也有新生力量，还有代表某一人群甚至某几个人的小团体。这些政党人数多者数百万，少者寥寥数人，其代表的利益诉求也五花八门。
印度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选民群体，在2009年的全民投票的议会下院选举中，选民人数到达了7.14亿，实际参加投票的达60%以上。对于政治家来说，为争取更多选票，他们常常轻易许诺，但能否兑现则很难说。
今日的印度，种姓集团和地方势力也在逐渐壮大。印度社会分层情况比较明显，因此出身某一种姓或某一地方的政治领导人很容易得到专属群体的支持，从而会出现一些低级种姓或地方政党在某些地区异军突起的情况。以至于有人说，选举已经成为“为种姓投票”的活动。
很显然，印度式民主已与西方模式有了很大差异，它一方面至少是在形式上搭建起了百姓表达政治意愿的平台，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明显的不成熟，因而不得不与效率低下，腐败盛行等顽疾进行艰苦的斗争。
登月计划
韩旭东
印度政府在2009年2月公布的“登月计划”中宣布，计划最晚于2020年实现宇航员月球漫步。它希望抢先于中国登上月球，争取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登月国家。这是印度航天蓝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其实现强国梦的一个重要举措。
印度可谓世界上航天事业搞得最红火的国家之一。航天计划由政府总理领导，主管部门有航天局和航天委员会两个机构。
去年11月14日，印度成功发射了首颗月球探测器“月船一号”，正式向世界各国显示了其在航天领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确立了其空间开发竞争者的地位。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今年1月4日透露，印度科研人员正在研制新的无人探月器——“月船2号”，预计2013年上半年发射升空。据探月项目主管安纳杜拉伊介绍，“月船2号”的登月车和轨道飞行器都已设计完毕，很快便会开始建造。根据与俄罗斯的协议，印度宇航员将于2013年搭乘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进行训练。同时，印度还引进了俄罗斯的某些太空技术以加速太空发展步伐。
精英教育
马加力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印度高度重视教育特别是精英教育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印度现有350多所综合大学和大学级机构，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超过1000万人。印度精英教育获得成功的经验很多。
首先，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印度总统兼任中央所属各个大学的校长，实际执掌校务大权的副校长可以随时与兼任校长的总统进行沟通。其次，经费得到充分保证。再次是适时进行改革和调整。印度政府削弱了与经济发展关系不甚密切的科类，增加了与市场需要直接有关的科类，来适应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人才种类的不同需求。具体来说，就是继续适当削减文科的成份，稳步提高理工科的比重，明显增加商科的招生，充分保证农科的发展。最后是采用英语教学。印度曾是一个受英国殖民统治近200年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英语是印度教育的通用工具。儿童从小学开始就接受正规的英语教育，到大学时其驾驭英语的能力与英美国家相比毫不逊色。这样的英语水平也使得大学教授可以指定学生直接阅读英文教材和参考书，便于迅速了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理论。
印度的精英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人才失业情况比较严重。从高等院校毕业后，很多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其二是教育机构出现超规模扩张。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强力爆炸式”发展，大学数量明显增多，招生数量急剧膨胀，出现了不少学生人数超过10万甚至接近20万的“巨型大学”或“超级大学”。这种状况造成了大学管理不善、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批评。
奥运冠军
唐璐
阿比纳夫·宾德拉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气步枪比赛的冠军。这个胜利为印度体育史书写了新的一页。因为在此之前，印度只有男子曲棍球队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获得过金牌。在印度参加奥运会的108年历史中，宾德拉是首位获得金牌的单项运动员。
近几年印度已经跻身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新兴国家，然而，取得经济奇迹的印度在发展体育竞技方面却一直乏善可陈。每到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印度媒体便不断地感叹：作为人口大国，印度为什么竟然培养不出世界冠军？宾德拉的金牌不仅让印度感到奥运冠军的梦想不再遥远，也让印度国民知道，世界上的体育运动除了有他们所痴迷的板球和曲棍球之外，还有射击、举重、足球、乒乓球。
不过印度人能否长久关注奥运会是个问题。现在看来，印度仅仅是在短时期内掀起了一股宾德拉热，目前一切皆回归原始。不久前，曾有印度媒体报道，宾德拉因为与印度射击协会发生摩擦，已经表示要退出射击运动。这不由得让人猜测，在未来的奥运年，印度恐怕依然要被“奥运困境”所困扰。
想不到的印度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彼此交往的日益频密，中国人对于印度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于想像的层面。印度开始成为我们的旅游地、工作地、投资地，印度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商业伙伴以及旅伴。也就在此时，我们发现，现实的印度与原来的想像竟然那么的不同。
火车并不拥挤
吴浩杰
