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朱德被打动：国军虽屡战屡败 但无部队投降
2617 人阅读 日期：2011-03-14 19:43:08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在“忻口战役”中，朱德协助阎锡山与卫立煌只用八路军的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日军军机二二十四架，结束了“忻口战役”中日军的空中优势。朱德当时曾说，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但没有一支部队投降，他显然被此打动。
凤凰卫视2011年3月1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抗战之初，全世界主要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的东南地区，从上海到南京到徐州，但此时，在北方，日军占领华北后一路向山西挺进。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展现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残忍，肆意杀戮、强奸、抢劫。为了生火取暖，随意拆毁百姓们的房屋。此后，他们将为这一切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此时，在陕西严阵以待的是八路军和晋绥军。中共的武装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番号，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晋绥军的领导人阎锡山毕业于日本著名军校，主政山西多年，深得山西人心。这是两支曾经水火不容的部队，他们将会如何共同面对强敌呢。
解说：早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就开始商谈联合抗日，蒋介石答应不再剿共，中共则同意取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在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及人数等关键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谈拢。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又邀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当晚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1937年8月9日，蒋介石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双方再次谈判。蒋坚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
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这对恩怨已久的敌手，终于互作让步。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据载，当年八路军的番号，原是蒋介石整编地方军时留下的，蒋曾问军政部长何应钦，红军改编后该授什么番号。何答，整编桂系时，空着一个“第八路军”的番号，就授给红军算了。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后来则改编为新四军。中共领袖毛泽东，为改编后的八路军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指示八路军以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不与日军正面硬拼。八路军改编后，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划归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走出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陕西夏县祁家河乡七泉村的村民，杨圣清后来回忆：“陕西国共两党合作组织了牺盟会，牺盟会就到了村里边，首先演抗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再一个就是教唱歌。如《五月的鲜花》有《义勇军进行曲》，小孩子也就跟着唱。后来我们模仿他们，自己也组织在村里边演剧。人们的思想很快活跃起来了。村里边组织了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组织。”
“山西王”阎锡山对八路军进入山西的心态是复杂的，阎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占据山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山西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他深得人心。阎锡山形容他与蒋介石、中共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
八路军东渡黄河前，毛泽东曾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随周恩来先行去谈判。阎锡山很重乡情。山西有句俗话“说得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徐向前的老家永安村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一河之隔。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他对周恩来半开玩笑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徐向前与周恩来与阎锡山就“联共”和“守土抗战”达成共识，解决了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地域，军饷与装备补充等事宜。
1937年9月19日，时逢中秋佳节，山西突降大雪，雁门关、宁武关及平型关一带，白茫茫一片，民间普传“三关戴孝，乃不祥之兆”果然，日军在攻占大同，浑源后，分两路扑向雁门关和平型关，“太原会战”由此展开。
“太原会战”当时事关中国抗战全局，如日军拿下山西，南可进攻华中与华南日军会合，西可长驱直入西北、西南，威胁中国抗战后方。日军调最精锐之第五师团入晋，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曾是阎锡山的同学。
时阎锡山所部包括八路军在内，有三个集团军，他采取了正面堵截的战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正面防守是守不住的。
八路军初上前线，就领略了日军地空联合作战的威风，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独立团分乘五十多辆卡车，从圆平出发，向大营镇急进，过了代县之后，扑入眼帘的是一片山河破碎，溃兵如潮，百姓离乱的凄惨景象。六架日本军用飞机，分为两批，低低地擦着树梢飞过，喷出一阵弹雨，然后朝太原方向飞去。”
朱德不愿参加阎锡山的正面防御，将三个师的八路军向日军侧后运动，准备打击日军的补给线。
