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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蒋介石从一支烟判定毛泽东是厉害角色


1021 人阅读  日期:2010-01-06 07:30:44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核心提示: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本文摘自《史间道》 作者:朵渔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气愤地说:“自从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1945年,美英苏在雅尔塔“密约”,让外蒙独立以换取前苏联出兵。蒋经国到前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1945年8月9日,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指的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

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国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一面电告中央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要求苏军严肃纪律。苏军答复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在德国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日本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系统的军队原地驻防,不得独自行动。朱德则拒绝这项命令,并特别声明解放区军队有参加敌人受降及各项国际会议的权利。

日本投降后,“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深深下陷”的蒋介石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以德报怨”的演讲:“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亲历者忆抗战胜利:不相信,感觉时间停止

一位年逾八旬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冷欣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毛泽东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国:“我们建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现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论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后来有人将此向梁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曾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他用了四个字:“轶群绝伦”。有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答曰:“差远了!”

蒋介石: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两天后,毛泽东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转天,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泽东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于是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美国在谈判期间保证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尔利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

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请张申府吃饭,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毛泽东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张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1945年刚胜利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论语》杂志149期载:“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一副流传的对联《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

《论语》刊载民谣以讽法币:“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5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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