印度之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回忆起来还是让人感慨。如果有人问我此行前后对印度的印象有些什么改变，我不得不承认，实在是太多太多。在印度为期9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旅行占去了约1个半月，从南印到北印几乎游遍了大多数主要景点。而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从班加罗尔到德里的30多个小时的旅行中，对印度火车的体验。
相信不少人对印度火车的印象跟我以前是一样的：破旧的车厢，拥挤的人群，甚至在火车顶部、车门处、车窗上都爬满了人。但是真正体验过印度的火车之旅后，才知道，其实印度的铁路系统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般落后。
订票之初，考虑到印度铁路的运能，我们一行几人还担心会买不到票，可能遭遇黄牛的黑刀，但实际情况却令我们大为惊喜。印度铁路早已实行网上订票、购票，只需登录官方网站，填写个人信息，选择相应车次及等级，即可订票，完全实名制。即使是在火车站窗口买票，也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凭证件购票。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印度信息化水平发展的迅速。
印度的列车车厢等级有软卧、空调两层硬卧、空调三层硬卧、空调硬座、普通硬卧、普通硬座等。并且每个车次都会有数十张“保留”车票和“待定”车票。如果有乘客取消出行，持“保留”车票的乘客就会依次得到铺位或硬座位子。“待定”车票优先级比“保留”车票低，很可能连座位都没了。但“保留”车票和“待定”车票都编有序号，因此不会出现蜂拥抢座的情况。
印度人乘火车的首选是普通硬卧，我们也选择了这种票。整个车厢分成数十个小间，每间有8个床铺。走廊一边是6个床铺，上下铺是固定的，跟国内列车的上下铺位置一致。白天可以坐在下铺，把中铺放下来，作为靠背。走廊另一边是一个双层铺。虽然整体的硬件环境算不上很好，但是基本可以满足出行的需要。
车厢卫生是由一些流浪儿来整理的。这些流浪儿长期穿梭于各个火车站，上车后趴在地上用布擦一下地，清掉一些垃圾，然后向乘客乞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给些零钱。当然了，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倍小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以免被顺手牵羊。
列车上可以预定正餐，都是印度的传统食物，也许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但提供的奶茶绝对是香浓纯正，非常值得品尝一下。
整个印度之行中，几乎没看见过原先印象中那些爬车窗、坐车顶的场景。唯一一次感受到类似情况的，是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当时恰巧遇上当地的一个节日，成群的妇女带着类似树皮一样的东西在火车站候车。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坐上列车，只能作罢，叫了出租车。
毫不犹豫拒绝感谢
廉海东
印度是世界宗教发祥地之一。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印度人仍然笃信宗教。在宗教情怀的哺育下，乐于助人成了印度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在印度历史上，皇帝乐善好施是实行德政、品德高尚最重要的表现。在已发现的印度孔雀王朝的铭文碑刻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于帮助别人的记载。直到今天，助人仍然是印度人最主要的共识和理念，仍被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为社会所提倡。
在印度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富人向扶贫项目捐款，向扫盲事业捐款，向艾滋病人、麻风病人捐款等消息。几年前，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儿子举行婚礼时，还出钱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印度百姓观看戏剧、歌舞，参观公园、画展、科技馆等也基本是免费的，因为一般都有富裕的赞助商主动承担成本费用，让百姓免费休闲娱乐。
驻印度期间，我曾在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到袭击现场泰姬玛哈酒店进行采访报道。虽然我的住处离泰姬玛哈酒店只有2公里，但路途往返还是会影响发稿时效，而若在现场发稿，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又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无奈之下，我奔向了离袭击现场不到200米的一个贫民家庭。当时正值恐怖袭击时期，整条街区家家都关门闭户，但这家人看到我焦急的表情，还是热情地把我让到房间里来。我拿出笔记本电源插头向他们请求帮助，他们就主动关掉了正在收听的收音机，将插座让给我。在我写稿的时候，这家的女主人还在灶台前热好了牛奶、咖喱汤和印度饼，在发稿间歇时摆在我面前，让我吃一些东西。
在孟买恐怖袭击持续的三天里，我在这户贫民家庭发出了几十条中英文稿件，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被打扰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感。当我拿出一些钱想表达一下心意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他们很高兴能够给中国记者提供一些帮助。他面对着家里神龛上的神像对我说：“印度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帮助他人是快乐的源泉，每一个印度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踩踏惹来杀身祸
江亚平
最近，从印度传来了一则消息，说北方邦首府勒克瑙西南180公里处的小镇贡达的一处寺庙于3月4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踩踏事件，造成6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其实在过去几年中，印度也曾发生过多起踩踏事件，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我在印度当记者的时候，就曾多次报道过类似的踩踏事故。
