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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