解说：1937年9月下旬，日军突袭平型关，阎锡山命国军刘茂恩部在平型关正面阻挡。朱德命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侧击日军。林彪最善伏击战，他以三个主力团，埋伏在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山地中。
9月25日，日军板垣师团的辎重车队，进入115师伏击圈。八路军枪弹齐发，数百名日军丧命，115师缴获了七十多辆军车及大量物资，自身也损失了一个团。但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场胜利，全国为之振奋。
蒋介石也发来贺电说：“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正在石家庄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描述：“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了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这样说：“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
而平型关大捷的主角，115师师长林彪，却对日本士兵的拼死顽抗，印象深刻。他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整个“平型关战役”最后终因日军包抄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结束。此后，蒋介石调卫立煌入晋增援，先后发起了“忻口战役”“娘子关防御战”和“太原保卫战”。
在“忻口战役”中，朱德协助阎锡山与卫立煌只用八路军的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日军军机二二十四架，结束了“忻口战役”中日军的空中优势。朱德当时曾说，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但没有一支部队投降，他显然被此打动。
不久，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还将手中的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这是中共将领第一次指挥国军作战。朱德对日军实施拿手的运动游击战，他详尽解释了这种战术：“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制到黄河拐弯的地方，你往哪里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那时候我们八路军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往东边打过来，让你去黄河边，结果他打到黄河，四处一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时候他错知道，已经失败了。同时，他不能过河，因为我们在敌人后方，他只有回来。”
不久，朱德率部大胆跃进太行山，完成了对华北、华中日军的重大战略威胁，他的大胆不仅让国军吃惊，连中共高层领导都感到惊讶。为了让国军将领熟悉游击战打法，朱德还专门让刘伯承打“响堂铺伏击战”组织国军将官观摩，对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取得的以外战果。
蒋介石感触良深，他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点面子，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疲于奔命也。”
曾子墨：平型关大捷是一次孤立的胜利，日军不解攻下了太原，这次会战，虽然以日军表面的胜利落幕，但它已经达到了中国的战略目的，不但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华战场的战略布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由于八路军深入敌后，也使得日军不敢再进一步西进。稳定了西北和西南后方，对中国的持久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此时，在南方，日军开始向华中集结，逼向武汉，蒋介石利用了水的力量，他炸毁黄河大坝，制造黄泛区，日本人停住脚步，但六百多万普通中国人也失去了家园。他们开始痛恨这个政府，但蒋认为，这是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解说：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当时蒋介石投入陆海空一百一十万人，日军也投入了三十多万人，双方都竭尽全力，会战从6月打到10月，范围波及湖北、江西、安徽及河南等省份。
1938年6月“武汉会战”风声正紧，从上海来汉口投亲戚的小学教员姚稚鲁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中原大会战’的主要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姐妹逃难呢。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姚稚鲁的信发出去没多久，安徽怀远人许润田也随家人从乱战中的老家逃到汉口，谁想，脚跟还没站稳，就遇上日机轰炸，许润田回忆：“敌机经常从九江机场起飞，袭扰武汉，每日警报数起，搞得军警百姓一日数惊。最后，敌人竟以大批战斗机、轰炸机轮流不停地空袭武汉，国民党空军也出动了大批飞机迎击敌机。空战激烈。”
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武汉，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
其实早在“武汉会战”前，国民政府就已制定了“武汉保卫战”的方针：“保卫武汉之最重要意义，不仅在保卫武汉城市本身，而在掩护东南及中部人力物力，向西南西北转移，以建立长期抗战基础。”
当时武汉不仅是南京失陷后，中国的军政中心，也是工业生产中心。抗战后自上海及沿海，迁来的工厂达七百余家，分布着汉阳铁厂、裕华纱厂等众多大企业。随着“武汉会战”打响，国民政府强制这些企业限期迁往西南大后方，否则一律炸毁。
学者徐凯希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冶金矿山大多体积庞大，拆迁工人在缺少大型工具的情况下，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用敲、钻、扛、拉等方法，陆续拆卸汉阳铁厂材料三万吨，重要设备一千一百八十七件。军政部又将已接管的汉口日商泰安纱厂的纱锭两万四千八百枚，布机三百台全部运往重庆，改名军政部纺织厂，专门制造军用布匹。
据当时报载，只有十点五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多时，竟达三万之众。当时能走峡江的船只，只有重庆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国难当头，卢作孚挺身而出，他临时增加了雇工三千多人，征用民间木船八百五十余只，运载轻型物资，他对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日后卢作孚这样回忆工矿企业西迁的景象：“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一支及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由于日机不间断地对长江轰炸，民生船队每天都有悲壮的故事发生，四十天时间，一百一十六名民生人，血洒长江，六十一人受伤致残，十六艘主力轮船永沉江底。时，民生老人李铁仙感叹：“这不是一川江水，是流不尽的英雄血啊。”