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比中国还是要少些。相比之下，中国似乎很少有类似的踩踏事件发生。那么为何踩踏事件频频在印度发生，而且经常发生在寺庙前呢？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而且多数十分虔诚。许多人不仅去庙里祭拜，而且在家里也贡上神龛，以便随时祭拜，希望神能保佑自己一家平安吉祥，财源广进。可是，为何如此众多的人到寺庙祭拜，虔诚地献上祭品，不仅没得到神的庇护，反而却惹来杀身之祸呢？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踩踏事故与“穷”字有关，因为多数踩踏事件都发生在分发礼品或食物时。许多人担心得不到免费的礼品或食品，于是争相拥挤，结果导致踩踏事件发生。2004年印度举行大选前夕，竞选人为了拉选票而分发“礼物”，结果也导致大规模的踩踏事件，100多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她们希望得到的不过是一条价值50卢比(相当于7.5元人民币)的莎丽裙而已！
踩踏事故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乱”。成千上万人的聚会或朝拜，没有任何组织，也很少有专职人员或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就会发生相互踩踏事件。记得有一次，数千人去一个有名的寺庙祭拜，该庙恰巧建在一个高坡上，数千人须爬坡去庙里拜神。忽然有个人突发神经，大声喊到有恐怖袭击，这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大家调头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们从高坡上滚落下去，相互踩压，导致了惨剧发生。
新女性“暗渡陈仓”
马宇歌
我的朋友妮哈总是让我感到矛盾。
她来自印度中部拉基斯坦邦的农村，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大党地方组织领袖，母亲和绝大部分印度母亲一样是家庭妇女。妮哈毕业于著名的甘地主义女校——森林女校。这间学校信奉甘地主义，简化生活、规律作息、素食禁欲。女孩们每天除了完成学业，还要学习印度传统文化，如印度古典舞、古典音乐，以及纺织等传统手工业。
然而，传统女校毕业的妮哈在大学里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孩，过着一种非常自由潇洒的生活，不仅每隔几周飞到南方去和男友幽会，还是大学里各类聚会的社交名媛。开学后第一次见到妮哈，我问她在尼赫鲁大学感觉如何，她说，和她以前的甘地主义女校相比，尼赫鲁大学根本没有约束，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所在的尼赫鲁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北大。这里的学生非常关心社会发展，校园里有许多学生自己的政党联盟，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政治宣言性的漫画和海报，还有些教学楼周身被贴满了各种派别的海报。受父亲影响，妮哈也信奉国大党的政治理念，她是印度国大党的学生组织印度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 of India)的活跃分子，经常策划组织各种政治活动。
每逢一个超过三天的小假期，妮哈便会飞到浦那去看男朋友。她和男友是高中同学，家也住在一起。不过，虽然她和男友都来自当地的富农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但却偏偏存在种姓高低之差，这成了他们结合的主要矛盾。但妮哈说，他们要为结婚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本以为，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依然决定着印度女性的择偶观。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新一代印度女性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可能。她们不再顺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要大胆寻找真爱。
印度“改革开放”只有19年(从1991年经济自由化开始)，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所有改变全部反映在了妮哈这一代人身上。这导致了她和父辈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两代人能够和谐面对这种跨时代的变化。但拥有独立精神的印度新一代女性并不打算向父辈妥协，也不打算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暗渡陈仓地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适得其反的“奖励”
刘亚南
“国内企业有投资冲动的很多，对印度、巴西等市场充满幻想的也很多，但企业走出来之前首先做好公司内部的国际化，有没有做这个事的人，有没有这个体制。派来调研的人不是来旅游的，不是去拍泰姬陵的，要深入分析投资政策、门槛、业务流程等，深入分析以后再动。”
说这段话的是中国民营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三一重工印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梁栋。
三一重工股份公司2006年底宣布投资6000万美元在印度设厂，作为目前中国企业在印度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该研发制造基地已经于2009年10月启用。
今年30出头的梁栋已经去过30多个国家，虽然来印度时间还不足两年，但他对中印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却有很深的体会。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经对一名印度员工进行了嘉奖，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不仅没有激起更大的工作热情，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原来，公司奖励的员工种姓低下，引来了同在一个公司工作的高种姓员工的不满，他们认为低种姓甚至贱民阶层不配享有这种荣誉。对印度员工而言，国内对于员工的考核办法会变得没法适用。梁栋坦陈：“管理是以业绩导向的，很多印度人没有这些概念，安排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没法独立开展工作。”
