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同为思想家，毛泽东与鲁迅看问题都很深刻，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毛泽东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鲁迅则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互相神交：毛泽东与鲁迅

鲁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反映，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正由于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决定：一、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有关禁止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这是鲁迅先生最后的照片。在上海八侨仙青年会所举行的"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的会场内，黄新波等木刻青年在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黄新波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起来的版画运动的健将，后来成长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杰出代表性画家，广东美协的首任主席。10月14日，广东美协举办大型展览"黄新波艺术纪念展"，上海鲁迅纪念馆专门发来贺电。自左至右:鲁迅先生、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与他促膝长谈，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毛泽东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还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演讲，被陕北公学学员汪大漠记录下来。汪大漠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4个“伟大”、9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同时，毛泽东还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型，直径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型。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

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和运用

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第一次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1938年l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个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全部著作，因此对《鲁迅全集》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那里。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他又拿出鲁迅的书读起来。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毛泽东一边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边自言自语道：“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20来页书读完，才去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便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以阿Q不许人家揭他的疮疤，但他斗争起来也算英雄的性格，比喻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赞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特别指出：“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在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毛泽东还非常喜爱鲁迅的旧体诗。鲁迅的诗歌揭露黑暗，歌颂光明。毛泽东曾热情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盯梢》里有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沙》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但从词律的音韵来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便将“从”字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改正。

在推崇鲁迅的同时，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的某些不足。1939 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新中国成立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鲁迅)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鲁迅活着会怎样”

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地谈及鲁迅的时期，而他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的杂文。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33个题目”。“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传说，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可能这篇讲话是个缘起。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毛泽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鲁迅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起来，作为推行崇拜毛泽东的工具。

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这天，《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的题目是《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其中说：“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无疑是把“古史现代化”，让今天的人感到啼笑皆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指出：“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说鲁迅“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是荒唐不已，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政治气氛。

舆论把鲁迅打扮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而实际上，毛泽东却是鲁迅的真正“知音”。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编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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