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吗？
2032 人阅读 日期：2010-06-13 20:59:08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页。。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二】“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62页。“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组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印行，第13-15页。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页。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4页。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的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郭冠英：《完满的结局——李震元陪张学良纪实》，〔台北〕《传记文学》第81卷第5期。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四】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
(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
(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未刊。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 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 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 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 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页。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中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时写道：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事略稿本》(11)，第550页。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镇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更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434页。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参见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它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中日关系史料》，第1页。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81页。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中日关系史料》，第12页。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317页。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79页。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中日关系史料》，第21页。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冯玉祥当时亦是“不抵抗主义”的创意者之一。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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