事实上，三一印度公司这几年做的还不错，在同类企业中算是佼佼者，梁栋透露，孟买的高层建筑混泥土吊装至少有70%都是由三一重工的产品完成的。
对投资印度，梁栋反复强调的是，“准备一定要做足了，首先要有人，有团队，有相应的公司管控体系。”他感慨：“文化相互适应是一个非常要命的过程。”当地特殊环境和企业对业绩的要求会对管理者形成额外的压力。
可以说，文化上的碰撞是每一个打算投资印度的人都会遇到的，个人体会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是跨国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现在，三一重工印度公司不仅对员工进行当地文化培训，其母公司三一重工副总裁最近已经来到印度常驻，以更加深入了解市场，更好地管理企业。
“中国人很冷漠”？
唐璐
五年前我曾受邀到印度金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与印度大学生座谈。该校的斯瑞德哈教授向他的学生介绍我时说，“这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中国人都非常热情坦诚”。我笑着加了一句，“是的，以前你们的老师曾经认为中国人很冷漠，但是从我身上他终于明白，中国人是很有感情，对印度很友好的。”
我和斯瑞德哈是2000年在尼泊尔参加“南亚技术、防务与合作安全”研讨班时相识的。虽然中国并不属于南亚，但是考虑到中国与南亚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此每年都有中国学员受邀参加研讨班。
那一次，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来自南亚各国以及中国的40多名学员组成一个大家庭，每天的任务就是听南亚各国的军事安全专家授课并进行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联欢活动。
根据规定，所有参加研讨班的学员都有一项任务，即轮流把当天三四位老师的授课内容以及讨论整理成文字并制作成学习简报，在第二天上课之前发到每个学员手中。为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完成，研讨班把学员拆成两人一组，组织的原则基本上是“中印配”、“中巴配”或者“印巴配”。当时我这一组的伙伴就是斯瑞德哈。
凭着曾经在印度游学的经历，我很快便与多数印度同学打得火热，每天一见面我们就会有聊不完的话题。然而，只有斯瑞德哈基本上不与中国学员交往。眼看着就到了我和斯瑞德哈合作整理出版简报的日子了，可是他依然与中国学员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我们出简报的那天，上课的专题正好是中印关系，其中有个印度将军讲授他对中印关系的见解。我和斯瑞德哈一边对笔记一边整理有关内容。他说，“唐，你给我讲讲中国人如何看待1962年战争吧。”我们俩一边聊着一边写着，从1962年战争谈到中印关系，从印度人的特点谈到中国的特点……忽然斯瑞德哈很认真地问道，“唐，我看过很多西方出版的书上都写着‘中国人很冷漠’，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说实话，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还是第一次从印度人嘴里听到，原来斯瑞德哈对中国人抱有这种成见。
唉，还是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这种认知隔阂。于是，我开始不断地向斯瑞德哈讲解：中国人的感情总体来说比较含蓄，对于任何他所喜欢的人或者事物都不会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样情绪激动，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被认为“冷酷”的原因。我告诉斯瑞德哈，其实，在与印度人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许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印度人喜欢某种东西时会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会直接向对方索要，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印度人被许多中国人指责为“贪婪”。其实，无论是“中国人冷酷”还是“印度人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据自身的文化取向对对方作出的判断，这其中并不一定带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积月累，它们却会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沟通产生负面影响。
当我和斯瑞德哈把这一期简报印刷完毕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虽然很困，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因为正是那一晚上的聊天让斯瑞德哈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
我问他，“你觉得从我身上能看出中国人很冷漠吗？”
“当然不是啦，你可是我真正接触和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和我差不多。”
“是的，以前我在给学生上课谈到中印关系时，总是给他们讲‘中国人非常冷漠’。现在我发现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中国人很有感情、非常好客。”
印度媒体关注的七大国内问题
瑞·尚塔奴(Ray Shantanu)
媒体：世界最独特
印度媒体认为，印度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经济体。形成这种看法，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尽管多年来印度人为许多财富500强企业作了划时代的研究，但至今很少有印度人希望制造出能与这些企业的产品相匹敌的东西。再比如，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纸媒都处于消亡的边缘，但在印度，却正好相反。全球主要的杂志，如《企业家》、《福布斯》、《时尚芭莎》、《技术评论》和《人物》，都有印度版。