据战后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一百五十余万，货物一百余万吨，包括近十万吨军事器材和枪炮物资，民生公司延续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解说：1938年10月26日，历经四个半月惨烈战斗，中国军队主动弃守武汉。但日本大本营，却对“武汉会战”的结果颇为失望。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投入三十五万兵力，作战经费达三十多亿日元，这已是当时，日本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武汉会战”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会战后，日军再武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战自此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发表声明称“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此时，日军面临军需供应的枯竭，曾参与“武汉会战”的日军大佐田部圣在《武汉攻略参战记》中这样写道：“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进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一部分。”
据载“七七事变”时，日本黄金储备及纸币发行准备金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到“武汉会战”后日军军费支出，已高达六十一亿五千万日元，远超国家的储备量，当时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军队。日本陆相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日本政府为此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将军事逼降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8年11月3日“武汉会战”结束后仅一周，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中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让蒋介石下台，那么日本相中了谁呢？
1939年元旦刚过，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陈恭澍与局长戴笠一同飞往越南河内，陈恭澍尚不知此行的使命。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哼哼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音太大，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陈恭澍后来才知道，他此行是要组织刺杀汪精卫。汪精卫时为国民党副总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曾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而入狱，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激励了当时无数的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汪一度积极主战，日后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这样回忆：“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为‘长城古北口之役’促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的官兵看不见敌人了，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积极与汪精卫接触，汪暗中派代表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等四下媾和，达成了所谓中日停战的“重光堂协议”。那时汪精卫周围聚集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一批主和官员，促使他最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8年12月19日，汪带上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及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经昆明，逃到越南河内，陈公博回忆：“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是即所谓‘艳电’。”
汪精卫在“艳电”中回应了日本近卫内阁关于“日中亲善”的声明：“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结束战争，则国家质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军统局长戴笠派人秘密赴河内锄奸，军统局天津站长陈恭澍，曾执行过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王克敏等多次锄奸行动。但陈恭澍这次失手了。
时，汪精卫一行租住越南河内高郎街二十五、二十七号相连的小楼，汪夫妇与大女儿及女婿，住在二十五号，汪的秘书，被称为十一姑丈的曾仲鸣被安排住在二十七号。陈恭澍行动当天，刺客们闯入了二十七号，误将曾仲鸣当成汪精卫，对其房间扫射，汪精卫的女婿回忆：“我们所有人都手无寸铁，刺客来去未受阻挡。二十五号和二十七号中间，平常常开着的门，那夜幸亏关上了，不然刺客往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全完了。”
这次刺杀行动，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身亡，其妻方君璧身中四枪，侥幸生还，汪精卫则毫发未损，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1940年3月20日，一个与蒋介石重庆政府对立的所谓“中央政权”在南京成立，出任汪伪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人生由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曾子墨：汪精卫的投敌来自于他一直对中国胜利的几率充满疑问，加上其野心，与倡棋杯边缘化的郁闷所驱使，汪宣称自己只是在寻找一条和平之路，他还不停地引用孙中山对日本的偏爱，孙曾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反之亦然。
但汪很快就意识到，他只是成为了一个通敌叛国的首领而已，不但国民党内部过去的汪派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伪政权统治下的人民，也纷纷逃往两个抗战中心，重庆和延安。欢迎您下周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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