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应国关之邀来做讲座，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物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对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对个人的成长有所借鉴和启迪。当然，我讲人物研究，并不是要在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来。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讲历史，目的不过是希望大家通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或教训。

我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想来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物，同学们都对他们一定都有所了解。选这个题目讲，也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从学者的角度，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需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们。我今天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即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明显褒贬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来了解这两个人。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我的这一意图，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两岸的人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去世，同学们是否知道，台湾相当多民众当年对蒋去世和大陆人民1976年对毛去世的悲痛的感觉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那里也曾出现过长街两旁挤满了送行和吊唁的民众。而由于台湾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声，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当年很多台湾国民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最权威的领袖，是他们的恩人。如果我们当年看到这些场景，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蒋匪”在台湾竟会得到民众这样的拥护呢？（笑声）其实，换一个角度，站在当年台湾国民党人的角度，他们怕是也很难理解大陆人民当年对毛泽东的那种感情。因为他们多数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陆这边是共匪的天下。（笑声）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的影响力。我1995年随一个学术会议的团队到台北，从机场到中研院学术研究中心，刚一下车，就听到在楼门口迎接的研究生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声喊:“共匪来了！共匪来了！”（笑声）当时大陆已经实行对外开放很多年了，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人叫他们“蒋匪”了，他们却还在习惯性地会叫我们是“共匪”。包括在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不少学者的发言也带有很明显的感情色彩。我们当时感觉很不习惯的就是，我们这边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领袖人物早就不叫他们的官衔了，而他们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却几乎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称为“蒋先生”或“蒋总统”，甚至要用“先总统蒋公”这种称呼。很明显，大陆和台湾之所以在对待这两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还是因为有着太深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共两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对对方的领袖，有根本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评判。

讲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建设上起过好的作用呢？这一点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如此不同呢？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朝气蓬勃，所向披靡，最后几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国民党。为什么建国以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却走了很多弯路呢？与此相反，当年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却渐渐走上了成功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土改和政治稳定，经济也早早就迈入了次发达的行列。对此，有很多人分析过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去台湾时带去了很多黄金（笑声），也有人说是因为台湾小好搞。对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越南、朝鲜也很小，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不少，为什么就没有台湾发展得好呢？

实际上，无论是站在大陆还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评价，都必须承认，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问题，具体地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神化或者妖魔化。因为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与他们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固然是政治上的对手，却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领导人，与他们具有这些相似之处不无关联。因此，他们之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共性适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结果。大家想一想，20世纪有那么多名人，知识程度、脾气秉性比他们两人强的绝不在少数，时势却造就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不是纯属偶然呢？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可算得是内乱不己，外侮不断，群雄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了，“乱世出强人”，“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有多少人想过要成为改造中国的第一人啊，但有谁能做得成呢？胡适也曾想当总统，但他学问再大也成不了总统，即使当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强势人物，而不是胡适这样的文人所能够驾驭的。为什么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人能成为国共两大党的唯一领袖呢？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特有的气质和特点了。

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出身。看过他们传记的人都应该知道，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来看看毛泽东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笑声）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笑声）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笑声）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边训导赫鲁晓夫的故事。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

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恒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X力的手段，通过剥X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珍闻：蒋介石曾欲提毛泽东为接班人?

先说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外国记者听到的传说。说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的朋友部下纷纷前来祝贺他侥幸脱险，此刻，蒋却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如果我因为生病，或因为别的什么不幸而下野的话，你们猜我会提名由谁来接任我?”

于是，这些人就都装模作样地猜起来。有人猜是程潜，有人猜是汪精卫，有人猜是孔祥熙。但蒋介石都摇头说不是。望着这些呆头呆脑的部下，蒋介石一语挑明:“作为我的继承人，我自己要选择——白崇禧将军”这多少令蒋身边的人感到惊讶，因为白崇禧是桂系军阀，是蒋在军阀混战中强有力的对手。但更令在座的人目瞪口呆的还是下面的话。蒋介石顿一下，说出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第二人选，我要提毛泽东！？”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战争史几乎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从本世纪初年一直到1949年，战争就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停息过，不仅没有停息，而且越打越大，直到国共决战，几百万士兵呐喊拼杀的大战席卷神州大地。

世界史上罕见的漫长战争必然孕育出丰硕的军事思想。丰厚的战争泥土上早已生长出丰硕的兵学理论。毛泽东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片泥土和本世纪的战争风云中诞生的。

这个传说的寓意很清楚，就是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10年的对手的能量，他曾发誓用20万元买毛泽东的头。当然，这里最主要说的是两人作为蒋的对手的军事才能，因为，无论是“小诸葛”白崇禧，还是一介书生毛泽东，都曾在战场上让蒋介石铩羽而归。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是有疑问的，但第二个传说却是有案可查的。60年代初期，世界头号强国，也是中国当时的主要敌人美国，其总统却在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就在1965年1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这年7月，程思远在陪同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去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提起，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是连他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也不否认了。

我没有想到打仗

如果将毛泽东比之于像秦始皇那样的“千古一帝”，恐怕是不合适和不恰当的。但就毛泽东在军事上对人类的贡献而言，他决不比古今中外的任何军事家逊色，说他在军事上是“千古一人”恐怕不算溢美之辞。其智慧、谋略、胆略、气魄都是超乎常人的。我们很难设想，三湘四水是如何孕育出这个伟大的军事家的。正因为他的伟大，对他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湘人历来有尚武精神，自曾国藩的湘军“剿灭”了起自广西的“长毛”(太平军)之后，“无湘不成军”的民谚便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

但在30岁之前，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打仗，没有想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会在打仗中度过，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战争大师。

1965年3月，他在会见叙利亚客人时坦率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记者。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这个志愿对其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曾多次谈到自己当教师的志愿。即使到了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从事的教员生涯。

辛亥革命发生后，毛泽东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身革命军，但时间很短，只有半年。他所在的部队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在30年代向斯诺回忆时说，当时他不喜欢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南北统一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本行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关于这半年士兵生活对他的影响，他在后来提及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只提了半年七斤半(步枪)的高个子青年，竟然在多年后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

摘自《人物》2000年第8、9期，原载《毛泽东武略》一书引言部分，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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