哈琳德·巴维查是印度生活媒体集团的一名编辑，该集团出版了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今日印度》。巴维查本人是印度最好的调查类记者之一。她认为，“纸媒是印度的一个增长点”，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交网站和在线媒体在飞速发展，但在印度这样一个10亿人口中只有8000万网民的国家，过去十年反而在传统媒体上有一个缓慢但稳定的增长。
能源：不走常规路
在印度，很多领域都呈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规律不同的地方。除了媒体外，能源也是如此。AK·沙卡是印度煤炭有限公司的一名经理，他认为能源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欧美都仔细研究了如何更好地进行能源分配，以及如何提高国家电网的能力。但是在印度，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国家的大部分区域都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也没有与国家电网相连。
《印度时代》资深记者桑杰·达卡认为，“印度的能源情况需要改善，因为许多用户处于金字塔的底层，家里从来没有电，尽管国家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女性：地位还需提升
“现在，印度人正在讨论《妇女保护法案》的广泛影响，这一法案是关于妇女的健康、卫生、妇女们每天要面对的不公待遇和虐待的，”资深记者玛尼卡·乔普瑞说。
妇女的地位问题也是印度媒体极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乔普瑞认为法案要求在印度下院为妇女保留33%的席位，但这只是印度统治阶层的“授权”，是其提升自我形象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法案确实使公众开始讨论妇女的问题和她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法案的实行，在下院和州议会中，妇女的席位超过了33%。这是我们不当忽视的。但是这些离妇女的自由和对父系社会的抗争还很远，”乔普瑞说。
股市：牛市仍继续
印度媒体还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印度的股市。印度证券在可见的未来将如何表现，关注印度的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
“我认为在现在的财政体系下，市场已经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再发生一次高回报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坚信印度的成长会带来牛市，只要证券还是一个资产类别。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都很好地在发展，当然其中也可能有一些阻碍，但总体的方向是很积极的，”希曼·卡帕迪亚说，他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亚洲版的高级股票经纪人和分析师。
卡帕迪亚认为收益会与市场预期相符。边际收入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会给股市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问题会在这一季度形成主导。同时，我们也不会期待任何重大的惊喜。现在的收益增长已经结束了。下一轮的收益增长很可能是2011财年的后半期。”
农业：如何自给自足？
在印度这个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家，农业的发展起到主导性作用。在农产品上，国家如何自给自足呢？
S·马亨德拉·德芙是一位专栏作家。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担心印度农业的增长、公平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在改革以后。长期以来，印度农业的年增长率在2.5%。类似过去的那种方式已经无法使它再增长得快一些了。农业领域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才能促进增长和公平。
他在专栏中介绍一本书时提到，“对农业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存在巨大的漏洞。为了弥补这一空白，这本书研究了印度农业增长的趋势，提供了对技术、激励机制、机构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对技术的讨论涵盖了灌溉和化肥，对激励机制的分析则包括了价格政策和投入补贴。关于机构的一章则讨论的是农业结构、土地和水的管理、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和信用。”
对于印度来说，如何扭转最近农业发展的减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德芙认为，除非在策略和优先度选择上发生重大变化，并采取重大改革来纠正制度不足，印度农业才能有更高的发展速度，可以满足农民的收入要求和保证就业增长。
教育：质量差怎么办？
教育也是印度媒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印度25岁以下的人口有5.5亿，其中只有11%被大专院校录取，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3%。这需要改变。印度公共教育系统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它质量很低。在政府办的学校中，学生上课的数量以及教学质量都非常不足。所有公立学校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育质量低，基础设施差、对教学方法重视不足。”专栏作家、教育工作者乌杰瓦·邱德里这样说。
他认为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认识到教育是人才的来源。“政府需要大力纠正教育系统的不足，从而减少收入不均的问题。现在政府的教育投入应该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公立学校，并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解决教学质量差的一种方法是在私立和公共学校之间合理分配资源。”
医疗：机会让给私营？
印度媒体还比较关注印度的医疗保健体系。在印度，公立医院里的医生不是很多，而私立医院的营利却每年以13～20%的速度增长，制药企业的增长率也高达15%。印度的医疗保健是有一点奇怪的。像医药部分，没有价格调控体制。
由于医疗保健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许多制药企业开始涉足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机会是巨大的，因为目前在印度，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获得优质的保健。印度每1000个人才有1.5张病床，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和泰国的1000人中有3～4张病床来说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的数字则是1000人中有4～8张病床。在明年的财政预算中，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仅占整个国民经济投入的0.32%，比发达国家的公共健康投入要低太多了。
鉴于这样一种情况，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私营的保健行业就兴起了。政府很不愿意在这上面进行基础设施投入，因为它的投入都在更有产出的部分。要发展消费者，就要使医保变得人人负担得起。健康保险是达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但是目前在印度国内，将保险公司的国外占有份额上限从26%增加到49%，还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为了保证人们的医疗，医疗体系需要进行一个整合一切可用资源的综合行动”，《财经快车》的吉利什·辛格哈尔这样写道。
我与三位印度领导人“零距离”
马加力
作为专门研究印度问题的学者，我曾26次到访过这个国家。近年来也曾有过多次同印度高官零距离接触的经历，其中的一些情景至今难忘。
纳拉亚南亲口透露出访华讯息
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中印关系遭遇挫折，两国官方的正式接触十分有限。为打破僵局，印度政府的智囊机构——政策研究中心在积极推动双方的“二轨对话”，同时，中方也认为有必要通过非官方渠道促使双边关系重新走上正轨。在上述共识的推动下，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二轨对话”。1999年1月，我作为中印“二轨对话”的中方代表之一前往新德里。
第一轮“二轨对话”正值印度的共和国日。对话结束后，东道主送来了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的请柬，邀请我们参观阅兵式并参加国庆招待会。1月26日上午，中方代表观看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下午，我们又应邀来到总统府。品味着印度佳肴的同时，我也享受着与印度决策圈内的一些老朋友重逢的喜悦。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将有机会同印度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根据惯例，印度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将会见参加招待会的部分嘉宾。当印度总统、总理及重要部和主要政党的领袖出现的时候，人群变得十分激动。我也投身到人流当中，快步涌向会见区。
来到纳拉亚南总统面前，我双手合十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并告知此行的目的。总统非常高兴地同我握了手。他说，“我知道此事，二轨对话是一件好事。”我说，“中国人民希望同印度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尽管两国关系还存在一些障碍，但中印作为邻国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中国人民记得总统阁下曾作为中印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后的首任驻华大使，为改善中印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阁下继续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将非常欢迎阁下再次到中国访问。”纳拉亚南简要回顾了7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度过的愉快时光，对热情友好的中国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表示，“非常渴望再度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我说，“那将是一件大好事，中国人民一定欢迎阁下的到来。”
回到宾馆后，我马上将纳拉亚南渴望再度访问中国的意图汇报给了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前驻印大使程瑞声，并将有关信息转送给国内有关部门。
2000年纳拉亚南访华前夕，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亲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向我透露了总统先生访华的初步安排，并想了解中国学者的看法。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对此访看得很重，认为这是两国关系重新走上正轨的标志，对于改善和促进双边关系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对南威哲说，计划中的日程很好，中国主要的领导人都将与纳拉亚南总统会见和会谈。同时我也建议，如果能够安排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印度总统一道参加文艺晚会，那将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不仅意味着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个人友谊，而且意味着两个东方文明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使先生通过紧张的努力，确实安排了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出席文艺演出的活动。在印度大使馆为纳拉亚南总统访华举行答谢招待会时，南威哲大使还特意为我安排了一个与总统及总统夫人会见的机会。
2004年4月，中国外交学会在钓鱼台举行了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印度总统纳拉亚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等世界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参加。我本人作为本次会议的倡议者也在会议上做了演讲。会议休息时，我走到纳拉亚南总统面前，向这位为中印关系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印度领导人致敬。
如今，这位出身于贱民种姓的伟大政治家虽已溘然长逝，但他关于“中印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判断，仍将对中印关系的长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见瓦杰帕伊
1993年，瓦杰帕伊作为印度议会党团领袖代表团团长访问我所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该团成员还包括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古杰拉尔、成为印度副总理的阿德瓦尼等人。席间，当主持座谈的所长向印度客人介绍我曾在印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时，瓦杰帕伊带头鼓掌，并询问我在哪所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我回答说是在尼赫鲁大学。他马上告诉在场的中方人员，尼赫鲁大学是印度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的国际关系学院拥有强大的教学和研究力量。
座谈过程中，瓦杰帕伊一行与中方学者就南亚局势、中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本人则阐述了对中印关系的看法和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座谈结束后，瓦杰帕伊特意走到我的身边，向我握手告别，并说希望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改善关系的进程，在各个领域建立增加信任的措施。
第二次见到瓦杰帕伊是在1999年1月的印度国庆招待会上。当时已任总理的瓦杰帕伊见我来到他的面前，便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对瓦杰帕伊说，“我还记得阁下1993年访问我们研究所的情景，当时我们一起讨论了如何促进中印两国关系的问题。”他马上回答，“我还记得那次访问，我知道贵所是中国重要的思想库，贵所的研究工作非常深入，我们对它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接着说，“中印关系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我们希望两国共同努力，以便尽早解决这些难题。中印应该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瓦杰帕伊回应，“我也有同感。”
1999年7月底，我应印度加尔各答亚洲研究所的邀请，前往新德里参加纪念世界著名东方学家加伏罗夫诞辰90周年暨中印俄三边关系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瓦杰帕伊总理在内阁会议厅接见与会的各国代表。当他神采奕奕地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激动地迎上前去与他握手。陪同他的考希克教授介绍说：“马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南亚问题专家，他比很多印度人还了解印度。”瓦杰帕伊则马上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见过，我们见过。”这时，早已站在一旁的记者们纷纷用照相机拍下了各种镜头。
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双方领导人会谈并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之后，印方举办了大型答谢招待会。在灯火辉煌的礼堂中，瓦杰帕伊一出现，印度使馆的许多官员和在华印侨及留学生等人便纷纷涌上前去。此时，我也走上前去。瓦杰帕伊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他马上快行几步，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好，马先生！你好，马先生！”我也马上回敬了问候，并祝贺他此次访华圆满成功。
见证辛格访华
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问北京。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他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印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会谈结束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柯棣华医疗队出发的仪式，我和另外一些嘉宾出席了由两国总理共同主持的仪式。当晚，我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对印度总理的中国之行进行评论，并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发表看法，向全国和国际社会阐述中国对相关问题的态度。
第二天，辛格总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本来我也收到邀请去现场聆听辛格的宏论。但是不巧，中央电视台临时决定现场转播这场演讲，约请我和中国前驻印大使在电视台的演播厅做评论。尽管失去了与辛格直接见面的机会，但是我在演播厅却能看到演讲现场的各个画面，可以全方位、大视野地观察现场的情况。以这种形式进行思想对思想的交汇，或许比面对面的接触更有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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